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退休教师禾谷，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去消化老伴骤然离世带来的悲痛。独居在唐山的她，儿女都在北京工作，她不喜欢社交，每天听着书走上一万多步，自己做饭自己吃，《百年孤独》都听了四遍。她常把老伴的生前往事拿出来回忆，有时快乐，有时抑郁，有时感慨，有时悲伤，那是她内心的“精神锻炼”，年龄越大，往事反而越清晰。
今年中秋，禾谷开始写《老伴的生平》，回望两人35年婚姻的细碎往事与风雨历程，“想让他在文字里再活一遍”。有时写着，天黑了，抬头看窗外万家灯火，泛起一种孤独感。她会叹息，如果当时让有冠心病的老伴坚持去治疗，是不是就没有意外发生？
10月2日起，禾谷选择在每天凌晨三四点把《老伴的生平》发在小红书上，每天发1000字，共连载17篇，每发送一篇，就像是与老板的隔空对话，“就当成跟他的一次聊天，一次重逢”。
在这之前，她以“我恋禾谷”之名写过自己的姥姥、婆婆、父母、姐姐和哥哥，那些朴素的文字触动了千千万万读者，也让她成为粉丝量数万的普通写作者。
“你来时没有天显异象，你走时也没有星斗坠落，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平庸人。但在我的记忆里，老伴儿活得像一道光，赤橙黄绿，欢蹦乱跳，热气腾腾。”在近一万五千字的《老伴的生平》里，她以真情实感书写自己亲历的往事，迅速涨粉到6万。
意外的是，她凭《老伴的生平》获得首届“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的岁月纪实奖，被邀请到北京。跟她一样获奖的写作者，有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有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有帮助母亲寻找自由的女儿。参与写作大赛的上万名普通人留下了两万三千多篇文章，囊括了芸芸众生中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群。一个个平凡的人生故事，一次次平实如水的记录，映照出中国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汇集成一幅生动的时代面貌。
在为获奖者颁奖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说，这些非职业的写作者证明了一件事，那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劳作和奋斗，只要被写出来就有光芒，在视频和图像泛滥的时代，“文字依然是通向心灵和世界必不可少的途径”。
写作的出发点是孤独
禾谷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长得有点磕碜，不太会说话，没有文笔，也没什么文化”的退休老人。
2004年退休至今，她的生活很简单，儿女离家去了北京，都没生孩子，她也乐得清闲，有大把的时间，在退休后陆续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平凡的世界》《大卫·科波菲尔》。
写作的初衷是“闲来无事，自己哄着自己玩儿，也没想着输出情绪价值”。从2023年6月开始，她在小红书上发笔记，除了生病，每天都写。
“写作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日常中又多了一个抓手，内心更加丰盈。文字是心灵的独语，写作的出发点是孤独，但写作的过程和结果，对孤独也有一定程度的阻隔和消解作用。”她写自己的亲人，都是小人物，也都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扣，不需要塑造什么形象，提笔就来，自然释放。她从不研究该写啥，能记住什么就写什么，仿佛自己的人生重活了一遍。发布时也不会选图片搞排版，能发出去就行。
禾谷知道，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学价值，但有真情实感，“我是文学素人，其实每一个人，无论是农民，工人，快递小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处最柔软最敏感的所在，那就是文学，它在蛰伏中，总有一个恰当的时机被唤醒，一旦被激活，会感动自己，也会感动别人”。
一开始是很多同龄人在她文字中回忆起时代浪潮和人间烟火，有人留言“浓处味淡，淡中趣长”，有人感叹“莫道萤光小，犹怀照夜心”。逐渐地，很多年轻人来留言，甚至有在斯坦福念大四的孩子告诉她，每天早晨都等着看完奶奶发布当天的文字再去上课。
“一个垂暮之年的老太太，何德何能，敢承受这般溢美之词。”禾谷说，她第一篇文章就有600人阅读，最高的一篇阅读量有7万多，相当于有7万人看了她的作品。对一个平凡的退休老人来说，是莫大荣幸。
禾谷的写作在餐桌上，或是梳妆台前，拿着女儿用过的备课本背面来写。更多的写作者，则是在上下班的通勤车上，在午间走出写字楼透口气的小公园长椅上，在晚餐后准备出门遛狗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写作，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娓娓道来。
互联网写作，见自己、见众生
德国文学家本雅明曾经喟叹：“在当下，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了一种与我们日渐疏远的存在，而且与我们的生活越走越远，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
李敬泽认为，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讲故事的人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拥有更自如的表达空间，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抵达了文学的本源。
“每一个讲故事的人忽然发现，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房间，而也是一个会场，讲故事的人不仅确认了自我，也在广泛的共鸣中迎来他的世界。”李敬泽认为，文学常被塑造为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事业，但事实上，文学不仅是艺术，也是由普通人的书写来构成的情感、经验与信念的共同体。
李敬泽在普通写作者身上，看到生命中的风霜雨雪、花好月圆，也看到平凡中的金戈铁马、风霜剑气。
35岁的中年男人蜗牛，父母同时癌症晚期，他花光积蓄，背上40万债务，父母还是走了。他选择拖家带口到广州，在城中村租下一间月租600元没有电梯和阳光的房子，从零开始，从电话销售员做起。他每天面对开单压力，每天打一百多个电话，喊几十次口号，干了三个月才挣到140元的第一笔收入。
他把所有的崩溃、痛苦与压力都偷偷写在小红书上，每天在公司楼下的长椅抽空写日记，是这个中年男人喘息的空间，“与生活的这场战斗，低着头是躲不掉子弹的。”从记录入职的第一篇笔记至今，蜗牛有了超2万粉丝，累计写了10万字，“我要是被生活整死了，这就是我留下来的证据。我要是熬过来了，这就是我的励志故事。”
蒙蒙光曾经在南京做记者，采访过几千人。过了40岁后，他突然想为父亲写回忆录，把父亲当作采访对象。曾经有隔阂的父子俩坐下来，不再以父亲和儿子的身份相处，父亲变得完全陌生，向儿子袒露自己人生的前半段。
“老年人最富有的就是阅历和经验，是他们用一生换来的智慧、观点和精神，这是买不来的价值。我们作为晚辈，有义务帮他们抢救那些会消散在时光尘埃里的回忆。”蒙蒙光用十天采访，写下十万字回忆录，他也由此结识一帮年轻写作者，大家建起一个“回忆录陪跑群”，鼓励年轻人为家中长辈写作。
在英国工作的雅思老师Toni，因职业身份接触很多留学生和家长群体。她发现，那些能有经济实力把孩子送到英国念书的中产家庭，或多或少都有“直升机父母”的掌控欲，她常被家长们重金聘请去帮助孩子解决各种生活难题，甚至被学生家长指令去拆散孩子的恋爱关系。在她的笔下，留学生的生活并非表面的光鲜亮丽，孩子和父母有着深层次的情感纠葛和权力博弈，每一个逃脱不了父母控制的孩子，内心都有压迫与痛苦。她以见证人、局外人的视角真实呈现每一个故事，既是对自己情绪和心理压力的纾解，也是向外聆听更多受众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
历史学家王笛认为，素人写作的价值在于把每个人的经历写下来，“我说过一句话，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其实你就留下了历史，用记录对抗遗忘”。
非虚构作家袁凌多年来一直在接触素人写作，他的非虚构文学《我的皮村兄妹》，就是对一帮当代劳动者文学的全面展现。
袁凌认为，素人写作常常是真实朴素的，能看到很多原生态的生活。他佩服那些不同行业、不同生活状态的普通人，能在生活的间隙里，进行持续的碎片化写作，长期地记录自己的人生与思考。
“我一直抱有一种观念，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袁凌说，写作的目的，就是大声地宣示一个人的存在，互联网上的写作，可以让人们互相看见，“通过记录自己，通过叙述，可以见自己、见众生，这就是写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