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伦理的世界性：《西方道德哲学通史》新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馆举行。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小文，上海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任小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双利分别发表会议致辞，复旦大学教授邓安庆，复旦大学教授吴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林晖、复旦大学教授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双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等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活动，共同围绕新书内容中涉及的全球伦理规范秩序瓦解后的世界伦理重建问题展开讨论。
“伦理的世界性：《西方道德哲学通史》新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系列一改传统哲学史的写法，首次尝试写出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哲学史，系统论述从古希腊至当代的西方道德哲学，包含各主要流派及其进路，同时揭示不同时代的道德哲学与社会历史进程和伦理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探究伦理道义的实存机制，发掘道德哲学谱系中使人成为人、使人生活出人性尊严与卓越光彩的规范性价值与原则。
《西方道德哲学通史》，邓安庆 主编，商务印书馆2024年1月版。
活动现场，邓安庆阐述了《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的写作结构及导论卷的必要性。他认为道德是有时代性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道德，从“正义、爱与自由”的结构性关系，可以让不同时代的道德相互贯通。这些规范的伦理依据就是“道义实存论”的存在机制，以此进行伦理学研究，能够解决目前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江从阐释学意义上说明了公共理性的几点价值：作为能力是阐释的前提；作为集体无意识遗传的观念系统是阐释的必要前提；是公共空间发挥作用的基础、阐释有效性的标准。
用正义、爱、自由三大关键词概括西方哲学
在第一场专家学者发言环节，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从书中的伦理、道德和德性，德性论、道义论和功利论，正义、爱和自由这三组概念出发，探讨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重要性，并从时间性维度指出伦理学需要重视伦理与宗教和法的关联。陈家琪表示，“黑格尔讲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什么是特殊性？国情、文化、国家、人民、历史的特殊性，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找到它的普遍性、特殊性的一面，实现了，就成为个体性，那是很漫长的过程。我们几乎看不见，但是理论上是这样论证的。”在陈家琪看来，“道义”这个词是一个中国概念，“一方面，就社会而言，伦理、信仰、法是维持一个社会秩序很重要的维度；第二方面，就个人来讲，有伦理、习俗、道德和德性；第三方面，就社会结构而言，我认为‘他律’‘自律’，还要强调一个‘自治’；第四方面，习俗和后习俗的理性思维才有伦理学，我希望这个关系里面，在中国加上一个前习俗、习俗、后习俗，这样就带有了时间性。”
浙江大学教授庞学铨认为，邓安庆以新的存在论、道义实存论的伦理学重构了西方哲学和伦理学，建立起一个哲学伦理学的体系，可以说填补了国内外伦理学哲学通史研究的空白。庞学铨指出，“伦理学内部区分了存在之‘道’与伦理之‘义’。存在之‘道’就是道德形而上，是人类共存共处的伦理的‘道’，伦理的‘义’涉及人的行动，是所有实存的关系，是伦理的‘道’落实为人的行动原则，从而使伦理的‘道’具有伦理学的意义。所以伦理之‘道’表征的伦理统一性，伦理之‘义’表征了道德的多样性。道义实存论伦理学区分了伦理的统一性和道德的同样性，又在道德多样性当中来明察贯穿其中的伦理的统一性。”
《苏格拉底》（1971）剧照。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真进一步展开讨论了书中后习俗责任伦理、责任和理欲等观点，并就当代哲学对道德与伦理二词的使用与书中所做区别提出了商讨。关于后习俗责任伦理的概念，在陈真看来，“就是通过对习俗之道德进行反思后所建立的理应之伦理，这是哲学家所追求的伦理，也是人类所应追求之伦理。后习俗的责任伦理与思想可以追溯到柯尔伯格的儿童心理学，柯尔伯格认为儿童的道德发展可以分为前习俗、习俗、后习俗三种不同发展水平。邓安庆认为，如同柯尔伯格的儿童心理学可以给一个成长中的个人指明其道德意识发展的方向那样，后习俗责任伦理学也可以给成长中的国家伦理，指明其通过学习而具有一条通向人类普遍能力的自由与正义的康庄大道。因此，后习俗责任伦理既是个人伦理、道德前人生长成熟的自然进程，同时也是习俗伦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自主反映、协调并自我革新，从而迈向自由伦理的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谢地坤提出，该系列将古希腊的正义、中世纪的爱、近现代的自由三种原则通过形而上学的生存论与伦理学的规范性方面结合在了一起，而这正是伦理学所面对的难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荣指出，该系列体现了伦理学的总体视角，细致辨析相关概念，并结合历史的视野与理论的分析。书中用正义、爱、自由三大关键词概括西方哲学，值得深入探讨。
从神到人的秩序演变，对现代伦理学和规范建立至关重要
在第二场专家学者发言中，北京大学教授韩水法认为，邓安庆基于“道义实存论”提出的伦理学理论，深具哲学深度，探讨了从神到人的秩序演变，对现代伦理学和规范建立至关重要。书中对伦理规范的历史与实践基础的讨论，为解决如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困境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规范设计。韩水法说，“道德也好，伦理学也好，道义哲学也好，从历史来看，在中国和西方都是一样的：最早是神的历史，或者人以外的历史，慢慢地发展到人的历史……从神的次序到人的次序这样一个西方道德的历史，再到现代次序。因为是人的次序，所以这个次序就更加多元，更加纷争不断。把它理出来以后，对我们现代的伦理学、人的次序或者规范的建立，实际上是有巨大的意义。”韩水法指出，当下世界各国要制定人工智能的道德伦理规范，但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人自己的道德规范五花八门，根本达不成共识，你用哪些意见、观念输入到人工智能里面去？但这个问题现在还是个问题。”
复旦大学教授汪行福认为，邓安庆通过对自由、正义、爱三个核心概念的阐释重新定义了现代伦理学的框架。汪行福指出，“后习俗伦理”是现代伦理的关键转向，“（邓）安庆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强调现代伦理次序必须要有一种后习俗伦理的意识。‘后’这个概念不是时间概念，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伦理品质，一种反思的、批判的、自觉的伦理品质，所以，‘后习俗的伦理’要超越习俗伦理随大流、服从等东西，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反思。”汪行福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现代伦理要有反思的意识，这个反思的意识类似于‘二阶’的规范，就是规范的规范。习俗的规范是大家在接受规范，但还有个规范的规范。二，学习的概念，人类通过各种各样的灾难、痛苦，同时在困境面前集体学习的概念。我觉得这样，后习俗理论如何置后，多少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落脚点。”
《苏格拉底》（1971）剧照。
复旦大学教授王金林认为，《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系列兼具历史深度与哲学高度，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工程。他指出，“道义实存论”提出了一种以历史与哲学为基础的理论建构方式，回应了虚无主义与道德危机等现代伦理学核心问题。王金林以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中讲到的一山之存在为例，“……说这座山的存在，在何时向何人显示自身，是向生于斯长于斯的农人，还是向到这里游玩的游客，还是向到这里进行科学工作的科学家？他的回答非常干脆，叫‘all and none’（全部和无）。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生动，山的存在，这些人都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但所有的这些人都不可能垄断或者说独占这座山的存在，这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之所以谈这个存在，实际上是把原来彼岸的超越性，拉到此岸当中来，保持空灵。……一旦我们陷入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路数当中，超脱存在之外、寻求存在的根据，不论这个根据是什么，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还是尼采的‘权力意识’，你都会使整个丰富的世界恶意狭窄化，这实际上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孙周兴认为，该系列在试图结合“实存论”与“存在论”的尝试中展现了原创性。他指出，在技术统治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伦理学概念需要接受新的考验，书中涉及的哲学框架为理解技术世界中的伦理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戴茂堂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了邓安庆的伦理学史研究，指出邓安庆为伦理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戴茂堂建议，进一步区分伦理学与法学的规范性特点，并进一步明确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理论基础，加强对其核心概念的系统阐释。
在第三场专家学者发言中，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王恒从列维纳斯视角探讨“道义实存论”，强调理解哲学家的问题而非仅学习概念。复旦大学教授郝兆宽认为，邓安庆的理论在全球伦理基本原则的探索中具有重要意义。郝兆宽从逻辑学的角度，类比了“道义实存论”与逻辑学中具体原则与逻辑本身的关系，强调了在实存世界中寻找的共存相生之道的重要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应奇认为，该系列勾勒了从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再到伽达默尔的哲学链条，但仍需补充在后海德格尔时代如何告别海德格尔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付长珍着重讨论了伦理学面临的全球化和科技挑战。付长珍指出，“道义实存论”可为理解中国伦理学的重建提供新的思考维度，而中国伦理学也可为其提供另一种支持。
记者/何安安
编辑/宫子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