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记得那个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刮着，屋顶上的积雪厚得能没过脚踝。
我趴在窗前，盯着院子里的空水缸发呆，心里想着一个七岁孩子能想到的唯一问题：过年了，家里到底还能不能吃上饭？
厨房里飘不出一点烟火气，母亲坐在灶台边，低头补着父亲的棉衣，针线在她粗糙的手指间来回穿梭。
她的脸被冻得发红，眼神空洞，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
“妈，咱家真没有粮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了什么。
母亲抬起头，手里的针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补衣服，轻轻嗯了一声。过了好久，她才说：“等你姥爷和舅舅来了，或许能给咱们送点东西。”可隔着几十里的雪路，他们能来吗？
父亲坐在炕头的角落里，一言不发，脸上写满了愁苦。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平日里话就不多，家里穷得叮当响，他更不知道该说什么。屋子里只有风吹窗户缝的声音，冷得让人想哭。
就在我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模糊的叫喊声，伴随着“嘎吱嘎吱”的雪地脚步声。
我猛地从炕上跳下来，跑到门口拉开门，一股刺骨的寒风卷了进来，吹得人直打哆嗦。
映入眼帘的是姥爷和舅舅，他们肩上各背着一个大口袋，脸上结着霜，胡子上挂着白气，整个人像从冰天雪地里雕出来的一样。
“姥爷！”我高兴地喊了一声，扑过去抱住他的大腿。
他的棉袄硬邦邦的，像冻住了似的。舅舅也笑着走进来，把肩上的口袋往地上一放，雪花四处飞溅。他喘了口气，说：“总算赶到了，差点在路上摔个跟头。”
母亲连忙迎上来，眼圈红了，嘴里不停地说：“爸，哥，这么冷的天，怎么还真来了！”
姥爷摆摆手，声音洪亮：“你家都揭不开锅了，我这个当老丈人能不过来？小雪妮儿（我的小名）还等着过年吃饺子呢！”
我站在一旁，看着母亲伸手去解姥爷肩上的口袋，眼睛里满是惊喜。口袋打开，里面装满了玉米面和红薯干，还有几块冻得硬邦邦的猪肉。那一刻，屋子里的寒冷似乎都被驱散了，连父亲的脸上都多了一丝久违的笑容。
姥爷和舅舅的到来，仿佛点燃了我们这个冷清破败的小家。但在那之前的日子，家里的穷困已经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老实本分，却总是被命运捉弄。
前年秋天，地里的玉米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泡了大半，收成几乎减了一半。
母亲本来在村里的一家小作坊干活，可后来作坊倒闭了，村里好多人都失了业。
那年冬天，家里几乎是靠着姥爷和舅舅接济才勉强熬过来的。
到了第二年，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了。
父亲借了点钱种地，结果夏天又遇上了旱灾，地里颗粒无收。
债主三天两头上门催债，父亲被逼得连话都不敢多说，只能躲在村头抽闷烟。
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头老黄牛，可牛卖了地就没法种了。
母亲一边哭一边磨破嘴皮劝债主宽限几天，但对方根本不听。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到了腊月，连过年的米面都成了问题。
那年腊月二十几，母亲终于忍不住了，给舅舅写了封信，托村里一个带货的商人捎过去。信里没写太多，只说了一句：“家里没粮了，孩子还小，实在撑不住了。”
姥爷和舅舅赶到的那天，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出发了。
舅舅后来跟我们说，那天风特别大，雪也厚，平时两个小时能走完的路，他们硬是走了四个小时。
舅舅年轻，体力好，走得快，姥爷却因为年纪大了，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歇。
“爸，要不您先回去吧，我一个人送过去就行。”舅舅看着已经满头大汗的姥爷，有些心疼地说。
姥爷倔得很，摇着头说：“那不成，我不亲眼看到我闺女过年能吃上一顿饺子，我这心里不踏实！”
就这样，他们一步一步地挪着，冒着风雪，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我们家。
姥爷的脚都冻肿了，舅舅的双手也因为长时间拎着口袋而通红，可他们谁都没吭一声。
姥爷拍拍舅舅的肩膀，说：“咱们家穷过来的人多了，苦日子都能熬过去，只要一家人齐心，啥都不怕。”
那个除夕夜，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一晚。
母亲用红薯干熬了一锅甜汤，又拿出姥爷带来的猪肉剁成馅，包了满满一锅饺子。
厨房里飘满了饺子的香气，我和舅舅蹲在灶台前，一边烧火一边偷吃热气腾腾的饺子。
姥爷坐在炕上，逗着我弟弟笑，父亲难得地喝了两杯酒，脸上都是红光。
吃完饭，姥爷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红纸包，递到我和弟弟手里：“这是姥爷给你们的压岁钱，别嫌少啊。”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张崭新的两块钱纸币，虽然不多，但我攥在手里，觉得比什么都珍贵。
夜深了，姥爷和舅舅没有回去，而是在我们家挤了一晚。母亲把家里最厚的被子拿出来，铺在炕上，烤得热乎乎的。外面依然是风雪交加，但屋里却暖得让人心安。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父亲借了村里的扶贫款，重新种上了地；母亲也在镇上的工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那头老黄牛也没卖掉，一直陪着我们家度过了最难熬的几年。
而姥爷和舅舅带来的那两个口袋，成了我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
如今，再大的风雪都吓不倒我，因为我知道，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再难的日子都会过去。那个冒着大雪赶来的背影，成了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火光。
“人这一生，最难的不是风雪有多大，而是心里有没有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