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心可诛。
但凡有外敌入侵，我中华儿女总会同仇敌忾抵御外族，这便是中华民族能够传承泱泱五千年的原因所在。
19世纪30年代，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骑肆意践踏我中国领土的时候，全国上下，从军人到普通老百姓，从政客到小商小贩，无数爱国人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筑起了一道抵御外辱的钢铁长城。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和当时旧中国执政者的蒋介石，还在做着他独裁统治的千秋大梦，闭口不提抗日之事，甚至为了他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惜对日本人低三下四，尤其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面前，竟然选择与狼共舞，在国际舞台上与日本军国主义大秀“蜜月”之事，自导自演了一部东郭先生的闹剧。
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又一反常态地说出了最狠的话，尤其是在1941年之后，他开始竭尽全力地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抗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最终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了中国的土地。
就在此时，很多人都发出了同样的惊天一问，蒋介石之前对日本人的亲密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之后对日本人的死战又到底是被逼还是无奈呢？本来如此简单的两个问题，但当它发生在蒋介石这样一个政治家的身上之后，便成为了两大历史谜团。
因为很少有人能看清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
蒋介石 资料图
抗战初期，蒋日之间的“蜜月期”
1927年8月，蒋介石为迎娶宋美龄曾到日本拜望宋母倪桂珍。他在日本期间密会了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日本军政首脑，以谋求日本对他本人以及北伐的支持。
田中义一向蒋介石表示：“北伐军不应急于北上，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共产党，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中国南方，共产党就会重新崛起，日本对此不会袖手旁观。因为一任共产党在中国蔓延，不但有碍日本的在华利益，还会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政治倾向，从而危及日本的国体。”力量十分有限的中国共产党，竟会危及到日本的“国体”，难道在那个时候日本人就非常看好共产党？
其实，田中义一的真实意图是：倘若北伐军顺利北上，很可能危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所以，他希望蒋介石“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
但是，蒋介石却表示，“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因为“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他希望日本改变对华政策，放弃支持军阀张作霖——“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
虽说蒋介石此次密会日本军政高官，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有投敌叛国之嫌，但却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上并没有表达出明确的态度。
1935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刚刚召开完遵义会议，彻底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中央红军正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的时候，中国的东三省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热河一线已经沦陷，日军进占华北的大门已经打开，由于淞沪抗战不够彻底，长江流域已经有了日本驻军，全国沦陷危在旦夕……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政府竟然开始陷入了集体的逻辑混淆之中，竟然对日本人战术性的“亲善”行为敌友不分，尤其是蒋介石竟然对日发出了《敌乎？友乎？》的疑问。
就在中国老百姓还对蒋介石这种生涩难懂的宣言不解其意之时，日本人反倒是立刻捕捉到了其中的“善意的真诚”。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立刻在会议上对蒋介石的“真诚”表达了“善意”，提出了“不威胁、不侵略”的对外关系原则。
之后，在蒋介石的邀请下，双方开始了密切的外交活动，尤其是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更是为改善中日关系大造舆论：“日华两国有此共识，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轨，我们将为此而感到欣慰。”
一时间，似乎蒋日两国之间的蜜月期已经到来。难道是真的已经健忘到了对日本铁骑侵我领土、辱我国民，这些近在眼前的事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蒋介石为何总是要相信来自日本的“善意”？这到底是策略，还是幼稚？亦或是不够自信呢？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资料图
在抗战中从未苟且的蒋介石也会充满矛盾和困惑
毫无疑问，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历史证明，至少在八年抗战之中，他从未有过苟且的行为。
可是，在抗战真正全面展开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他在面对中日问题时确实是充满着矛盾与困惑。
蒋介石曾悲观地认为：日本从发动攻击到致使中国的许多城市沦陷，最多不过10天，而中国政府一旦与日本绝交，也许日本会在10天之内便可以使整个中国沦陷。为此，国民政府决计是不能在这个时候与日本为敌的。
蒋介石的特点是，乐观的时候把自己想得过于强大，比如他认为在第四次“围剿”中，用半个月的时候就能消灭整个中共和红军，可是在他悲观的时候又把敌人想得过于强大，认为日本人是可以在10天之内使整个中国沦陷。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绝对不是一个庸庸之辈，反而是具有超凡军事才能之人，不然也不可能在那个极其能考验一个人的才能的时候，做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位置上。可是，他的这种思维却总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真的是所处的位置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显然，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人时，起初还是过于高估了对方的实力，于是在两国关系上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分析。
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当时的日本就像是一匹饿极了的狼，他们在面对一块肥肉的时候，虽说会故作一下姿态，但却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而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此时还在幻想着与狼和平相处，通过对话交流使其放弃对这块肥肉的垂涎欲滴，或者是通过某种平等的方式来共享这块肥肉。
蒋介石 资料图
1935年3月，关东军谋划了他们对华北的政策，企图策动“华北自治”，而所谓的“华北自治”，就是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之下，令华北五省建立起与日本“有实质亲善关系”地脱离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傀儡政权，而蒋介石在这一场阴谋闹剧中着实扮演了一次东郭先生。
所以说，此时的蒋介石在对日的思维逻辑上混沌的，他总想着用“善意和真诚”去打动日本，甚至还不遗余力地对日本打感情牌：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灭绝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以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单从这篇外交文件来说，蒋介石至少没有搞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逻辑关系，这就好比在大自然的森林法则面前大谈和平友好共同发展，这岂不是叫人笑掉大牙？
或许，这其中也还蕴含着蒋介石当时的政治智慧，不过这是非我等凡人所能理解的。
其实，当时的日方同样出现了对形势和中国军民抗战决心的错误研判。日本人远远低估了蒋介石的决心意志，以及对中国军队的掌控能力，更忽视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面对外辱时所少有的那种怒火。
日本军国主义错误地认为，占领了满洲就可以侵略整个中国，占领了中国就可以雄霸整个世界，却没想到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信和乐观，最终是自取其辱贻笑大方。
蒋介石 资料图
是敌是友，难道蒋介石真的傻傻分不清吗？
面对日本人忽然之间的“亲善”行为，当时的蒋介石没有理由不欢迎，因为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一些准备的时间，此时的日方想为下一次战斗再做准备，中方同样需要准备，大家就这样心照不宣暗自赛跑，这就要看谁跑得更快一些了。
蒋介石这样一个时代枭雄，怎么可能在对日本人究竟是敌是友这个问题上犯迷糊呢？为此，才会表示：“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愿中日两国以互相之精神努力进行。”
因为此时的蒋介石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就是他的心头之患，活跃在中国各个省份之间大小不等的红军武装，所以我相信这或许也仅仅是蒋介石的一种策略。
再说，中国的东三省已经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热河也已经掌握在了日本人的手中，而且也已经染指了与南京政府咫尺之遥的长江流域，如此的“友好亲善”怎么可能令蒋介石麻木不仁呢？
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史料可以证明，此时的国民政府有着与日本沆瀣一气之嫌，但是他们的所作作为，却实实在在地为日本人的进一步侵华行动趟平了很多道路。因为就在中日双方为“亲善”举杯欢庆的时候，日本军部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下一个更大的侵华计划，而它的目标已经是中国腹地的华北。
沮丧中的蒋介石 资料图
聪明反被聪明误，蒋介石终究成了东郭先生
1935年3月，关东军谋划了他们对华北的政策，企图策动“华北自治”，而所谓的“华北自治”，就是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之下，令华北五省建立起与日本“有实质亲善关系”地脱离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傀儡政权，而蒋介石在这一场阴谋闹剧中着实扮演了一次东郭先生。
日本人开始在华北制造的各种“事件”，无外乎还是老一套，都是相同的配方，相同的套路，唯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地方。
日本人派出大量的特务深入华北地区刺探军情，这些特务一旦被抓，就开始大喊“中国非法监禁日本公民”，然后就是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或者是直接向我驻军挑衅，一旦遇到反击就立即扩大战果发动战争。
1935年5月，由于两个亲日记者被杀。日军立即借此大做文章，以中国军队违反《塘沽协定》为由，逼迫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签订了《何梅协定》。
当时，日本军方为了迫使中国签订此协定，竟然将装甲车、大炮和机关枪放在河北省政府的门口一字排开，而且还派飞机在北平和天津上空低空盘旋，驻天津日军更是在全城进行巷战演习。
面对此情此景，蒋介石对日本人仅剩的一点幻想，终于被完全击碎了！
意识到对日战争已不可避免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表达了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决心：
“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故也。”
绕来绕去，实际上我也没有看得十分明白，但是党史专家们却说：这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所发表的抗日宣言。
参加开罗会议时的蒋介石 资料图
其实，我们不应该责怪任何一个那个时候难以置身事外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确实存在着一些重大错误，但他最终又在包括“西安事变”在内的、来自各界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改变了过去所坚持的错误路线。
另外，当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很多掌握着中国前途命运的领导人来说，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在最初的几年内，根本就没有看清楚日本人的真实面目，更不能完全了解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或者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文化根本就是一片空白。
所以，他们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时，不论是政界的领袖，还是军界的将领，都还在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解读日本的军国主义，于是出现了“秀才遇见兵”的思维差异和判断谬误。如果想清楚了这一点，那么所谓的谜团也就不再是谜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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