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一代新风的传记经典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新版赘言
朱东润所著《张居正大传》完成于1943年，初版于1945年。是现代以来诞生的第一部新型的张居正的传记。当时，学界为古代人物撰写大型传记的实践还不多。朱先生职任文学系的教授，撰写古代人物的史传，打通了文史畛域，而且采用了新的写作方法，是一件开风气的事。中国文化传统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历史上，许多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都堪称上乘的文学作品，因而《史记》被赞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甚至《汉书》文章之美被称赞为可以下酒。朱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无论从史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都是堪称经典的佳作。
朱先生熟读中国经典，深入研究过中国传统的传记，出版过《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传记文学与人格》《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等一系列专著。但是，作为一个眼界开阔、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不墨守中国的传统，而是要吸纳新的知识，引进新的方法，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作品。他说，“史汉列传底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底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底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底时代过去了”，而 “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底进展。我们对于古人底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底前途”。他“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底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 他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许许多多优秀的人物传记，分析其得失，汲取其优长，“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初版序）
他归纳，中外好的传记都有一些共同点特点：历史场景的复原，细节精致的刻画，鲜明的人物个性，既有文学性，又要忠于史事，避免不实的夸张颂扬。而作为大型人物传记最重要的是全景感和历史感。他从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得到启发，认为它“打开‘现代传记文学’底局面”。其中不仅描写了女王的生平、她的家庭、朋友和各阶层的人物，而且 “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
那么，作者选择什么主题去实现他“替中国文学界斩伐荆棘”的雄心壮志呢？
作者曾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底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底生活，都是传记文学底题目。”但是作者选择了张居正，因为他影响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个时代。他说“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底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作者不满足于塑造一个随手拈来的人物形象，而是要从大处着眼，深入解读一段历史。
但是，作者却发现，通过写作张居正的传记去实现其文学使命，具有极大的困难：“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但是关于居正底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底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 “说少了，他们不会明自；说多了，他们会嫌烦凟：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而最重要的，“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这许多困难底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底缺乏。”可以设想，在当时正处于举国抗战的艰难时刻，作者又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大后方，生活异常艰苦，图书资料极为匮乏，必然更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作者以勇毅的担当精神，以止于至善的态度，以严谨的学风和顽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张居正大传》。读者会从全书的篇目设计、材料的取舍、史实的准确、制度考究、细节的刻画、语言的处理等等方面，看到作者倾注的精力和心血。他说“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作者自谦说“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但我们在《张居正大传》中看到，作者既高屋建瓴地审视了历史，又游刃有余地驾驭了文字，从而为现代传记的写作树立了一个典型，开辟了一个新的生面。就是 “大传”二字的使用，也是朱先生“援经入史”的创造。自那以后数十年，也确如先生所展望的，“只要传记文学底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
作者所做的是斩伐荆棘的工作，他引用《法显行传》把自己的写作，比作一个求法的圣僧：“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惟有踏着前人底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底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他又把自己比作引进传记文学新法的园丁： “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先生的筚路蓝缕、福荫后人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大传》的主人公张居正，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了解明代史特别是明代中晚期的历史，绕不过张居正。张居正自隆庆元年二月进入内阁后到万历十年六月病逝，在明朝政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万历头十年间，作为年仅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的帝师和内阁首辅，其地位举足轻重，成为没有宰相之名的真宰相，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政绩。但是，张居正一死，万历帝就开始了对他的清算，以至于削其官秩，夺其玺书，褫其诰命，几至于剖棺戮尸。张居正的名誉一旦完全翻转。他最为人诟病的是所谓“夺情”，被指责违背礼制、贪恋权位，而没有离职去为父亲守丧；他死后，还有勾结中官冯保、阴谋挤走首辅高拱，二个儿子中进士涉嫌舞弊，乃至奢侈、跋扈等等也被揭出。而张居正被之所以清算的要害，如明人沈德符说，则在于“要挟圣主，如同婴孺”，将自己视同于摄政大臣。（《万历野获编》卷九，三诏亭。中华书局1959年2月第一版，第一册第228页）终万历之世，举朝没有人敢于为张居正辩白。万历帝死后，廷臣对张居正才“稍稍追述之”，于是“复故官，予祭葬”。崇祯年十三年，礼部尚书李日宣上书说：“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任劳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富，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算是完全恢复了名誉。
然而一些人，特别是张居正的乡人，对张居正偏爱有加，把对张居正的评价推到惊人的高度：“高皇帝为生民以来未有之神圣，开天而作君；太岳先生为生民以来未有之异人，中天而作相。”（万历本《张太岳文集》凡例，第八叶。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太岳集》，1984影印本）及至清代，更有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一，蔡瞻岷曰，）新史学的开山梁启超先生则说：“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这些评价语出惊人，但显然有失敦厚平允了。
朱东润评论前人对张居正评价时说，“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最善意的批评，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他认为，这种评价或带感情色彩，或以偏概全，大有可议之处。朱先生认为：“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它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无疑，朱先生是考察了张居正的全部史实，考察了张居正那个时代乃至于整个明代历史才说出这番话的。朱东润先生通过《张居正大传》，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形神俱备的张居正，展示了一段丰富生动的真实的历史。朱先生对历史和人物的叙述是严谨的，论断是审慎的，虽然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仍然是可以凭信的。张居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的品格。他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既忘家狥国，遑恤其它！虽机穽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张太岳文集》卷三十，答河槽按院林云源为事任怨。）这些话，今天听来还是如同大吕黄钟般轰鸣，足以令人猛醒。这也是我们重读《张居正大传》现实意义吧?
朱东润先生不仅完成了一部《张居正大传》，也实现了他斩伐荆棘，开创现代传记文学新风的宏愿。后来人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打开园门的人”。今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将作者生前最后一个自定本进行整理编辑，重新出版《张居正大传》，再次把这部经典传记介绍给广大读者，做为研读历史，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读本，也借以缅怀朱东润先生的开创之功，是以赘言如此。
2020年7月22日
于北京昌平之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