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西康省成立，蒋介石和刘文辉的斗争延续到了闭塞的宁属地区（现凉山和攀枝花）。各自在宁属的核心地西昌成立了代理行政权，代表蒋的是西昌行辕，军事上用以制衡代表刘的宁属屯委会，以图控制西康，及监视云南的龙云。
自成立来，行辕与屯委会互相攻讦，礼尚往来，不遗余力。行辕禁止的，屯委会就默许。行辕禁烟，结果宁属各县处处种、县县种，无论彝汉，无论官商人人种，到处罂花一片。
宁属地处边区，交通不便，历史上形成了坐霸一方的势力派，如冕宁的邓秀廷，礼州的孙子汶，会理的苏绍章，德昌的张汉壁，盐边的葛荫堂，盐源的张玉麟等。他们有武装，可以左右当地政局。
行辕和屯委会各自与这些地方的实力派关系错综复杂，屯委会拉拢靖边部司令邓秀廷，行辕就拉拢副司令孙子汶（彝名：斯兹伍各），打击邓秀廷。
西昌行辕的主任是中将，下面的组(处)长、政治部主任原只是上校级，后来都晋升为少将。再下面的科长，室主任、政治大队长等是上校，其余中下级人员和勤杂工都各有军阶。官兵最多时达一千余名，成为蒋中央在西康官僚机构中最大的一个。
名义上蒋驻宁属的部队如36师、72师、第十一补充兵训练处、空军六站、宪兵营、31集团军办事处等都受其节制，实际上它都管不了，刘文辉驻西昌的411旅(后改136师)更不受它管。
1939年，西昌行辕成立后，主任张笃伦，字伯常，湖北孝感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和刘文辉有同学之谊。1932年前后，他在南京行政院任参事时，曾兼任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驻京代表。后来出任陕西汉中专区专员。
1939年元月，西康正式建省时，蒋派他为中央代表，到康定为刘文辉等宣誓就职进行监誓。他和刘系上层人物多有交往，因此重庆行营主任张群保荐他担任西昌行辕主任。
来西昌时，年纪不过五十左右，身材较魁伟，白白胖胖，留个小平头，喜穿黄呢军装，一口浓重湖北乡音，他说“打日本”，听起总是“打二本”，他和家眷住在城内北街后营巷口。
去行辕上下办公或参加群众大会，爱骑匹骡子，只带一二护兵。和刘文辉在西昌最高代表人杜履谦的派头完全两样，杜每天从双槐树到大水井屯委会，去来都是坐四人抬官轿，马弁前呼后拥一大帮。
大水井
张在西昌也喜和地方名流交往以及诗词唱和，颇得一些人的好感。西昌师范校教师两次被地方军殴打，师生都集队去向他请愿求其主持公道。
1943年9月，行辕特务营一个姓曹的排长，带了一排人到德昌阿月沟砍柴，被人打死并将其二十响德造快慢机手枪一支拿走。据砍柴士兵说，他们曾看到几个彝人从德昌方面来，向北方去了。估计打死曹排长大概可能就是这几个彝人干的。
“御林军”的军官被人杀害，并抢去了手枪。行辕主任张笃伦听到报告，拍桌大叫:“这还了得！”。他对地方政府机关宁属屯委会也不打声招呼，就命令行辕特务营营长、他的湖北同乡张超德为前敌指挥，率领全营进驻河西(盐源县盐中区署所在地)，负责调查肇事彝人。同时并令32补训处陈德昌营接受张超德指挥，开赴黄联关待命。
阿月沟距河西还有四、五十里，打死曹排长的又是过路彝人，怎么去调查法呢？张超德在河西住了一天，无从着手，只得去找盐中区署，区长给他建议说，只要用“放报口”的办法就可能有人来告密的。张超德采纳了这个意见，立即写出《报口通告》四处张贴。
那时，屯委会正在盐源北部进行“打巴哲”的军事行动，李仕安（彝名：格尔甲佳迪曲）作为屯委会边防处科长，也被派去参加。在打下曾家湾，罗洪阿什子表示接受投诚条件后，李仕安提前回了西昌。
屯委会扩张势力的方式是，以负责彝务的名义，在各个势力所不及的彝族地区划分指导区，然后派通彝晓汉的人去当区长。李仕安毕业于黄埔军校，又世代是彝族安卓土司家的师爷。所以理所当然的被委为忠良指导区区长，此时，距被委任已有八个月，应该去上任了。
国大代表：李仕安
但李仕安没想到刚回西昌就发生了曹排长被打死这件事。屯委会为了维护它办理彝务的职权，在行辕的事上硬插一脚，硬要派人参加行的查缉凶手工作，并且就是指派李仕安去。
李仕安拿着派令去到行辕，张笃伦说他已经接到屯委会的电话，欢迎李参加。但张说:张超德从连长升营长，在西昌住了四五年，已经熟悉彝情，不用担心。只是陈德昌营长是初到宁属的，情况不熟悉，要李去黄联关指导陈营。
李仕安回屯委会把这个情况向负责人汇报后，他们分析张笃伦不让李去河西张超德处的原因，是怕李干扰他们的行动。故叫李仕安要相机行事，力争主动。
李仕安骑马去到黄联关，见陈德昌营部门口贴有一张《报口通告》说:兹有行辕曹排长被人杀害，如有知道凶手是谁者，希来本指挥部密告，定当从重论赏。后面写明指挥部住河西崔家营。
李感到这个问题用这方法调查，不对。本想立即去河西找张超德提出意见的，但陈德昌这个河南人很直爽，他看了行辕介绍李仕安来的通知，一定不让李走。说到军校:同学，他就更杀鸡招待了。
那天晚上，李仕安想到用“放报口”这个落后办法来办理人命案这件事，翻来覆去兴简直不能入心睡。第二天一早，李仕安同马夫在街上随便吃了点东西就直去崔家营。
张超德与李仕安是认得的，一见面张超德就说: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张主任的电话指示只有四个字:“剿杀勿论”。张超德还说已经命令陈德昌营立即开赴指定地点准备战斗，李仕安问他详细情况如何？张超德说:老兄来此是客，不必操心，就在指挥部一同行动就是了。
李仕安找了个谷草堆，痛快地睡了一觉，醒来，叫马夫给他留下条被盖，把马骑回西昌，并把情况向屯委会写了个简要的报告。
张超德忙了个下午，黄昏时陈德昌也来了。李仕安借口要去找个老百姓背行李，让他们好谈话。这里正在派不给钱的民夫给部队抬担架。一个姓崔的中年人听说李仕安要给钱，立即答应了他，于是把被盖交给他用背筐装好。
李仕安去向张超德说:张主任给我的任务是同陈营长行动，我还是同他一道好。于是就同陈回到他的营部，由于部队立即要出发，所谓的营部也只是在一个农家的院坝里，摆了一张方桌，安了几条长凳而已。
张超德下达的命令，先头部队是下午六时正出发；陈营紧跟张营部队前进。张营的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过了约四个小时才走完，直到晚十点钟陈营部队才出发。陈德昌决定把营部走在最先头。在昏昏的月光下走了两三个钟头，沿一条小径上坡，从灌木林走进大松林，李仕安才看出他们已经爬上牦牛山的脊背，并正沿着山脊向南前进。
天将拂晓，前面传来了“原地休息”的口令。那时正走在一个丛林里，看不清四面的地形。陈德昌是抗日前线回来的老军官，富有作战经验。他说:不行，应选个好地形才休息。
于是又前进了约一里路，走到了一个比较开阀、没有隐蔽的垭口停下来。陈德昌让第一连进到营部前面约五百公尺的地方休息，然后才传令后面的连“选地休息”。
刚坐下不久就天亮了，前面又传来了口令:“就地造饭”。这时李仕安才问陈德昌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陈说:有个叫崔麻子的来告密，说是杀死曹排长的彝人是——他摸出拍纸本念给李仕安听: 是魏家坪的马无理、马失格。
陈德昌很风趣地说，看来这次彝人要打输了，你看:一个“无理”,一个“失格”。给李仕安背被盖的崔大爷听了，插嘴说:人家一个叫马乌尼，一个叫马矢格，哪里是无理失格啊。
陈德昌问他，你怎么知道？崔说:魏家坪是出名的种烟地方，我们每年都要去那里赶烟会。今年崔麻子包了儿块地的烟，把割完，背兜就背走了。前不久马乌尼还到崔家营来找崔麻子讨债。我们都是熟人哩！
陈德昌和李仕安反复问了一些情况，才知崔麻子原本是个无业游民，这次他告密，目的是要赖马乌尼的欠帐。陈和李听了，面面相觑，都没有说话。
部队吃了饭很久，很多士兵都呼呼入睡了，前面才又传来“继续前进”的口令。又走了约一个小时，张超德来了手令:
一、先头部队已到达魏家坪，并已将该村包围，
二、希你营用急行军速度跟进。
正午十二点，前面的枪声响了，李仕安同陈德昌走得气喘嘘嘘，在魏家坪北面山脊的一个小平地里找到张超德。张超德指引他俩看了地形:魏家坪是牦牛山西坡半山上一个椅形平地。前临雅砻江，后靠牦牛山。小坪中心有一个零乱的集居村落。村子外围筑有几座土墙碉楼，看来是为了防止冤家袭击的。从村口下到江边是一条小谷，两侧是划一层黑压压的松林。从自然环境看，这儿倒是个很幽静的地方。
那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村里的男女正在日午当天的阳光照耀下为鸦片烟锄草，忽然南面山林里发出几粒信号弹。随着就是机关枪、迫击炮齐向他们射来。这些人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拿起锄头就往家里跑。年轻人拼命冲到村子，据几座碉楼对那些从山上进到坪缘的军队还击。
土碉楼
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御林军”和32补训处的新兵，不知道彝人的枪法厉害，开火不到二小时就被放翻了十几个，因而就不敢向村子逼近。战斗就相持下来。
入暮后，张超德组织了一次总攻，迫击炮，机关枪、掷弹筒，打得山摇地震，村里的屋子、土碉已被击中好几处，彝人还是顽强抵抗，只好暂停攻击。但是整个夜晚还是枪声不绝。
到了第二天拂晓，张超德再次组织总攻，先是一阵迫击炮的集中轰击，几乎已将整个村庄炸平，然后进至村缘又是一阵重机枪和掷弹筒的集中射击，最后在一阵手榴弹爆炸之后，在毫无回击的情况下进入了村房。原来才是彝人们早已弃村逃走了。
天明后，张超德命令部队进行搜山，在离村西半坡没有好远的丛林中搜出老弱妇孺三十余人。在清扫战场中看到好些地方都有斑斑血迹，但一具遗尸也未发现。从俘虏中得知，尸体和伤员都由青壮年男女背走了。
约到正午时分，隔部队仅约四五里的山下丛林中升起缕缕青烟，俘虏们一下子都痛哭起来。他们说，这是在火化尸体了（彝人火葬）。
由河西派来的八十名民夫，除了抬运死伤士兵派走了差不多一半外，还有四十来人，张超德叫他们把彝村里可以拿走的东西统通拿光，然后就宣布胜利班师。
张笃伦的第四个儿子张宏基刚由中央军校毕业回来，本来还未安排工作，但因他没有看到过打仗，也来参加了“实习”。从第一枪打响后，他把轻重机枪、掷弹筒，样样都打了个痛快。最后，他还亲自动手，带领士兵把这个已被二百多发迫击炮弹，五六百发手榴弹和几万发机步枪弹打得破破烂烂的村房，挨户放火烧了个干净。
班师时陈德昌营担任押解俘房、护送伤员和搬运死尸直回西昌。李仕安却被张超德留下同他一道。黄昏时分，指挥部退到三家村。
三家村是牦牛山西坡半山的一片村落。这儿四面都是彝家住户，只有平坦地上住着十几户汉家。他们种有十几二十亩水田，住房也是汉人的格调。
张超德虽然一举摧毁了魏家坪，但对于打死曹排长的凶手是否已被打死，不得而知。虽然俘获了几十个妇孺，但手枪还无下落。这如何回去交差呢？
晚上他向李仕安说出了这个心事，要他帮他想个办法。商量的结果，决定找个彝人去魏家坪打听个下落。经过当地汉人的推荐，第二天一早就找来了马家住在这里的一个百姓头人。李仕安把他招呼在一边，把情况和意图告诉了他。他答应回家说一声就起身，不管好坏第二天晚上一定回话。
第二天黄昏他果然回来了还带了一罐酒，说是魏家坪彝人送李仕安的。他打听到的情况是:
1、那天马乌尼、马矢格都不在家，十多天前就过河到沈博子家参加调解纠纷去了。
2、这场战役魏家坪彝人一共被打死打伤男女老幼十二人。
3、打死曹排长和抢劫枪的事绝对不是马乌尼他们干的，因为如果抢到了二十响手枪，一定会四处炫耀，绝不会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4、魏家坪的人已开始返回老家搭草篷，准备耕耘好鸦片，明年重建家园。
李仕安请他喝了酒去后，张超德把崔麻子叫来问，这时李仕安才发觉崔麻子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他一口咬定他曾在马乌尼家看到过二十响的手枪，甚至说彝人都是维护彝人的，去调查情况的人也是马家的百姓，他说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最后一句，张超德觉得说得也很有理。
部队几百人在三家村住了两天，不仅对附近彝家是鸡犬不留，就连汉人的几条耕牛也被“中央军杀来吃了。理由是:能够同彝人住在一起的，当然都不是好汉人。
在魏家坪时崔麻子就叫抬伤兵的河西民夫回去说:中央军根即就要打铁匠房，叫亲友们快到铁匠房来搬东西。在三家村休息时，崔麻子向张超德说:铁匠房的马老四是马乌尼，马矢格一家，可能马乌尼他们已逃到那里，他劝张超德应在铁匠房住一夜。本来三家村一天就可回到河西的，但因崔麻子这个建议，张超德走到铁匠房就住下了。
部队刚到铁匠房，河西的老百姓一二百人，有的背竹筐，有的拿扁担，也来到这里了。铁匠房彝族头人马老四，因与别人调解纠纷过河去了，由他的儿子(一个结实精干的矮个子)出来支应。既打牛（宰牛），又杀猪，用最高礼节接待了众人。
但是第二天早上，河西那些百姓还是夥着军爷们把全村的东西，连石碓窝也背走了。这时，崔麻子又向张超德说:彝人是最爱“打送队"的，应当把马老四的儿子押走，不然我们拿了他们的东西，他们会纠集人枪来“打送队”的。张超德听了又觉得说得也很有理。于是在主人很客气地送客人出来时，就被士兵把他捆绑押走了。
在从铁匠房回河西的路上，张超德向李仕安说:乱子越闹越大，回去如何交差呢？李也为他发愁。
说来也凑巧，部队刚到河西区署(这次，张超德把营部住在区署里)，曾在屯委会边民训练所受过训的彝人沈忠、肖凤鸣派人报密来了。来人说:打死曹排长的是住在羊圈门的马尔兹和肖纳甲，曹排长的枪也在马尔兹那里。他们说，只需张营长带一个连或者一个排去，有了行辕这块招牌，他们愿意协助部队把事情弄清楚。张超德因连连上了崔麻子的当，不愿轻易相信，不表态。
沈忠弟兄和肖凤鸣都是被邓秀延驱逐上牦牛山的人，和李仕安都很熟，马尔兹、肖纳甲却是归用邓秀廷的。他们虽住地相连，但隔阂很深。李仕安怕沈忠他们报密不确，特叫来人到外面去细问。
这个来人说他到过西昌，是认得李仕安的。他说:肖纳甲、马尔兹和属下四个人去德昌走亲戚回来，路过阿月沟时，有个军人坐在路口抽纸烟，见了他们就要搜查他们的背蔸，说是检查鸦片。他们不答应，这个军人就从腰间刷出了手枪。他们四人也都是带有枪的，肖纳甲的属下手快，一枪把曹排长打倒，马尔兹的属下顺手就把曹的手枪捡起。
那儿是一片深林，他们曾看见有些兵在砍柴，怕听到枪声来追，他们就离开大路往山上爬。当时他们以为打死的是保安队或24军拦路抢人的滥兵。
晚上，他们回到羊圈门就大吹特吹，不到一个时辰，他们夺得二十响手枪的消息就传遍全村了。现在知道打死的是行辕的官，枪也是行辕的，要想拿到西昌去交，又怕追人命，不交出来，全村都知道了的事，早迟是要传到西昌的，一定隐瞒不了，为此很发愁。
李仕安听了这些过程，觉得合乎情理，想到“相机行事，力争主动”，就去向张超德详细说明这些情节，并向他说:带一个连去，错了我负责。
李仕安认为只要他去就可以起到支持边训学员，打击附邓彝人的作用。张超德拉着李仕安一起去与张笃伦打电话，并特别要李仕安同听张笃伦的指示。
他汇报完情况后，只听张笃伦大声地下命令说:“好，带两个加强连去，把牦牛山给我闹翻！”第二天一早张超德又带了两个加强连重上牦牛山，直指羊圈门了。沈忠、肖凤鸣带了几十号人枪在村外里许狂呼高叫，迎接部队。
因为他们已经假传行辕的命令在今晨一早把肖纳甲、冯尔兹两个村子抄虏了。但是据马尔兹和肖纳甲的家属说:他们听到风声不好，于昨夜就带着手枪到甘相营找邓司令官去了。
当天，部队就在羊圈门住下来，接受了沈忠、肖凤鸣一餐杀猪，一餐打牛的招待，所有官兵都欣赏了道地的“坨坨肉”。
虽然没有捕捉到凶手，但事情已经查了个水落石出。张超德高兴之余想到“把牦牛山给我闹翻”的指示，决心带上这两个连沿牦牛山北上，绕道大桥区署住了一天，对附近几十户西番人家，小事打搅，表示他已踏平了牦牛山，然后，洋洋得意，胜利班师。
魏家坪的彝族妇孺和马老四的儿子被押到西昌后，屯委会认为这是地方事务，要行辕交地方处理。张笃伦感到，这次他指挥张超德所干一连串的盲目行动，疯狂地烧杀捆掳了牦牛山脉二百里的彝村，自己也不免有些尬尴，也就顺水推舟，把“祸事”扔给屯委会，并装腔作势地给屯委会下了一纸官样文章“务将杀害曹排长凶手，归案法办。”
过了不几天，邓秀廷通过他的西昌办事处把枪交还了行辕(凶手就没有说了)一场风波就告平息。李仕安同张超德由大桥回西昌，由于忠良区几个月没有区长，小荞窝的垦民与彝人发生了纠纷，李仕安就急急忙忙走马上任去了。
后来听说，屯委会对马老四的儿子和三十多个妇孺，不是同情他们无辜受害，资送回家，而是将他们关押了几个月才由他们的家族出钱赎回去。
对于这次事件，有人曾企图替行辕和屯委会开脱罪责，轻描淡写地说:屯委会在这件事情上得了一次意外财喜，张笃伦干了一桩猫儿翻菜板的蠢事。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夫妇来西昌，即调张笃伦去继任重庆市长，后调任湖北省主席。
蒋在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