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阎恩兰五姐妹一纸诉状将中央文献出版社告上法庭。

五姐妹诉称:

200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其出版的《真实的毛泽东》一书中,借用主席之口称阎又文为特务且“很坏”,诋毁了父亲的名誉,要求对方在国家级媒体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抚慰金等60万余。

阎恩兰五姐妹是傅作义秘书阎又文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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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又文1962年48岁时去世,而48年后他的女儿又状告知名出版社,这里面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何玄机?

此事一经媒体报道,立即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

要知道,中央文献出版社那可是国家级的专门负责文献材料出版的权威专业机构。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阎又文到底是不是特务且“很坏”?法庭最终又是如何判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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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按角色行事。阎又文一生充当过多重角色,演绎了精彩纷呈而又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今天我们就从阎恩兰五姐妹起诉的那件事破题说起。

  • 作为秘书:为傅作义捉笔痛骂毛泽东引公愤

北平和平解放后没几天,2月2日傅作义携他的左膀右臂副手邓宝珊和秘书阎又文一起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

一见到主席,傅作义就诚恳道歉,称自己有罪,主席却夸他“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但在介绍到阎又文时,主席笑着说道:

“你就是阎又文吧,你的那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很不错啊!”

听到这句话,阎又文很尴尬,而傅作义心里更是凉透了。

主席说的那篇文章,就是傅作义授意、阎又文执笔的、被称为“讨贼檄文”的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阎恩兰五姐妹诉状中所说的就是这次会见中发生的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得从三年前说起。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已升任第12战区司令。老蒋把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划归傅作义部受降,意图挑起其与八路军的冲突。

1946年1月,国共签署停战协定后,国民党军队仍然不断向解放军进攻,傅作义为了抢夺地盘,挥师东进,进犯八路军在平绥线上的解放区,双方爆发了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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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察晋解放区首府张家口面临着敌军的东西夹击,为改变不利态势,中央决定发起大同战役。

此时狡猾的老蒋又把大同划给傅作义,使其倾力相救。

在华北关键的大同-集宁战役中,傅作义以劣势兵力,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全力攻打集宁,击败了占绝对优势的华北野战军。在战略上形成主动,遂与占领承德东线的老蒋嫡系孙连仲部,从东西两个方向形成对张家口的夹击之势。

张家口是解放军所夺取的唯一省会城市,是当时晋察冀军区首府,对于华北地区来说,打通了张家口这条线,也就拥有了军事上的黄金分割点;谁掌握了张家口,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华北地区作战的主动权。

1946年8月底,为了拿下张家口,老蒋将陈诚调往前线,亲自坐镇指挥作战。晋察冀军区也得到了中央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张家口。聂荣臻总指挥亲自制定作战计划,在怀来一线部署兵力,抵御国民党军队在东部地区的攻势,一度在东线的怀来、保定地区歼敌近2万人,成功延缓了孙连仲部的进攻锋芒。

此时,西线的傅作义却作壁上观,他在等老蒋给的筹码。

眼看自己的嫡系可能交代在张家口,老蒋坐不住了,也不再纠缠担心傅作义做大做强,于9月下旬给他发来命令,令他指挥自己的12战区加入张家口战役。

这时傅作义的主力大约有7万多人,大多集中在集宁一带,而解放军部队在张家口沿线可调动的兵力为20万左右,当张家口东部地区与陈诚作战时,对于西部刚刚取得了胜利的傅作义部的警惕明显降低,同时,又缺乏具体情报,导致我军守城部队无法预估其行进路线。

傅作义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佯攻和突袭的办法,2万乔装的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兵力薄弱的张家口。等到华野回过神来时,傅作义部已然即将对我军完成合围。

不得已,华野报经中央同意撤出张家口。

张家口保卫战,我军20万败给傅作义7万人,他怎能放过这个邀功请赏的机会呢?

大同战役取胜后,傅作义就喜不自胜,他找来自己的“笔杆子”阎又文,交代他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那封信在阎又文的出色发挥下,极尽嘲讽、挖苦毛主席之能事,大涨傅作义所部士气,同时,把内战的责任也推给了中共。

1946年9月20日,傅作义部队在《奋斗日报》上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就被南京《中央日报》进行了广泛的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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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毛主席在看到阎又文的这篇文章之后,笑得很开心,还称赞写这篇文章的人思路很好,很会找角度,文笔上也很有造诣。他下令《解放日报》也进行全文转载,并表示要“奇文共赏”。朱德还要求晋绥和晋察冀两个军区向连以上干部宣读。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大官兵的极大愤慨,他们一致表示要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解放成果。

因为是在攻占张家口之前所写,尚有“半场开香槟”的嫌疑,等拿下了张家口后,傅作义又将这封信随同战役报告发给了蒋介石处。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抨击毛主席的机会。

很快,这封公开信在国民党内部传播开来。

而在张家口得胜后,傅作义又在庆功宴上兴致盎然地发表了自己的胜利感言,并且还提到了此前自己连战连捷之时,让秘书阎又文写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这样,人们也知道了公开信出自阎又文之手,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 作为新闻官:围绕他,国共双方开始了明争暗斗

在张家口傅作义一战成神,更捞足了好处。

1947年底,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坐镇北平,经略冀、察、绥、晋北等地诸军事,不但有自已的20万嫡系部队,还手握华北地区40万蒋系部队的指挥权。

傅作义而此时的阎又文也因为代笔有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虽然仍是傅作义的秘书,但军衔已升至少将,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

在傅作义弹冠相庆的同时,中共则开始总结张家口失利的原因。

李克农语气沉重、一阵见血地说道:

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不够重视。

恰好此时中央决定发动辽沈战役,要求李克农了解傅作义部情报,因为傅作义部如果出关增援,会对战局产生极大影响。

为了做好情报工作,中共中央情报部索性搬到了靠近西柏坡的河北省平山县东黄泥村,由此这个至今仍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开始了中共情报史上书写传奇的的历史。

当时,中共在傅作义身边有个内线,此时这条情报线从边保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由部长李克农直接领导,情报室主任罗青长具体联系。

l948年初,李克农找来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工作的王玉,派他进入北平联系这个内线,建立绝密单线联系,搜集战略层面的情报:

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和蒋的关系。

要获得以上信息,必须拿下傅作义的同乡和最信任的秘书阎又文,因为他是傅作义身边红人,已经进入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更重要的,他还是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每周六阎又文都会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可以说他是情报的集散地。

所以说,要搞到情报,必须搞定阎又文,要能参加招待会,必须阎又文点头,才能拿到国民党的北平机关报《平明日报》(阎又文是社长)的记者证。

不论哪种方式,阎又文那儿是必须要迈过的坎。

王玉还是第一次进入北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花了40两黄金搭上了傅作义的机要室秘书薛起禄,并通过薛起禄结识了阎又文。在薛起禄的帮助下,阎又文很爽快地给王玉办了一张《平明日报》的记者证。

这样王玉就可以持记者证参加新闻发布会,有关的绝密情报,就通过记者招待会这个最公开的场合,秘密传送出去了。

很快,王玉从内线处拿到情报,传回了消息:

傅作义与老蒋之间是有矛盾的,他对国民党的腐败非常失望,不太可能消耗自己的力量,去救援东北。

由此,中央决定先打锦州,截断东北敌军与关内的联系。

锦州战役期间,老蒋本打算让傅作义亲自指挥,傅作义果然极力推辞。锦州解放,成了辽沈战役取胜的关键一战。

1948年l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问题了。

中央最初的战略构想是:

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全部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解决傅作义集团。

李克农派王玉再次去北平,给他三周的时间,要求他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

一个星期后,王玉就从北平回到了东黄泥村,带回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宣告全面胜利,在沈阳解放的第二天,l1月3日,傅作义接到南京急电,赴南京参加最高军事紧急作战计划。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蒋介石还没有听到他的汇报,整个计划已摆在毛泽东面前。

这份情报的主要内容:

傅作义打算在平、津、唐地区和我第四野战军、华北部队会战,他正用他统帅的六十万军队做这样的部署和配置。这一仗打赢了,整个华北就是他的天下;这一仗打不赢,他考虑有两条退路:一是由塘沽从海上南下,与蒋介石在南方会合;另一条是退到绥远、河套一带,与马家部队会合,负隅顽抗。傅还认为我第四野战军进关不会很快,最早在1949年5月才能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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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份情报,促使中央对辽沈和平津战役战略不断临机进行了调整:

11月16日凌晨,中央军委突然作出决定,4时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令其“早日入关,防止敌人逃跑”,5时致电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以迷惑和稳住傅作义。为了同样的原因,对淮海战场上已经被包围的杜聿明兵团也暂缓攻击。

如果没有这些战略调整,那么傅作义有可能保存主力,甚至放弃平津退至南方,那将对全国解放进程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沾、天津的国民党军,阻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断绝了傅作义西逃之路,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

  • 作为最信任的人:他的一席话点醒梦中人

北平毕竟是古都古城,如果强攻,城内200万老百姓以及大量文物古迹将遭受灭顶之灾。中央的策略是争取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但中央深知,困兽犹斗的道理,何况傅作义并非草包,此时他手上还有60万军队,绝对不会轻易言败。事实果真如此。

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和之间,情绪极不稳定。一方面想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秘密谈判,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甚至拿着蒋的“手渝”命其南撤。

自从王玉和内线接上头,就会定时传回傅作义思想动态的情报。于是,根据内线情报,中央不断地调整策略,军事和政治手段双管齐下。

1948年12月17日,傅作义第一次派出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这次谈判因为傅作义“要价过高”而没有结果。

傅作义的想法是以自己的军队作为资本参股,建立联合政府。

12月22日,傅作义起家部队35军在新保安被歼灭,军长郭景云自尽。这等于砍掉了傅作义一条胳膊,他闻讯后非常震惊,情绪十分低落。傅作义最信任的人,一个是自己的女儿傅冬菊,另一个就是自己老乡兼秘书阎又文,他们连续十多天陪在傅作义身边,轮流劝说他不要放弃和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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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党中央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傅作义的名字也在其中.看到自己被列为战犯的消息后,傅作义抓起一把牙签,暴怒地塞到嘴里,狠狠地咀嚼.忽然他站起身,把桌子上的茶杯,文件统统横扫落地。

以后几天,傅作义整日愁眉苦脸,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坐卧不安,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高压,让他几近崩溃,他召回和谈代表,准备自行解除兵权,飞到南京去,同时让阎又文准备一份呼吁北平和平解放的声明。

但此时阎又文仍然不离不弃,反过来对傅作义进行了劝导,他对此提出一种猜想:

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谈,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

听了阎又文的话,傅作义醍醐灌顶。

不久之后,解放军密使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证实了阎又文的猜测。

这下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秘密和谈重新开始。

不过,为给自己留后路,傅作义还是有南逃的准备的。围城期间,东单公园的秘密机场停着一架飞机,随时都能起飞,另外,他还在天坛南门开辟过飞机跑道,准备修一个更秘密的机场。

此事被以《平民日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光人侦知,并及时将情报送出城。

当天晚上,一发炮弹准确地命中秘密机场的工地,爆炸声告诉傅作义:

“南逃是没有出路的!”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爱将陈长捷被俘。傅作义的退路彻底被截断,只能同意在和平协议上签字。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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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中午l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先头部队,列着整齐的队伍,意气风发地开进西直门,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 作为秘密党员:傅作义至死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其实,王玉单线联系的内线不是别人,正是阎又文。

阎又文1914年出生于山西荣河县荣河镇,和傅作义是同县老乡。1936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经老师介绍到傅作义手下做文书。因为有老师的介绍和同乡关系,阎又文的文笔又好,很快取得了傅作义的赏识,成为秘书,为傅作义起草各类讲话稿。

傅作义在担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和以后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期间都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互有往来。

1938年,傅作义向我党提出派一名政工干部,帮其建立政工机构。我党委派和他有同乡和亲戚关系的潘纪文到傅作义部,潘纪文因此和阎又文认识,经长时间观察后,将阎又文秘密发展为地下党员。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搞“摩擦”,潘继文被傅作义“礼送出境”,因事出紧急,没来及对阎又文作出妥当安排。

此后阎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成为“闲棋冷子”。直到李克农派王玉到傅部与其取得了联系,组织才唤醒了他。

为了避免暴露,王玉和阎又文实行单线联系,而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中央社会部的王玉、李克农、罗青长,再往上,则是周恩来、毛泽东。

其实,当傅作义要求他写致毛泽东的信时,阎又文两难之下只好请王玉向中央请示。

周恩来指示他:

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国民党报纸曾说到,傅作义手下有文武两员干将,武将为董其武将军,文将就是阎又文。

当然,周恩来这么做,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阎又文。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的身份并没有公开。一方面,傅作义的嫡系董其武仍然控制着绥远,尚未参加起义;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傅作义的情感。

此后,阎又文又利用与傅作义的关系,为绥远起义做了大量工作,最后达成的绥远和平协议上,代表国民党部队签字的正是阎又文。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着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董其武所部改编为志愿军第23兵团入朝参加机场建设,阎又文也随部赴朝参战。

归国后,他被已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点名调到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

阎又文工作能力较强,也还算年轻,时任局长屈健几次想发他成为党员。但上级组织和阎又文均没有任何回应,这让屈健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1958年,在水利部的一次支部大会上,组织才宣布:

从今天起阎又文是党员。

在这之前,上级组织特意让阎又文找傅作义谈话。考虑到傅作义的个人情感,当时阎又文以征求意见的口吻询问:

“我想入党,你看怎么样?”

傅作义对此非常支持。

虽然傅作义解放后知道了女儿傅冬菊的真实身份。对于女儿的“出卖”,他难以接受。而对于他极为信任的阎又文,直到他去世,他都从未想到过,并且也不知道阎又文竟然也是一个“卧底”。

那时的阎又文虽然有了党员身份,但他的事迹仍然无人知晓。

1960年,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时值60年自然灾害,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压力可想而知,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罹患食道癌去世,年仅48岁,留下六个子女,最小孩子仅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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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世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敬赠挽联“阎又文委员千古”,《人民日报》发表简短讣告,农业部撰写碑文:

“阎又文同志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阎又文的真实身份还是没有公开,甚至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不清楚,他只是临终前嘱咐妻子丁宴秋“有事情找组织”。

1993年,阎又文二女儿曾经的领导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在任《平明日报》记者时,曾和阎又文多有接触。那年他遇到了曾经的同事王玉,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后人。

王玉先长叹一声,对他说:

“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

1993年5月31日,农业部给阎又文6个子女就业的单位分别发去公函:

“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

王玉还写了一篇回忆录,发表在《国家安全通讯》杂志上。

这是首次对阎又文身份进行披露。不过这份刊物是内刊,社会上对阎又文身份仍不知情。

1997年播出的电视剧《第二条战线》,把阎又文描写成了一个反面人物。

罗青长看到这部电视剧后,心情无比沉重。他认为一个为国家解放作出过卓越贡献的红色特工不应该再遭受这样的委屈,于是立即动笔写了一篇《丹心一片照后人》纪念阎又文的文章,发表在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上。

文章中称:

“我的战友阎又文是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

此时已距北平和平解放48年,阎又文已去世了35年,傅作义将军也已去世15年之久。如果傅作义将军得知此事的话,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也许是对阎又文宣传不够,200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真实的毛泽东》一书,书中收录了《记忆深刻的两件事》一文,文中写道,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前的一天,把警卫叫到身边并叮嘱“注意傅作义的那个秘书,这个人很坏,他是国民党的特务”。

先是热播电视剧把阎又文当作反角,后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称他为“特务”,而也因父亲“历史不清”,阎恩兰姐妹深受影响。恰巧,2009年北京市档案馆举行展览,展出的“北平和平解放史料”上,阎又文、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被认为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肖像放在显著位置,才有了2010年五个女儿起诉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事。

对此,中央文献出版社认为,其主观上不具有侵害名誉权的过错,不同意赔偿。

最终,法院经审理,判决中央文献出版社立即停止销售《真实的毛泽东》一书,并赔偿五位原告三万元精神抚慰金。

阎又文不愧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更是值得后世敬仰的党员楷模,他“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