村里两个老支书，年轻时都很风光，如今老了后的境况相差太大

前几天回老家，一进村口就看到几个老人坐在大枫树下晒太阳。走近一看，范伯和君哥竟然也在其中。

这些老人里，年纪最大的当属范伯。也看得出来，范伯虽然年龄最大，在老人中的地位应该最高，大家隐隐以他为尊的样子。

我赶紧走上去逐一和大家打招呼，老人们也热情地给我回应，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散给大家，还不忘热情地给大家点上火。

毕竟，在我小到后来的外出求学，这些老人都或多或少有恩于我，再不济，他们也曾在我小时候给过我一些欢乐。

老人们都活了一大把年纪了，虽然对我的热情挺满意，也随口说着一些感谢的话，但内心应该还是相当平淡的。

只有一个人不一样，那就是君哥。他竟然站了起来，伸出两只手颤巍巍地接过我的烟。我给他点上火后，他干瘪的嘴唇里竟然还冒出“谢谢你还瞧得起我这老头子”这样的话。

我和大家打了个招呼后，就继续往自己家走去，老人们在身后继续说着，偶尔发出一阵哄笑。

看到老人们的这一幕，尤其是范伯和君哥，我不由得想起了很多很多……

范伯和君叔，他们俩身上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那就是都曾经当过我们村的支书，而且还干过很多年。

范伯年龄更大，从大队就开始当支书，后来改成了村，他还坚持到了90年前后。他“退休”后，接任者就是君哥。

可以说，范伯和君叔身上的烙印很相近，都是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人。相比起来，范伯更是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老家，君哥则在前些年去沿海走了一遭。

但从他们俩如今老了之后的情况来看，他俩在村里、在乡亲们眼里的地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只说个人的养老情况，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先说说范伯，说起来，他这个人在我们全公社、或者说全乡都是很有名的。

出生在三十年代的他，从小就是积极分子，十来岁就跟着大人们在老大队参与一些公家的事，十六七岁就入了党，再大一点就成了支书。

范伯没有读什么书，却不妨碍他“知书达理”，尤其是他在演讲方面，更是附近几个村里有名的“好口才”。

因为他虽然没有上过学，却很喜欢读书，小时候就到处找人借书看，不认识的字要不就去请教别人，要不就“念白字”。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能出口成章。

范伯当支书的时候，最开始还是搞集体，我们当地又是出了名的穷乡僻壤，但范伯在处理公事上从来没有受人诟病过。

据说当年大队要安排一个老师，刚好他的儿子上过高中，在所有人眼里，这个老师的名额就理所当然非他儿子莫属。

可出乎意料的是，范伯还是提名了其他人，对方是个寡妇的儿子，读过几年书但比不上范伯自己的儿子。

范伯的儿子很生气，但范伯却说：你如果不是我的儿子，这个老师自然非你莫属。既然你是我的儿子，就要做好吃亏的准备，人家寡妇的儿子比你更需要那个名额。

这件事，也不过是范伯几十年支书生涯里微不足道的一次。对他来说，自己当了支书，就得一心为公，自己可以吃点亏，但决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

到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宣传“要想富，先修路”了，我们村上刚好被大河“隔绝”，春夏两季河里涨水了，我们村就成了孤岛。

为了改变这个落后面目，范伯决定带着大伙修一座桥，在动员大会上，范伯甚至明确地告诉大家：

这应该是我给集体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不管怎么也，也一定要把桥修好。至于修桥搭路这么大一笔资金，大家都可以放心，我以几十年的清誉做担保，绝不会多拿集体一分钱。

范伯的话大家确实都相信，为了筹集资金，村上就决定出售集体林场。

依旧是范伯的大女婿，他是我们当地多年做木料生意的人，自认为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自己肯定是第一人选。

但范伯依旧是对儿子说的那番话：你是我的女婿，就是半个儿子，别想着占集体的便宜。

你做木料生意在行，我确实不阻拦你参与，但你要参与就不能这么卖了，那得大家一起来投标。

这是我们当地的第一场投标活动，参与的人不少，最后虽然还是范伯的女婿拿到了林场，却多出了原本挂牌价格的一倍。

女婿很是埋怨范伯，认为这个老岳父太不讲情理。林场的价格也不是你定的，当时所有乡亲都凑到一起商议好的价格，直接卖给我也没有人能说你营私舞弊。偏要多出来拍卖这一处，弄得我多花了那么多钱。

范伯反倒很高兴，逢人就说这个拍卖搞得好，今后再有集体资产出售就都得这么搞。

别以为范伯先是不让自己的儿子当老师，后来又不肯把林场卖给女婿，就是他瞧不起读书人。

相反，范伯还特别重视这一块。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范伯就在村上提议，只要我们村的孩子能读书考出去，考上中专的奖一百块，考上大学的奖励三百块。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重奖。

也是在这个氛围的熏陶下，我们村的人在读书上确实表现得不错，先后有五六个考上了 中专，后来考上大学的就更多了。

而我虽然比较晚一些，却也是拿到过范伯提议的那笔奖金里的一个。

那座桥前后花了两年时间才建好，两年来，七百多个日日夜夜，范伯几乎每天都扑在工地上。就算中间停工，他每天也得去工地上转几次，还说一天不瞧瞧熊丽就不踏实。

有了范伯的坐镇，大桥顺利了建好，我们村交通不便的面貌彻底改变。当时已经是91年，范伯决定“退休”，很多次在开会的时候和乡亲们说：

现在是新社会新气象，我这个老古董的思想跟不上潮流，再让我当支书，就会耽搁地方的发展，我也成了地方的罪人，即使不是我的本意，我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

但大家都不愿意啊，范伯对我们村来说就是一块招牌。平常或许还不觉得怎么也，但突然间要换个支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范伯辞职的事从年初开始说起，直到秋收完了才真正实现。还是大家都明白他是铁了心不管事了，于是才选了另外的支书，也就是君哥。

范伯和君哥交接的时候花了三天时间，把自己手上的账簿经济来往甚至多年来的白条，一分一厘地交给了君哥。

甚至还让君哥给他写了张收条，证明自己从今往后和公事没有一分钱的牵扯。

君哥虽然我们叫他哥，但年龄却比我们大了十几岁，如果只说年龄，完全是和我父辈相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