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1885-1952）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表人物。她提出了神经症性格（neurotic character）的概念，而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论著中，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剖析了这类人格特征，她认为神经质性格是一种对自己无信心、对他人多怀疑、对环境充满忧虑与不安的异常性格。从微观角度而言，它与个体长期的心理压力有关，而从宏观角度而言，追求权力、声望与财富的时代文化特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人，让人心日益浮躁。
01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爱的追求是经常被用来对抗焦虑、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方式，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追求。如果我将它们视为一个统一体，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正是这个共同点把它们把爱的需要区分开来。赢得爱意味着通过强化与他人的接触与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则意味着通过放松与他人的接触，通过坚守个人自己的位置来获得安全感。
统治和支配他人的愿望，赢得声望和愿望，获得财富的愿望，其本身显然并不是病态的倾向，正象希望获得爱的愿望本身并不是病态的愿望一样。要理解在这一方向上的病态追求的特征，我们就应该拿它与正常的追求作一比较。
例如，在正常人身上，权力感可能产生于意识到自身在力量上的优越，不管这力量是指身体的能力或力量，还是指精神上的能力、成熟与智慧。此外，对权力的追求也可能与某些特定的原因有关，例如家庭、政治团体或职业团体、故乡或祖国、某种宗教思想或科学思想等。但是，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却来源于焦虑、仇恨和自卑感。严格地说，对权力的正常追求来源于力量，而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则来源于虚弱。
同样，文化的因素也必须考虑进去。个人的权力、声望和财富并非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发挥作用。例如，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eubloIndians）中，对名望的追求是绝对不提倡的，在个人财富方面也只有很小的差别，因此对财富的追求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该文化中，追求任何形式的统治和支配，并以它作为获得安全感的手段，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病人之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是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名望和财富可以提供一种较大的安全感。
02
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不仅被用来作为对抗焦虑的保护措施，而且也是受压抑的敌意得以发泄的途径。我将首先讨论这些病态追求是如何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性措施以对抗焦虑；然后，再讨论敌意可以经由它获得释放的特殊方式。
首先，对权力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对抗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状态，我们已知这种状态乃是焦虑中的基本因素之一。神经症病人对自身任何一点软弱无能或丧失希望的感觉都十分敏感和极不情愿，因此他总是设法逃避那些在正常人看来是司空见惯的情境，例如接受他人的指导、劝告、帮助，对他人的依赖和对环境的顺应，放弃自己的意见或同意别人的意见，等等。这种对软弱无能的反抗，并不立刻就以其全部力量爆发，而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增加其强度。神经症病人越是感觉到自己事实上受到这些抑制作用的限制，他就越不可能实际地肯定自己；而他越是感到自己事实上的软弱，他也就越是焦虑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来与软弱有某种相似的东西。
其次，对权力的病追求，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对抗自觉无足轻重或被他人看得无足轻重的危险。神经症患者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非理性的权力理想，这种理想使他相信：他应该能够驾驭一切，无论是多么困难的处境，他都应该立刻就能对付它。这种理想渐渐与骄傲感联系起来，其结果，神经症患者不仅视软弱无能为一种危险，而且视为一种耻辱。他把人分为“强者”与“弱者”，崇拜强者而蔑视弱者。他对他视为软弱无能的一切毫不留情。他总是或多或少地瞧不起那些同意他的看法，顺从他的愿望的人；瞧不起那些内心有种种禁忌，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因而总是显得表情冷漠的人。同样，他也瞧不起他自己身上的这些品质。如果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焦虑或某种抑制，他就会感到耻辱；并因为自己有神经症而瞧不起自己，急于把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他也因自己不能独立对付这一困境而瞧不起自己。
对权力的追求所采取的这些特殊形式，取决于权力的缺乏是否是神经症病人最恐惧最蔑视的事情。我将要提到这种追求的一些特别常见的表现。
其中之一是：神经症病人往往既希望控制自己，也希望控制他人。凡不是由他发起或赞同的事情，他都不希望发生。这种对控制的追求可以采取一种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识地允许他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却坚持要知道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旦有什么事情对他隐瞒，他就会勃然大怒。这种控制他人的倾向，也可以受到强烈的压抑，因而不仅他自己，就是他周围的人也都相信：他在充许他人享有充分自由方式十分慷慨大度。但如果一个人如此彻底地压抑了他自己控制他人的欲望，他就可能变得恹恹不乐；甚至每当对方与其他朋友有约会或赴自己的约会迟到时，他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痛或翻肠倒肚。由于不知道这种生理功能失调的原因，他往往把它们归罪于天气不好、饮食不节或其它同样无关的原因。许多表面上好象是好奇的心理，实际都是由希望控制一切的隐秘愿望所决定的。
同样，这种类型的人也往往希望自己永远正确，而一旦被证明出了错，即使仅仅是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出了错，他们也会变得十分恼怒。他们必须比任何人知道的事都多，这种态度有时候会明显得令人尴尬。那些在其他方面都十分严肃可靠的人，一旦面临一个问题而不知其答案，可能会不懂装懂，或甚至凭空撰一个答案，尽管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无知也并不会有损他们的名誉。
有时候，他们会强调希望预先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希望预期或预言各种可能性。这种态度可能是不愿意出现任何不能控制的局势，不愿冒任何风险的心理。对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不愿意让任何感情摆布自己。患神经症的女性可能会感受到某个男人对她的吸引力，但一旦他真的爱上她，她又会突然转而轻视他，看不起他。这种类型的病人往往很难让自己弛骋于自由联想，因为那就意味着失去控制和让自己被卷入到未知的领域中去。
03
另一种标志神经症病人对权力追求的态度是希望一切符合自己的愿望。如果他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恰好符合他的希望，或者不是恰好按他希望的方式，在他希望的时间去做，他就可能经常因此而恼怒。不耐烦的态度也与上述追求权力的态度紧密相关。任何形式的迁延，任保被迫作出的等待，哪怕是对交通灯的等待，都可能导致他火冒三丈。
神经症病人自己往往并不知道他有一种支配一切的态度，至少是不知道这种态度对自己影响有多大。不承认这种态度，不改变这种态度，确实更符合他的利益，因为这种态度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样，也不应该让他人发现这种态度，因为如果他人发现了这一点，他就有失去他人的爱的危险。
这种不自觉的态度在恋爱关系中有着重要而微妙的意义。如果丈夫或情人未能恰好符合自己的期望，如果他迟到了，忘了打电话，或因事外出，女性神经症患者就会觉得他并不爱她。她把这种事情视为她不被人需要的证据，而没有意识到，她这种感觉乃是因为对方未能顺应他自己这种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愿望而产生的一种愤怒反应。
这种谬误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十分常见，它在极大的程度上构成了不被人需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神经症中又往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反应通常是从父母那儿习得的。一个支配欲很强的母亲，由于十分反感孩子公然不服从自己，往往会相信并宣布这孩子并不爱她。在这种心理基础上，往往会产生出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几乎可以使一切恋爱关系归于失败。一个神经质的姑娘由于瞧不起任何软弱无能而不可能爱一个“软弱”的男人，但她又因为总是希望自己的伴侣顺从自己，而同样不可能与一个“坚强”的男人相处。因此，她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男人是一个英雄、一个超人，而与此同时又十分软弱，因而会毫不犹豫地屈服于她的一切愿望。
追求权力的另一种态度是绝不让步的态度。同意他人的意见或接受他人的建议──即使这些意见和建议被认为是正确的──会被神经症病人视为一种软弱，而且哪怕是想到要这样做，也会在神经症病人心中唤起一种逆反心理。那些顽固坚持这种态度的人往往会因为害怕屈服于他人，而矫枉为正地强迫自己采取一种相反的立场。这种态度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神经症病人在心中暗暗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他而不是他应该适应这世界。
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一个基本困难就来源于这一点。对病人的分析治疗，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内省的知识，而是利用这种内省来改变病人的生活态度。而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尽管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有好处，却十分憎恶这种未来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对他来说即意味着最后的让步。在爱情关系中也同样包含着这种不能这样做的态度。不管爱情究竟意味着什么，爱情中始终包含着对爱人和对自己感情的屈服和让步。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越是不能做出这种让步，他的恋爱关系就越不能令他满意。在性冷淡中也同样包含着这一因素，因为性高潮的获得需要有完全放弃自我的能力。
我们明白了追求权力给爱情关系造成的这种影响，就能够更完整地理解对爱的病态追求所具有的种种内涵。不考虑到追求权力在追求爱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对爱的追求中所包含的许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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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对权力的追求，乃是一种对抗软弱无能感和无足轻重感的保护性措施。同样，对名望的追求也具有这一作用。
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有一种迫切需要吸引他人注意，受到他人尊敬和崇拜的愿望。他会产生以美貌、以聪明才智、以某种出色的成就来打动他人的幻想；他会毫不节制，挥金如土；他会不惜一切地学会谈论最近流行的新书和最新上演的戏剧，会竭力认识一切显要人物。他不可能让不崇拜他的人作为他的朋友、丈夫、妻子和职员。他的全部自尊心都建立在他人对自己的崇拜上，而如果得不到崇拜他就会一蹶不振。由于他极其敏感，由于他老是感到屈辱，人生对于他遂成为一种永恒的苦役。他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这种屈辱，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会使他更加痛苦；但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都会以一种与痛苦成比例的愤怒来对此作出反应。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这种态度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敌意和新的焦虑。
为了进行纯粹的描述，我们不妨把这种人称之为“自恋者”。但如果从动力学角度考察，这一术语就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尽管他不断地沉溺于自我扩张，他这样做却主要并不是出于自恋缘故，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对抗屈辱感和无足轻重感，或者，用正面的话来说，是为了恢复被压碎了的自尊心。
他与他人的距离越远，他对名声的追求就越可能向内发展。这时候，对名声的追求就发展为一种在自己眼中显得清高和优越的需要；而任何一种缺点，不管是被准确地认识到还是模糊的感觉到，都会被视为一种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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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文化中，保护自己以对抗软弱无能、无足轻重、委屈羞辱的感觉，也可以通过追求财富的方式来获得，因为财富能够同时给人以权力和名望。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财富的非理性追求是如此广泛和如此风行，以致只有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我们才可能承认：无论在贪多务得的意义上，还是在生物驱力升华的意义上，这种对财富的追求都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天性。即使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制约和决定这种追求的焦虑得以减轻或排除，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就会自动消逝。
以追求财富作为保护所对抗的特殊恐惧，乃是对贫穷潦倒、寄人篱下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可以象鞭子一样驱使人不停地工作，绝不放过任何挣钱的机会。这种追求所具有的防御性质，表现在神经症患者不能拿自己的金钱用于较大的享受。
当然，对财富的追求并不一定仅仅指向金钱或物质，它同样也可以表现为企图占有他人的态度，或被用来作为防止失去爱的保护性手段。由于占有现象已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事情（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婚姻中，在婚姻中，法律为这种占有的要求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基础），由于占有的性质在许多方面都同我们讨论权力追求时所描述的情形完全一样，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专门举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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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面描述的这三种追求，正象我说过的那样，不仅可以用来作为对抗焦虑的保障，同样也可以作为宣泄敌意的手段。这种敌意究竟是表现为一种支配他人的倾向，一种侮辱他人的倾向，还是一种剥夺他人的倾向，则要取决于哪一种倾向的追求占了上风。
对权力的病态追求所包含的支配他人倾向，并不一定公开地表现为一种针对他人的敌意。它可以伪装成有社会价值或人本主义性质的模样，表现为诸如给予忠告的态度、爱管闲事的态度，以及希望成为开创者或领导人的态度。但如果在这些态度中确实隐藏着敌意，那么他人——子女、婚姻伴侣、下属和雇员——便会感觉出来并对此作出或顺从或反抗的反应。
神经症病人本人往往意识不到这当中包含的敌意。即使当他因事情不顺他心而勃然大怒时，他也仍然坚信不疑地认为：他这个人本质上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只因为他人的竟然愚蠢到起而反对他，他才动了肝火。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形却是：神经症病人的敌意已经取得了文明的形式，一旦事情不能称心如意就会公开地爆发出来。使得他发怒的事情，很可能在其他人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对他的反对，而只不过是意见不同或没有按他的意见去办。但就是这些小事也可以使得他勃然大怒。我人不妨把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视为一种“安全阀”，经由这一安全阀，一定量的敌意可以以一种非破坏性的方式释放出来。由于这种态度本身乃是敌意的一种淡化了的表现，它也就为阻止纯粹破坏性的冲动提供了一种途径。
由他人之反对所导致的愤怒，也可能受到压抑，而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这时受到压抑的敌意就可能产生新的焦虑。它可能表现为抑郁消沉或疲劳萎顿。由于引起这些反应的事件是如此微不足道，因此它们完全不为人们所注意；而由于神经症病人意识不到他自己的这些反应，这种抑郁或焦虑的状态就可能看上去毫无任何外来刺激。只有精确地观察，才可能逐渐揭示刺激性事件与继之而来的反应两者之间的联系。
由这种强迫性的支配欲所产生的更深一层的特性，缺乏与人平等相处的能力。这种类型的人要么必须领导他人，要么必然感到完全茫然、六神无主和软弱无能。由于他是这样的专制，因而任何不能完全被他支配的事情，都会使他感到自己处于奴隶般的地位。如果他的愤怒受到压抑，这种压抑就会使他产生抑郁感、沮丧感和疲劳感。然而，这种软弱无能的感觉却可能仅仅是一种迂回方式，以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或表现自己因不能指挥他人而产生的敌意。
例如，有这样一个女性，她正和丈夫在国外的一座城市中散步。事先，她曾在一定程度上详细研究过地图，因此她一直充当向导。但当他们走到某些她事先未曾在地图上研究过的地方和街道时，她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安全，于是把向导的任务完全推给了丈夫。尽管在此之前她一直十分活泼欢快，这时候她却突然感到疲惫不堪，而且几乎一步也不能再往前挪动。我们大多数人都熟知婚姻伴侣、兄弟姊妹、朋友伙伴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神经症病人往往表现得象一个奴隶主，他用他的软弱无能象鞭子一样地抽打对方，以便驱使对方对他的意志服务，向对方索取无止境的关怀和帮助。这种状况的典型特征，就是神经症病人从未能够从别人为他作出的种种努力中获得任何好处，而只是报之以不断的怨和不断的要求；更坏的则是报之以责难，硬说别人忽视了他，亏待了他。
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行为。这种类型的病人可能会拼命要求帮助，然而，他们不仅不遵循医生的任何建议，而且还会对没有得到帮助表现出愤怒和怨恨。如果他们确实获得了某些帮助，因而对自己的某些性格特征有所了解，他们就会立刻坠入先前的苦恼之中；然而，就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们会设法消除这种通过医生艰苦劳动得来的自我洞察和自我反省。最后，这些病人会再次迫使医生作出新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又注定将再次遭到失败。
病人从这种处境中可以得到双重满足：一方面，通过表现自己的软弱无能，迫使医生象奴隶一般为他服务，并获得一种胜利的满足；与此同时，这一策略又往往能够使医生产生无能为力之感——这样，由于病人自身的种种纠葛使他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支配别人，他便找到了一种消极的方式以支配别人。
不用说，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满足完全是无意识的，就象为获得这种满足所运用的技巧也完全是无意识的一样。病人自己能够意识到的一切，只是他非常需要得到帮助而又没有能够得到帮助。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病人自己看来，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完全合情合理，而且他还觉得他有充分权利对医生发火。
尽管如此，病人却不可能不在内心深处意识到他正在玩弄一种狡计，并因此而害怕被人发现和被人报复。因此，出于自卫，他感到有必要使自己处于有力的地位，于是采取反守为攻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不是他暗中使坏，而是医生轻慢他、欺骗他和虐待了他。但是，除非他真正感到自己成了医生的牺牲品，否则他就不可能信心十足地维持这一假定。因此，处于这种状况中的病人，不仅不会自动承认他并没有受虐待，而且恰恰相反，他还会坚决维护他的这一信念。由于他始终坚持他受到了医生的伤害，所以往往给人以他希望受虐待的印象。但实际上，他跟我们大家一样，一点也不希望受虐待；只不过他那种遭受虐待的信念具有什么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不能轻易地放弃这一信念。
在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中，往往可能包含太多的敌意，从而导致新的焦虑；而这又可能产生这样一些抑制作用，如不能下命令，不能下决心，不能表达确切的意见等。其结果则是神经症病人往往显过过分顺从，而这又反过来使他把自己的抑制作用误认为一种天生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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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把追求名望当作头等大事的人身上，敌意往往采取一种想侮辱他人的欲望形式出现。对那些自尊心曾因为遭受屈辱而受过伤害并因而变得报复成性的人说来，这种欲望乃是至高无上的最大欲望。
这些人在童年时代往往都经历过种种辱屈，这些屈辱的经验可能来自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社会环境，例如少数民族，或者本人家庭很穷但却有一些富有的亲戚。它们也可能来自个人的遭遇，例如：因为其它孩子的缘故而受到歧视，被人瞧不起；被父母视为玩物，时而受到纵容，时而又被羞辱呵斥、冷落、痛骂。这些经验往往因其具有痛苦的性质而被遗忘，但一旦问题明显地涉及到屈辱，这些经验就会在意识中再度出现。但是，在成年神经症病人身上，我们有够观察到的，却仅仅是这些童年经验的间接结果而不是直接结果。这些间接结果之所以得到强化，是因为它们经历了屈辱感→想侮辱他人的欲望→由于害怕受到报复而对屈辱高度敏感→更加希望侮辱他人这样一整套“恶性循环”。
侮辱他人的倾向之所以受到深深的压抑，通常是因为神经症病人从自己的敏感中知道，当他自己遭到侮辱时，他是如何痛苦和如何渴望报复；因此他几乎是本能地害怕别人也会对他产生同样的反应。尽管如此，这种倾向仍有可能在他不知不觉的状态中表现出来。它可以表现为无意间轻慢了他人，让他人长时间的等待；表现为无意间使他人陷入某种尴尬的处境，使他人产生寄人篱下之感，等等。
即使神经症病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有侮辱他人的愿望，意识不到自己实际上已经侮辱了他人，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他心中仍然弥漫着无形的焦虑，表现为不断地担心遭到非难和屈辱。后面，在讨论失败恐惧的时候，我会回过头来讨论这种恐惧。由这种对侮辱的极端敏感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往往可能表现为希望避免任何可能伤害或侮辱他人的事情。例如，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可能会不敢批评他人，不敢拒绝他人的要求，不敢解雇他手下的职员，其结果，他往往显得过分考虑周全和过分彬彬有礼。
最后，侮辱他人的倾向还可能隐藏在崇拜他人的倾向背后。由于使人遭到侮辱和给人以赞赏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情，因而后者就为前者提供了最佳的方式以隐藏和掩饰侮辱他人的种种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们往往能同时发现这两种极端的倾向。这两种态度的分配方式可以有种种不同，其所以不同的原因则取决于个人的差异。它们可以分别出现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轻视一切人，紧接着又在下一段时期陷入英雄崇拜；他可能崇拜男人而蔑视女人，也可能恰恰相反；他可能盲目地崇拜一两个人，而与此同时却同样盲目地蔑视其他一切人。正是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两种态度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病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既盲目崇拜医生又盲目蔑视医生，他可以压抑这两种情感中的任何一种，或始终动摇于这两种情感之间。
在对财富的追求中，敌意往往表现为剥夺他人的倾向。欺骗、偷盗、榨取或击败他人的愿望，其本身本并不是病态的愿望。它可能是由文化环境决定的，也可能是由实际处境认可的，它也可能被一般地认为是一个权术问题。然而，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些倾向却具有高度的情绪色彩。即使从他人身上得到的实际好处微乎其微，但只要获得成功，他也会兴高极烈，充满胜利的自豪。例如，为了讨价还价地弄到一个便宜货，他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大大超出他所获得的实际好处。他从这种成功中可以获得两种满足：一种是感到自己聪明过人，技高一筹；另一种是感到自己击败了他人，损害了对方。
这种剥夺他人的倾向往往采取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医生不能无偿地治疗病人，或者医生要求的报酬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神经症病人就会对医生充满怨恨。如果他手下的雇员没有报酬而不愿加班工作，他也可能会为此怒气冲天。在与朋友和子女的关系中，这种掠夺倾向往往通过宣称对方对自己负有责任和义务而得以合法化。事实上，父母根据这一理由而要求子女作出牺牲，往往可能断送子女的一生。即使这种掠夺倾向并不以这样一种破坏性的形式出现，那些认为子女的存在就是为了给自己以满足的母亲，也必然会从情感上向自己的子女进行掠夺和榨取。
这种掠夺他人的倾向往往伴随着对他人的羡慕和嫉妒。当然，如果他人得到了某些我们也希望得到的好处，那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会或多或少有一点羡慕或嫉妒的。但是，在正常人身上，这种嫉妒偏重于他希望自己能得到这种好处；而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种嫉妒却偏重于他不愿意别人得到这种好处，即使他自己并不愿意得到这种好处时也是如此。这种类型的母亲往往嫉妒自己子女的快乐，她会对他们说：“谁今天笑得欢，他明天就会哭得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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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掠夺或剥削他人的倾向，也像我们讨论过的所有敌对倾向一样，不仅来源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的不正常。尤其是在这种倾向或多或少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时候——而实际情形也往往正是这样——它就必然会使他对他人处于一种不自然或甚至是羞怯的状态。在那些他并不对之抱任何希望的人面前，他的行为举止和言谈感觉都很泰然自若，无拘无束；但只要一有可能从他人那儿得到任何好处，他就会立刻变得很不自然。这些好处可能是实质性的好处，例如某些信息或某种建议；也可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例如未来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一点既适用于性关系，也适用于其他人际关系。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往往在自己并不介意的异性面前，表现得坦然自若；而在他渴望能够喜欢自己的异性面前，就变得十分尴尬和手足无措。因为在他看来，获得对方的爱就跟从对方身上得到某些好处是一回事情。
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在挣钱谋生方面特别能干，从而把自己的冲动引导到有利的方向上。但他们也往往在挣钱的问题上形成种种抑制，这样他们就会不好意思向别人要报酬，或做了大量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酬金，因而显得比他们的实际性格要更加慷慨大度。此后，他们又很可能因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而心怀不满，但自己却并不知道这种不满的真实原因。如果神经症病人的这种抑制作用变得十分严重并因而渗透到他的整个人格中，其结果则会使他在总体上无法自立，而必须依靠他人的支持和供养。这样，他就会过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并以此来满足他那种剥削他人的倾向。
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并不一定表现为“所有人都应该为我服务”的明显形式，而可能采取比较微妙的形式，例如希望他人给自己以恩惠，希望他人首先采取主动，希望他人在工作上帮自己出谋划策。一句话，希望他人对他的生活负责。其结果，他便从总体上对生活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态度，这就是，他好象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必须在这种生活面前或者有所建树，或者虚度一生。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就好象他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他自己全然无关；就好象一切好事或坏事都纯粹来自外界，而与他的所作所为全然无关；就好象他有权坐享他人创造的一切美好事物，而把所有的坏事都归咎于他人一样。由于在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中，坏事往往比好事更容易发生，因此寄生虫式的态度，同样也见之于对爱的病态需要中，特别是在对爱的需要表现为对物质恩惠的渴望时更是如此。
神经症病人这种剥削或掠夺他人的倾向所经常产生的另一结果，乃是对自己可能被他人欺骗或剥削而感到焦虑。他可能生活在一种不断的恐惧中，深怕别人会占他的便宜，会从他手中夺走金钱，会剽窃他的某一思想；他会对他碰见的每一个人都产生这种恐惧的反应，深怕这个人是在对他打什么主意。一旦他真地受到欺骗，例如，如果出租汽车司机故意不走最近的路线，如果餐厅的待者向他多报帐单，他所发泄的愤怒就会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显然，他是在把自己的欺骗倾向所具有的心理价值投射到他人身上，因为，对他人产生一种正当的愤怒显然比面对自己的问题要愉快得多。何况，癔病患者往往把责难当作一种恐吓的方式，或者通过恐吓使对方产生犯罪感，从而任其辱骂或利用。辛克莱 · 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多兹沃尔斯夫人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中，对这种策略作了精彩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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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其目标与功用可以大致列表如下：
阿尔弗雷特 · 阿德勒的成就正是在于发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些追求在神经症病人的病态表现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追求借以表现出来的伪装。但阿德勒却认为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倾向，其本身已不再需要任何解释说明。
尼采也对权力渴望作了同样片面的估计和评价，参看她的《权力意志》。
至于这些追求何以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变得如此强烈，他把它归结为自卑感和生理上的缺陷。
弗洛伊德也同样注意到这些追求的许多内涵，但他并不认为应把它们放到一起来考虑。他把对名望的追求视为自恋倾向的一种表现。他本来很可能会把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以及其中包含的敌意，视为“肛门欲施虐狂阶段”的派生物；但后来，他承认这些敌意不可能还原到性欲的基础上，因而认为它们是“死亡本能”的表现。这样，他就保持了对自己那种生物学倾向的信念。总之，无论是阿德勒还是弗洛伊德，都既没有发现焦虑在产生这些驱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没有发现在它们赖以表现的形式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