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 ,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乳名荣华,本名张秀环,后改名为张廼莹,笔名萧红。主要作品长篇《生死场》、《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原题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作者:萧红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不算什么的,穷人,这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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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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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

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象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教师在点名,使我们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洁!”“到。”

“张楚芳!”“到。”

“徐桂真!”“到。”

迅速而有规律性的站起来一个,又坐下去一个。但每次一喊到王亚明的地方,就要费一些时间了。

“王亚明,王亚明……叫到你啦!”别的同学有时要催促她,于是她才站起来,把两只青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着棚顶说:“到,到,到。”

不管同学们怎样笑她,她一点也不感到慌乱,仍旧弄着椅子响,庄严的,似乎费掉了几分钟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英文教师笑得把眼镜脱下来在擦着眼睛:“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响。

第二天的英文课,又喊到王亚明时,我们又听到了“黑——耳——黑——耳。”

“你从前学过英文没有?”英文教师把眼镜移动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国话吗?学是学过的,是个麻子脸先生教的……铅笔叫‘喷丝儿’,钢笔叫‘盆’。可是没学过‘黑耳’。”

“here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读:here!here”喜儿,喜儿。“她又读起”喜儿“来了。这样的怪读法,全课堂都笑得颤栗起来。可是王亚明,她自己却安然地坐下去,青色的手开始翻转着书页。并且低声读了起来:”华提……贼死……阿儿……“

数学课上,她读起算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2X+Y=……X2=……”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墨西哥产白银……云南……唔,云南的大理石。”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嗡声,因是星期日的早晨,全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一部分的同学在化着装;一部分的同学还睡在眠床上。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王亚明,嗳……醒醒吧……”我还没有直接招呼过她的名字,感到生涩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说话总是开始钝重的笑笑。

“华提……贼死,右……爱……”她还没找到书上的字就读起来。

“华提……贼死,这英国话,真难……不象咱们中国字:什么字旁,什么字头……这个:曲里拐弯的,好象长虫爬在脑子里,越爬越糊涂,越爬越记不住。英文先生也说不难,不难,我看你们也不难。我的脑筋笨,乡下人的脑筋没有你们那样灵活。我的父亲还不如我,他说他年青的时候,就记他这个‘王’字,记了半顿饭的工夫还没记住。右……爱……右……阿儿……”

说完一句话,在末尾不相干的她又读起单字来。

风车哗啦哗啦的响在壁上,通气窗时时有小的雪片飞进来,在窗台上结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满着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那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角落里,在只有一点灯光的地方我都看到过她,好象老鼠在啮嚼什么东西似的。

她的父亲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说她胖了:“妈的,吃胖了,这里吃的比自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干吧!干下三年来,不成圣人吧,也总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课堂上,一个星期之内人们都是学着王亚明的父亲。第二次,她的父亲又来看他,她向她父亲要一双手套。

“就把我这副给你吧!书,好好念书,要一副手套还没有吗?等一等,不用忙……要戴就先戴这副,开春啦!我又不常出什么门,明子,上冬咱们再买,是不是?明子!”在接见室的门口嚷嚷着,四周已经是围满着同学,于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说了一些事情:“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啦两三天啦!小肥猪每天又多加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看见,耳朵都挣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正讲得他流汗的时候,女校长穿着人群站到前面去:“请到接见室里里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搁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还就要去赶火车……

赶回去,家里一群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长点着头,头上冒着气,他就推开门出去了。好象校长把他赶走似的。可是他又转回身来,把手套脱下来。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你说,是吗?到接见室去坐下谈话就要钱的吗?”

“哪里要钱!要的什么钱!”

“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谈笑话了。”她用手掌指点着我读着的报纸,“我父亲说的,他说接见室摆着茶壶和茶碗,若进去,怕是校役就给倒茶了,倒茶就要钱了。我说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说连小店房进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赏点钱,何况学堂呢?你想学堂是多么大的地方!”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你的手,就洗不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看那样子,她好象是害怕,好象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肤了。比你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功,以后,早操你就不用上,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校长告诉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经向父亲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来不就看不见了吗?”打开了书箱,取出她父亲的手套来。

校长笑得发着咳嗽,那贫血的面孔立刻旋动着红的颜色:“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齐,戴手套也是不整齐。”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也打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场好象冒着烟似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振鸣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噪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面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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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好和暖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荫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再显出蛮野和强壮。当她偶然出现在树荫下,那开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从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我的功课,校长还说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会留级的吗?”她讲话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喝喝”的,但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个小丘。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泪。

“还哭!还哭什么?来了参观的人,还不躲开。你自己看看,谁象你这样特别!两只蓝手还不说,你看看,你这件上衣,快变成灰的了!别人都是蓝上衣,哪有你这样特别,太旧的衣裳颜色是不整齐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了制服的规律性……”她一面嘴唇与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着王亚明的领口:“我是叫你下楼,等参观的走了再上来,谁叫你就站在过道呢?在过道,你想想:他们看不到你吗?你倒戴起了这样大的一副手套……”

说到“手套”的地方,校长的黑色漆皮鞋,那晶亮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经落到地板上的一只:“你觉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这地方就十分好了吗?这叫什么玩艺?”她又在手套上踏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的笑出声来了。

王亚明哭了这一次,好象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暑假以后,她又来了。夏末简直和秋天一样凉爽,黄昏以前的太阳染在马路上使那些铺路的石块都变成了朱红色。我们集着群在校门里的山丁树下吃着山丁。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地跑来了。只要马车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静下去,她的父亲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阶来了,我们并不立刻为她闪开,有的说着:“来啦!”

“你来啦!”有的完全向她张着嘴。

等她父亲腰带上挂着的白毛巾一抖一抖的走上了台阶,就有人在说:“怎么!在家住了一个暑假,她的手又黑了呢?那不是和铁一样了吗?”

秋季以后,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这铁手: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

“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细听了一些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黑手遮着脸孔,被子一半脱落在地板上,一半挂在她的脚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长走在王亚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响着鼻子,她穿着床位,她用她的细手推动那一些连成排的铺平的白床单:“这里,这里的一排七张床,只睡八个人,六张床还睡九个呢!”她翻着那被子,把它排开一点,让王亚明把被子就夹在这地方。

王亚明的被子展开了,为着高兴的缘故,她还一边铺着床铺,一边嘴里似乎打着哨子,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在女学校里边,没有人用嘴打过哨子。

她已经铺好了,她坐在床上张着嘴,把下颚微微向前抬起一点,象是安然和舒畅在镇压着她似的。校长已经下楼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监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头发完全失掉了光泽,她跑来跑去:“我说,这也不行……不讲卫生,身上生着虫类,什么人还不想躲开她呢?”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几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象对着我似的:“看这被子吧!你们去嗅一嗅!隔着二尺远都有气味了……挨着她睡觉,滑稽不滑稽!谁知道……虫类不会爬了满身吗?去看看,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样子啦!”

舍监常常讲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学。同学们问她:“学的什么呢?”

“不用专学什么!在日本说日本话,看看日本风俗,这不也是留学吗?”

她说话总离不了“不卫生,滑稽不滑稽……肮脏”,她叫虱子特别要叫虫类。

“人肮脏手也肮脏。”她的肩头很宽,说着肮脏她把肩头故意抬高了一下,好象寒风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这样的学生,我看校长可真是……可真是多余要……”打过熄灯铃之后,舍监还在过道里和别的一些同学在讲说着。

第三天夜晚,王亚明又提着包袱,卷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脸的校长。

“我们不要,我们的人数够啦!”

校长的指甲还没接触到她们的被边时,她们就嚷了起来,并且换了一排床铺也是嚷了起来:“我们的人数也够啦!还多了呢!六张床,九个人,还能再加了吗?”

“一二三四……”校长开始计算:“不够,还可以再加一个,四张床,应该六个人,你们只有五人……来!王亚明!”

“不,那是留给我妹妹的,她明天就来……”那个同学跑过去,把被子用手按住。

最后,校长把她带到别的宿舍去了。

“她有虱子,我不挨着她……”

“我也不挨着她……”

“王亚明的被子没有被里,棉花贴着身子睡,不信,校长看看!”

后来她们就开着玩笑,甚至于说出害怕王亚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

以后,这黑手人就睡在过道的长椅上。我起得早的时候,就遇到她在卷着行李,并且提着行李下楼去。我有时也在地下储藏室遇到她,那当然是夜晚,所以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我都是看看墙上的影子,她搔着头发的手,那影子印在墙上也和头发一样颜色。

“惯了,椅子也一样睡,就是地板也一样,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管什么好歹!念书是要紧的……我的英文,不知在考试的时候,马先生能给我多少分数?不够六十分,年底要留级的吗?”

“不要紧,一门不能够留级。”我说。

“爹爹可是说啦!三年毕业,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给我学费……这英国话,我的舌头可真转不过弯来。喝喝……”

全宿舍的人都在厌烦她,虽然她是住在过道里。因为她夜里总是咳嗽着……同时在宿舍里边她开始用颜料染着袜子和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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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裳旧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样。比方,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当秋季制服穿……比方,买白袜子,把它染成黑色,这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买黑袜子呢?”我问她。

“黑袜子,他们是用机器染的,矾太多……不结实,一穿就破的……还是咱们自己家染的好……一双袜子好几毛钱……破了就破了还得了吗?”

礼拜六的晚上,同学们用小铁锅煮着鸡子。每个礼拜六差不多总是这样,她们要动手烧一点东西来吃。从小铁锅煮好的鸡子,我也看到的,是黑的,我以为那是中了毒。那端着鸡子的同学,几乎把眼镜咆哮得掉落下来:“谁干的好事!谁?这是谁?”

王亚明把面孔向着她们来到了厨房,她拥挤着别人,嘴里喝喝的:“是我,我不知道这锅还有人用,我用它煮了两双袜子……喝喝……我去……”

“你去干什么?你去……”

“我去洗洗它!”

“染臭袜子的锅还能煮鸡子吃!还要它?”铁锅就当着众人在地板上光郎、光郎的跳着,人咆哮着,戴眼镜的同学把黑色的鸡子好象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

人们都散开的时候,王亚明一边拾着地板上的鸡子,一边在自己说着话:“哟!染了两双新袜子,铁锅就不要了!新袜子怎么会臭呢?”

冬天,落雪的夜里,从学校出发到宿舍去,所经过的小街完全被雪片占据了。我们向前冲着,扑着,若遇到大风,我们就风雪中打着转,倒退着走,或者是横着走。清早,照例又要从宿舍出发,在十二月里,每个人的脚都冻木了,虽然是跑着也要冻木的。所以我们咒诅和怨恨,甚至于有的同学已经在骂着,骂着校长是“混蛋”,不应该把宿舍离开学校这样远,不应该在天还不亮就让学生们从宿舍出发。

有些天,在路上我单独的遇到王亚明。远处的天空和远处的雪都在闪着光,月亮使得我和她踏着影子前进。大街和小街都看不见行人。风吹着路旁的树枝在发响,也时时听到路旁的玻璃窗被雪打着在呻叫。我和她谈话的声音,被零度以下的气温所反应也增加了硬度。等我们的嘴唇也和我们的腿部一样感到了不灵活,这时候,我们总是终止了谈话,只听着脚下被踏着的雪,乍乍乍的响。手在按着门铃,腿好象就要自己脱离开,膝盖向前时时要跪了下去似的。

我记不得哪一个早晨,腋下带着还没有读过的小说,走出了宿舍,我转过身去,把栏栅门拉紧。但心上总有些恐惧,越看远处模糊不清的房子,越听后面在扫着的风雪,就越害怕起来。星光是那样微小,月亮也许落下去了,也许被灰色的和土色的云彩所遮蔽。

走过一丈远,又象增加了一丈似的,希望有一个过路的人出现,但又害怕那过路人,因为在没有月亮的夜里,只能听到声音而看不见人,等一看见人影那就从地面突然长了起来似的。

节选自原载1936年4月15日《作家》第1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