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政治生态与戏曲生态生成探略
李志远
摘 要：晚明政治生态是戏曲生态生成的重要生态因子。晚明政治生态主要表现为帝王政治理念的模糊与政治能力的低下、君臣之间犹如鸿沟般的隔阂、官员之间党同伐异的争斗连续不断、整个权力阶层的逐利与腐败让政府处于与百姓的敌对面和对内部民变与外部侵略的无能为力五个方面。这些政治生态因子对戏曲生态生成的影响，积极方面主要是为晚明演剧提供了相对优渥的环境、助推戏曲创作队伍的壮大和素质的提升、为戏曲作品提供了新鲜素材，消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戏曲作品的传播。
关键词：晚明戏曲；戏曲生态；政治生态；影响
作者简介：李志远，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4年第6期“戏剧学”栏目刊出 2024年12月28日出刊
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戏曲艺术，显然难以脱离社会政治生态的直接影响，关于此学界似已基本达成了共识，几乎在叙述所有的戏曲艺术发展阶段时都会把其置于所处的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空间之内。晚明戏曲生态的生成显然也与晚明时期的政治生态有着密切关系，如周育德在阐释昆曲与晚明社会政坛的关系时就称：“万历以来传奇创作热潮的兴起和明代晚期日益深重的社会矛盾的刺激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昆剧’的创作，正是与晚明政坛的动荡相呼应，以政治剧为开端的。”而就戏曲生态学而言，戏曲生态是指“戏曲艺术各组成部分在一定时空内适应外部环境而表现出的综合状态”，戏曲生态学强调的是“研究戏曲艺术各组成部分的构成、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同时还要研究对戏曲艺术发生直接或间接作用的外部环境的构成及它们对戏曲生态起作用的运行机制”。晚明政治生态是晚明戏曲生态生成的主要外部环境，其对戏曲生态生成的影响是通过其包含的各类生态因子所产生的。因而要探讨晚明政治生态对戏曲生态生成的影响，就需要首先明了晚明时期的政治生态具体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晚明戏曲生态的形成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尝试就这两个问题进行阐释，以期为戏曲生态生成与政治生态的关系解读提供学理性参考。
一、晚明政治生态的表现
政治生态是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个社会的政治关系状态，它与社会治理和政府功能的运转有着直接的关联。就晚明政治生态而言，应该说它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末世畸形生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晚明时期，政府有着明显的政治理念模糊与政治能力低下的状态
一般史学家在述及明代的政治体系与政府结构时，就会强调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因而废除了丞相制度而增加没有实际政府职能的内阁制度，内阁馆臣仅作为皇帝的顾问，但不掌握实际的政府职能。这样所有的最高行政命令皆出于皇帝，对明初勤于理政和具有较强政治能力的皇帝来说能够较好地把其政治理念贯彻下去，但到了晚明这种政府结构的弊端就被暴露了出来，以致影响了整个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的运转。
晚明时期先后由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位皇帝主政，他们在政治上都没有能够构建起良好的政治生态。
万历帝朱翊钧继帝位时年仅10岁，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间，在外有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辅佐，在内有生母李太后的严格要求，虽然政府运转多由张居正主持，但名誉上还是政出皇帝，政府职能相对能够较好地运转。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亲政并因各种原因对张居正进行清算，使得万历前十年相对较为平稳的政治生态陡转，特别是他想摆脱之前事事皆需张居正、李太后首肯才能行使皇权的形象，极力强化“事事由朕独断”。不过这并没有让他能够因权力在握而事事皆能英明独断，特别是约束的解除更让他变得随心所欲，致使除“万历三大征”之外，“由他决断的事却大多陷于失败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不顾朝臣的反对，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向全国各地派太监充任矿监税使搜刮民财，以践行其“天下之财，皆朕之财”的思想，且给诸税监较大权力，如《明史·高淮传》中称：“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但矿监税使给政府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远非万历所获得的财物可比，同时，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从起先找各种借口不视朝到后来干脆没有任何理由的不视朝，致使政府机构运转出现了“内阁惟叶向高，杜门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焕在，又兼署吏部，吏部无复堂上官。兵部尚书李化龙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户、礼、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温纯罢去，八年无正官。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过十人”的“曹署多空的局面。当然万历并非不知道矿监税使存在诸多危害，如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他病情突然加重时，就短暂把各地矿监税使召回并废除矿税制，且也迅速召集大臣交代后事，只是待病情好转后，依然是怠政和行使矿税。对于万历的治国，孟森称其是“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是为醉梦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入占辽、沈，明始感觉，而征兵征饷，骚动天下，民穷财尽，铤而走险，内外交乘，明事不可为矣”。陈梧桐称其使得“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行政效率极端低下”，“助长了官场的因循拖沓之风，为各级官吏的贪污纳贿、鱼肉百姓开了方便之门”。《明史》更评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泰昌皇帝朱常洛继承皇位后虽然颁旨废矿税、发内帑积银犒赏边疆兵将，也意图提振政府机能，但终因好色，在郑贵妃的算计下仅在位月余而宾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治国建树。随后天启皇帝朱由校继位登基，时年16岁，而于23岁即因病宾天。由于万历对立太子一事迟迟不定，直接影响到天启皇帝小时候几乎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以至孟森称“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朱东润称天启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因其少时在玩耍中度过，养成了其贪玩之性，如有称：“上性好走马，又好水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王体乾等每伺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传奏文书，奏听毕即曰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贤辈操纵如意，而呈秀、广微辈通内者亦如桴鼓之捷应也。”这样一个对治国理政完全没有能力也不感兴趣的皇帝，显然难以期望他能有好的政治理念，且任由政权旁落于内侍魏忠贤之手，以致连自己的后妃都无法庇护。
崇祯帝是依据明代“兄终弟及”的规定登上皇位的，起初力图革除各种政治弊端、整顿吏治，在用人方面提出了“先才后守”的方针，特旨提高行政效率，如称“近来人情玩惰，废弛成风……自元年二月为始，一切发行内外章奏，俱限十日内题复，该衙门仍各立考成，着实遵行，如仍前稽迟，科部互相查勘具奏”。但他过于急功近利，追求立见成效，致使一些政治措施起到相反作用，如裁驿之举本想节省开支，却造成“数以万计的驿站民夫因此而失业，迫使他们走上反叛明王朝的武装起义道路”。尽管他“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终因“用匪其人”“信任宦官”，以至“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
（二）晚明君臣之间存在犹如鸿沟般的隔阂
万历帝初登基因年幼且有对张居正知识渊博的崇拜，君臣在很多事情处理上政治态度一致，令晚明出现了10年的“万历新政”局面，政府运转相对较为顺畅。但随着万历对张居正的清算和奸邪之人的助推，从“争国本”开始，他迅速走向了与大臣相僵持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的建储制度。万历因长子朱常洛是李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所生，且宠幸的是郑淑妃，于是私心欲立郑淑妃所生的第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这遭到了众多朝臣的上谏反对，如《明史》称“咸执‘立储自有长幼’之旨，以责信于帝。帝虽厌苦之，终不能夺也”。君臣间历经15年的反复争论后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东宫。不过这场看似以臣胜帝败的争夺，加剧了万历厌见大臣的情绪。
泰昌因在位仅一个月，其与朝臣的关系可不计。天启从继位初多任用正直官员如刘一璟、周嘉谟、赵南星、邹元标等，君臣关系尚可，但随着皇权旁落内侍，君臣之间基本上没有了国家治理的对话。意图谋求中兴的崇祯皇帝从开始与朝臣合作除魏忠贤、客氏之患，这段时间被房光恒称是“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群凶，第一美政”，但随后却因“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且喜欢被表扬，讨厌被批评和逆耳之言，认为大臣上切谏是“欲沽名”，且“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
君臣之间的对立状态，还表现在万历时期有许多官员乞休或直接挂冠而去，对此阁臣叶向高曾言“近来挂冠径去者已多，虽明旨森严加以重罚，终不能禁”。据有学者统计，从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六年就有25人挂冠封印径去，既有内阁大学士如李廷机、孙丕扬，也有六部尚书如赵世卿、李桢、孙玮、赵焕、刘楚先、郑继之等。可以说这是君臣隔阂与对立关系最为直接的体现。文震孟曾言：“去者为荣则仕者不贵……夫天子之所以励世作人者，惟此爵禄名号，而致使角巾尊于冠冕，此岂清平之世所宜有哉！”显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所应有的现象。
（三）官员之间党同伐异的争斗连续不断
朝堂之上党争为常见现象，但至晚明却表现得异常激烈，可以置国家安危、人民死活于不顾，仅从党派利益与个人得失出发连续不断地进行内耗国力的倾轧。张居正逝世后万历朝是“朝臣部党角立”，“言官舍国事争时局，部曹舍职掌建空言，天下尽为虚文所束缚。有意振刷者，不曰生事，则曰苛求。事未就而谤兴，法未伸而怨集”，导致的后果就是“豪杰灰心，庸人养拙，国事将不可为矣”。天启年间起初是东林党大加整饬、清除异己，但从天启三年在魏忠贤的影响下顾秉谦、魏广微等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一个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集团便逐步形成了”，随后大批正直官员或被革职，或被残害，令晚明时期的政治生态进入至暗时期。崇祯朝清除了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后，大臣之间也是派系争斗不息，崇祯帝曾在御旨中明确称“分别门户，已非治征”，要求臣下化异为同、精诚团结。
（四）整个权力阶层的逐利与腐败，让政府基本处于与百姓的敌对面
从明朝正德年间开始，官员已经是以逐利为目的，如何良俊称：“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士大夫与官员皆以趋利为务，以致万历时官员周顺昌曾说：“最恨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由于从明中期官场延续下来的逐利习气及蓬勃的商业气息，晚明时期在万历贪财好物举措的带动下，官场是“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整个晚明时期政府职位的考察与铨选都处于一个相对糟糕的状态，是以“吏治日污，民生日瘁”。
（五）对内部民变与外部侵略的无能与无治
内部民变与外部侵略虽然不是必然的政治组成，但它们却是政治生态的产物又直接反哺政治体系构建。万历前十年因张居正的政治改革相对有益于百姓，较少发生民变，但张居士去世之后却是产生民变与被侵略的政治土壤。李文治称：“晚明民变在腐败的政治之下已经孕育了很久，神宗（1573—1620）的怠政聚敛，熹宗（1621—1627）的昏聩荒淫，法纪一天天地废弛，政治一团黑暗。内乱外患也交逼而来，兵戈不息，军费浩繁，加派重征，日甚一日。缙绅豪右又乘机渔利，在税役方面包揽诡寄，设法逃避，把一切负担都加在平民身上。特别是边陲的陕西，在政府忽视之下，豪右横暴，官吏贪婪，更是个无法无天的世界，民变事件就在这个贫困黑暗之区爆发了。”
从万历时期起，民变与外族侵略就已不断发生，如万历十四年（1586年）七月，河南滑县发生数千饥民抢夺商贾麦子事件，后被官军镇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武昌发生数千人攻击税监陈奉府打伤陈奉、击毙数名税务官事件，迁延一年多的民愤没有得到解决，且恶监陈奉还要逮捕为他们说话的好官，致使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二月数万名愤怒的民众冲击税务署衙，进而发展为整个湖广地区规模的民变。从此之后，民变不断零星发生，直至西北出现张献忠、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最终推翻了明王朝。
明中期东南沿海就不断有倭寇骚扰，到晚明时期外部侵扰又多了东北的女真人，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公开向明朝发起进攻并一举夺占抚顺，从此晚明政府因内部党争而无法在对待后金入侵上提出统一方案，致使战事节节败北。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全辽被后金攻陷，崇祯二年后金部队经漠南蒙古哈喇慎部的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等处南下，攻克蓟门、遵化、通州，直抵京师城下，后自主撤军；崇祯十一年（1638年），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的军队再次攻过长城逼临京师城下，并向南一路攻占至济南，然后折师北上攻占天津、返回辽东，整个过程势如破竹，明军毫无招架之力。最终明朝在被民变逼亡之后，李自成的农民政权和南明小王朝终被清朝军队荡尽而彻底被清朝所取代。
二、晚明政治生态对戏曲生态的影响
晚明政治生态可谓是从上至下都透露着畸形与末世气息，《明史》称崇祯“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但就是在这“溃烂而莫可救”的政治环境中，却让明代的戏曲艺术从前期的低落、中期的渐起而走向鼎盛。显然，晚明政治生态的畸形与该时期戏曲艺术的兴盛必然有着联系，而且政治生态对于戏曲艺术的兴盛状态形成有重要影响。就所查阅的现存晚明文献来看，晚明政治生态对戏曲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晚明政治生态为晚明演剧提供了相对优渥的环境
以回顾的视角审视晚明政治生态，史家“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近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让我们总会关注那个时期政治无作为及乱作为，造成了明朝政治逐步走向不复的地步。若是从一向被视作末技的戏曲艺术发展的视角审视晚明政治，似乎这一时期畸形的政治生态为戏曲搬演提供了较为优渥的外界环境。这一看似悖逆荒诞的关联，却有着深层的内在原因。
晚明初期张居正入主内阁辅佐万历的10年间党争并不明显，但朝堂之上也并非没有异见，如在父亲去世后张居正未能去职守孝引起了众多言官纷纷上疏予以谴责；另从张居正去世后接任的内阁大臣张四维、申时行以推翻张居正之政为核心，都可看出晚明初期只是因张居正的强势暂时遮掩了党争外显，整个晚明朝臣之间的倾轧式党争无时不在。无论是自愿置身于党争之间，还是被迫卷入，得失之间无疑都会令人神经紧绷。如何在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中放松紧绷的神经，如何在失利时掩藏期盼东山再起的意图，如何在复出无望时消耗壮怀，搬演戏曲无疑成为最佳选择。
考察晚明政治生态为戏曲搬演所提供的优渥条件，较为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员无论是在位还是致仕，都会借演剧侑觞以交往。这样的事例在晚明文献中可谓是比比皆是，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梁辰鱼完成《浣纱记》传奇后，“游青浦，时屠纬真（隆）为令，以上客礼之，即命优人演其新剧为寿”。可见当时出任青浦县令的屠隆，是认为搬演梁辰鱼新创作的戏曲作品是对客人的最大尊敬。姚旅《露书》载：“姑苏门子俱善吴音，有命以侑酒者，门子目目相视，莫肯先出声。一令见久相推拒，于所侍者怒命与板，才下一板，肉声沸发，满堂大笑，谓板善催曲。中郎曰：从来唱曲要打板。”此述虽有传奇色彩，但亦可看出时任吴江令的袁宏道与友人相聚是以唱曲演剧侑觞，且认为所有的姑苏人都应该会唱戏。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晚明官场中以搬演戏曲侑酒交往的惯例，他们给予了戏曲舞台创作的优渥空间。二是在位或乞养、致仕的官员多拥有自己的家乐戏班。晚明官员在位还是乞休或致仕归里，都乐于组建家乐戏班。对于这种现象，万历时人齐悫曾言：“近世士大夫，去位而巷处，多好度曲。”顾炎武亦言：“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国安得不亡，身安得无败！”可见士大夫无论是“任一官”还是“巷处”，无不喜欢戏曲。
一些正值壮岁的官员因党争等政治原因而退隐故里，他们更是需要借戏曲“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如钱岱闻张居正之言“兄真福相，老夫此位不久将属年兄”后而心惧乞归，时年仅44岁。他归里之后，以徐太监所赠四乐妓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包括13名女演员的家乐女班，《海虞别乘》载称：“（钱）岱有经世材，而不得施用，故以园林第宅、妙舞娇歌消磨壮心，流连岁月。”正道出了此类归里官员之所以蓄养家乐的真正内在原因。再如吴江派的领军人物沈璟，他因争国本上疏明神宗而获罪，从吏部员外郎贬为行人司司正，后因申时行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录取了申时行的女婿李鸿被弹劾而不得自白，于是就辞官归里，时年仅37岁，开始了“屏迹郊居，放情词曲”“并蓄声伎”的生活。同时，一些年老致仕归里的官员也依然蓄养家乐戏班以遣岁月，这在晚明两位曾官至内阁首辅并顺利致仕的王锡爵、申时行身上都有体现。
（二）晚明政治生态助推了戏曲创作队伍的壮大和专业素质的提升
由于明代权力下移和教育的普及化，晚明约有50万生员和监生这一庞大的政府官员后备军，但晚明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官员的年例考察与铨选，无不牵涉到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即使是优秀如汤显祖者也因得罪张居正多次应举而不中，直至张居正逝世后的首次应举才高中。铨选时的党争影响更大，如戏曲作家叶宪祖在天启年间对魏忠贤阉党迫害东林党人黄尊素深表不满，为表支持就将爱女叶宝林嫁与黄尊素之子黄宗羲，与其结为姻亲，因此而得罪阉党，虽然在天启五年考选时因知新会县政绩较著而“考上上，注拟台省”，但“魏忠贤忌其为黄尊素姻娅，左迁大理评事，转工部主事”，次年再因嘲讽为魏忠贤建生祠而被罢职。一则应科举者多而中试者少，一则居官考选多为党争所左右，无论何种，都令一些有才华之人无法于国家治理上安心一展雄图。于是，不得中试者甘心以山人自居，与被党争排挤者或看到政治险恶而自乞归养者一起都成为“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之人，“多以有用之才，寓于声歌，以纾其拂郁成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也”。从对晚明戏曲作家的生态分析可知，戏曲文学创作队伍中可知身份者中仕宦占有较大比例，如影响较著的汤显祖及吴江派众成员即是典型代表。这些因政治生态的畸形而导致仕途不顺的戏曲作家，他们不仅从整体上提升了晚明戏曲文学创作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从整体上引领着晚明戏曲发展的方向，特别是沈璟，虽然其戏曲文学成就不如汤显祖，但其在戏曲艺术的规范化、格律化、程式化方面，显然对晚明及之后的戏曲文学创作都有着重要影响。
同时，他们对表演队伍的壮大与戏曲舞台创作水平的提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从仕途退隐归里者多会组建家乐戏班，以满足自娱及交往的需要。家乐主人多会用心对家乐成员进行培养，或是如顾大典那样亲自教习家乐成员，或是请戏曲教师教习家乐成员，都能够培养出一些表演技术较好的演员，以扩大、充实晚明戏曲表演队伍。如天启年间曾投靠魏忠贤阉党的朱国盛和刘光斗两人的家乐戏班，都盛极一时。朱国盛，号云来，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因天启年间得交阉党而迅速从工部郎中升至太常寺卿，在崇祯初年清除阉党时因有同乡钱龙锡庇护仅被革职罢归，归里后就组建家乐戏班。刘光斗，字晖吉，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天启年间结交魏忠贤阉党，南明小王朝时结交马士英任言官，入清后降清，他的家乐戏班令人啧啧称赞。张岱曾在《陶庵梦忆》中对这个戏班赞誉有加。尽管难以完全统计出晚明家乐戏班有多少演员，不过据刘水云研究称“一部家乐由十人以上组成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家乐繁盛的晚明及清初时期”。晚明时期的家乐戏班有201个，即便以平均每部家乐10人计，可知晚明家乐戏班就培养了2000余位戏曲演员，而且其中多有表演技艺比较高超者。关于此，潘之恒《亘史》《鸾啸小品》中所载多有。
他们在职业戏曲演员或乐妓提升艺能方面也有很大助益。如浙江慈溪人姚宗文，字益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他在仕官过程中一直处于奸邪之党中，先是以浙党代表联系宣党、昆党与东林党斗争，天启年间投靠阉党，崇祯初被论劾罢官。他是否有家乐戏班，暂未考知，不过据张岱称：“朱楚生，女戏耳，调腔戏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盖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尝与楚生辈讲究关节，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戏，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于此知他不仅精音律，还帮助调腔戏演员朱楚生提升艺能，以至朱楚生的戏曲搬演能力即便是昆山老教师也“断不能加其毫末”，可见姚宗文对朱楚生的帮助有多大。另如潘之恒所述：“徐翩，字飞卿，一字惊鸿，别号慧月，行大，居旧院。……鸾生初与之昵，为之迁其居。同时就四师授以艺：字则周公瑕；琴许太初；诗陆成叔；曲朱子坚。翩少曲姿琴韵，遂以诗擅场。”可见潘之恒对徐翩戏曲技能的培养，并非仅仅局限于戏曲，而是同时请人教习字、琴、诗、曲，以令其得到全面发展。
（三）晚明政治生态为戏曲创作提供了新鲜的素材
就晚明政治生态对戏曲创作素材选择方面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是出现了一批以党争事件及所引起的社会重大事件为题材的时事剧，而就这类时事剧所涉及的具体题材类型而言，又可类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当时官场上忠奸斗争为主的时事剧，这一点于揭露、痛击天启年间阉党恶行的剧作尤为明显，现今能考知的就有10余种。如张岱《陶庵梦忆》称：“魏珰败，好事者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扬台，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是秋，携之至兖，为大人寿。一日，宴守道刘半舫，半舫曰：‘此剧已十得八九，惜不及内操菊宴、及逼灵犀与囊收数事耳。’余闻之，是夜席散，余填词，督小傒强记之。次日，至道署搬演，已增入七出，如半舫言。”从张岱所作《冰山记》的上演情况来看，这类剧作能够在观众中引起极大反响，而且在得到更为知悉魏忠贤之事者的反馈后，修改后的剧情更为丰富，更能揭示出恶人魏忠贤的罪行。
二是以晚明民变为素材的时事剧。以民变为题材创作的时事剧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1.以地方民众反抗局部政治黑暗、横征暴敛的事件为题材。如税使孙隆在苏州向商户征税激起纺织户民变，冲击税务府衙，打死了一些税务官，孙隆因侥幸逃走才幸免于难。这次富有正义与传奇色彩的民变，当时就成为《万民安》《蕉扇记》等戏曲作品的题材。2.以晚明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由于晚明政治生态畸形的加重与腐败的加深，土地兼并、税赋重和旱灾、蝗灾不断，百姓难以存活，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政府暴政。如李自成带领起义军反抗明王朝的事件，就成为晚明戏曲作品的重要题材，如沈嵊的《息宰河》、朱葵心的《回春记》即是。不过这类戏曲作品中，起义军多是作为被正面歌颂坚持卫城护百姓的清官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3.以辽东抗击后金入侵之事为题材。面对后金（后改国号为大清）的入侵，晚明朝臣由于党争而一直处于消极抵抗，到崇祯年间外侵与农民起义并发，加速了明朝灭亡。天启、崇祯年间的辽东战事，多被用作晚明戏曲创作的背景素材，如范世彦的《磨忠记》传奇虽以揭露魏忠贤之阉党恶行为主，但亦表现了努尔哈赤入侵与明朝将领毛文龙、熊廷弼率军抵御之边事。
当然，晚明政治生态对戏曲艺术不仅仅有正向的助益作用，也有反向的阻碍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戏曲作品传播方面。虽然晚明有些官员因受党争影响而乞休或致仕，或被革职为民，归里后会组建家乐戏班进行戏曲创作，或者交往时借搬演戏曲以侑宴，这些都促进了戏曲创作与传播。但晚明的戏曲创作存在“以院本为戈矛”的现象，这必然会影响戏曲文学作品的传播。如汤显祖曾称：“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于时也。”可见正是因为其时的政治影响，汤显祖的第一部戏曲作品《紫箫记》未完成就匆忙付印，表面看来似乎是政治生态助推了该剧传播，内里却是因该剧未经细细打磨质量欠佳而影响其传播质量。再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岁丁酉，冯开之年伯为南祭酒，东南名士云集金陵，时屠长卿年伯久废，新奉恩诏复冠带，亦作寓公。慕狭邪寇四儿名文华者，先以缠头往，至日具袍服头踏呵殿而至，踞厅事南面呼妪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语相向。次日六院喧传，以为谈柄。有江右孝廉郑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传奇，名曰《白练裙》摹写屠憨状曲尽。”该作品同时把年近望七的王穉登和年逾耳顺的马湘兰“串入其中，备列丑态”，致以“次年李九我为南少宰署礼部，追书肆刻本毁其板”。
同时还会影响到戏曲作品的搬演传播，这一点在阮大钺身上表现最为明显。如韦佩居士在《燕子笺序》中评其是“介处、白处，有字处、无字处，皆有情有文，有声有态，以至眉轮眼角，衣痕袖摺，茗椀香炉，无非神情，无非关锁”，在金陵应试的士子曾特命戏班搬演该戏，且“方度曲，四座互称善”。但就是这样的戏曲作品，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复社发布《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钺事件发生后，即出现了“柳岸花溪澹泞天，恣携红袖放灯船。梨园子弟觇人意，队队停歌《燕子笺》”。可见正是复社与阉党残余之间的斗争，使得当时较受观众欢迎的《燕子笺》搬演传播受到严重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晚明近乎畸形的政治生态作为晚明戏曲生态的外部生态因子，分别从不同方面对戏曲生态生成起着重要影响，几乎涉及了戏曲艺术生产的各个环节，从戏曲人才培养、戏曲文学创作到戏曲舞台搬演、社会传播等环节都受到政治生态的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戏曲艺术潮流方向和决定着单部戏曲作品的艺术生命。
(责任编辑 薛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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