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清明节，成都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几位八旬以上的老川军战士神情庄严地敬献花圈、长时间地低头默哀……
当年，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有64万多人伤亡（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
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为国捐躯，居全国之冠。
据统计，抗战8年，四川出兵总计约340万人，征兵数量占全国的20%以上。
正面战场抗日军队每5个、6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平均每17个四川人就有一人上前线。
8年抗战，川军将士北出剑门，东越巫峡，转战7万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3个省会。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8个大型会战。战役守卫了全国前线战场1/5的国土。
当时全国上下总共1000多万的抗日军人，其中有三分之一就是川军，还有着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称四川军队为“国军旁系的有力部队。
然而这样一支铁血部队，在抗日战争之前却是出了名的差、乱、烂！有“双枪兵”、“烂部队”之称。
民国初期
川军一些部队之中，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
有的军官乘滑竿或者坐黄包车，还有一些蓄养家禽的士兵，有的荷着鸟笼，抱着猴子，还有的用绳子牵着狗。
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
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的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像这种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队伍，估计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
而这就是川军的真实写照！
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
1935年8月，蒋介石在峨眉训练团讲话：“我（蒋介石）从成都乘车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抗战初期，邓锡侯奉命率第22集团军不远千里前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时，驻防山西的阎锡山拒绝川军入晋，指斥川“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是不会打仗的叫花子部队。”
台儿庄大战之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认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
这个是军阀混战时期，川军给人的印象。
这一时期川军被称为烂部队也是有原因的！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署四川总督，从山西赴四川上任，带2旗山西常备军和150名卫队。入川后，编成4个营，这是四川编练新军之始。民国时期，川军作为地方武装，为争地盘，加入到军阀混战。
因为四川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好多的军阀在这儿打来打去。仗是天天打，也看不出什么战斗力。有人分析说，这主要是因为四川人讲义气重感情，打仗的时候，不伤害自己人。
军阀内战的时候，他们虽然在不同的派系，但是互相之间还有着亲情关系。说不定在战场上打着打着就能碰到自己的亲戚了，所以，老乡之间也都是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不愿意伤害对方。
刘湘和刘文辉争夺四川地盘，这两个人是叔侄关系。这两个人打仗归打仗，逢年过节，刘湘还得带着礼物去给他叔叔拜年。大家在屋里面打麻将赌牌，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长官们如此其乐融融，下层官兵也是这样。他们经常早上打完仗，到了晚上，两军的士兵就聚在一起吃火锅，辣的是满脸通红，然后拿着枪对着天放几声空枪。
但是到了抗日时情，涉及到了家国天下，川军的思想就不一样了！
壮士出川，视死如归
就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即1937年7月8日.四川军阀刘湘便以四川省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呼吁大家放下成见，进行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
随后，在刘湘的召集主持下，川军各路将领集体开会，商议抗战事宜。而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一致同意摒弃前嫌，出川抗日。
北川县农民王者成，赠给儿子王建堂的竟是一面死字旗：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上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由于是杂牌军，番号错乱，川军得不到国民政府应给的待遇。政府调配的军费补给往往和实际所需差距很大。
川军出川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装备不足，缺乏弹药、给养和医疗设备，冬天在山西打仗时，士兵脚上穿的还是草鞋。川军是各地方军中武器装备最差的，而第22集团军又是川军中武器装备最差的。
整个集团军没有一门山炮、野炮，口径最大的武器是迫击炮，而且数量和炮弹都很有限。
每个作战师轻重机枪一共只有几十挺，有的连队一挺机枪都没有，而且机枪中很多还是四川仿造的，连发都不好用。
但是，川军的将士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极，他们自筹军饷，自带军资。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整军完毕，只等上面命令下来，便可出川抗战。
为国为民，血战到底
这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装备不足，缺乏弹药、给养和医疗设备，甚至于在严冬，士兵的脚上穿的还是草鞋。这些硬实力的差距，注定了他们无法打出漂亮的战果，他们只能用命去拼。
台儿庄战役中，第二十二集团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苦守滕县。日军主力矶谷师团以重炮飞机猛攻。弹尽粮绝，王铭章在县城中心指挥残部顽强抵抗，腹部中弹踉跄倒地。
部下扶他，王铭章叫道：“不要管我，老子死在这里痛快！”日军怪叫冲来要抓“大俘虏”。周身血糊糊的王铭章，挣扎着高呼“杀敌，抗战到底啊！”他用枪口对准自己脑门，“砰”一声枪响……受重伤的300多川军官兵，不愿被俘受辱，他们大叫：“小日本必亡！”这些战衣破裂、伤痕累累的中国军人，以手榴弹爆炸，消失在烟雾中……
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了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1937年10月后，淞沪战役广德战场，23集团军145师中将师长饶国华的部队，战斗尤为惨烈。饶国华离川时对家里人说：“我此去，为国而战，义无反顾，我万死不辞！”
日军发起总攻，倾泻成千上万吨的炮弹、炸弹。饶部苦战三昼夜、伤亡极惨重。饶国华说：“前人史可法曾说过‘以城为殉’，我誓与广德共存亡！”阵地失守，师长饶国华毅然率剩余仅一营部队冲入敌阵，以图恢复阵地，终因寡不敌众，身陷重围，弹尽援绝。
11月30日晚，饶国华举枪自戕殉国、慷慨成仁，年仅44岁。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也在战斗中负重伤。
1938年9月10日，武汉大会战。黄士伟及独立工兵18营，潜入梅埂地区敷设地雷，扫荡日军死伤不少……但工兵排张排长及士兵50余人，先后英勇阵亡，无一人生还！
黄士伟和另一个见习参谋张代福子弹打尽跳入湖中，在芦苇丛中潜伏三昼夜，靠野菱充饥。黄士伟背着重伤的张代福，在江边找到一个渔民。
一叶扁舟，冒着敌艇探照灯光和时时射来的枪弹，终于回到川军据点。梁泽民旅长奖赏渔民10元钱。渔民说：“你们川军千里之外来到皖南打鬼子，成千上万的官兵都牺牲了……我不是为了钱来的！”
1937年11月6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晚上突围时，邓坠马摔伤，遇救脱险。此后，邓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抗日遇险纪念日，教育部属，勉励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报仇雪恨。
7日，太原弃守，战局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经交城、孝义转移至洪洞县城，一面在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整训部队，待命反攻。
1938年1月20日，带病的刘湘，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汉口“万国医院”。中将参赞黄罔走进病房，凑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耳边汇报：“甫公，川军按你命令反攻，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收复芜湖指日可待了！”
刘湘睁眼喃喃说：“打、打得好……”但马上昏过去了。1月20日刘湘与世长辞，年仅48岁。清理遗物时，发现刘湘曾在一张纸条上写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刘湘还留有遗嘱：“余此次奉命出川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对于这段历史，李宗仁将军曾说：“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毛泽东发来唁电：“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对刘湘作了高度评价。
毛泽东挥毫写挽联哀悼王铭章：“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抗战中的川军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中国军队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地方军阀武装。无论是部队的装备和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但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用自己大无畏的牺牲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声。
在数十年的内战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没少干过坏事、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们很难有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关系的感悟，身逢乱世，他们也许感受最少的，就是“国家”这个概念，感受最多的应该是大大小小的“大帅”。
从成军之时起，这样的部队事实上就只是某人的私人卫队。从个人而言，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国家”对他们做过什么，但他们知道，“打内战”是一个军人最大的耻辱！他们也许曾横行乡里、也许曾鱼肉百姓，但只有在投身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军人的使命和荣誉！
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他们体内火一样的激情才被唤醒，并且像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令他们可以无视敌我实力的悬殊而奋勇前行----为了身后四万万同胞，宁可战至最后一人而决不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