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敦球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部分将“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放在首位，凸显了周边安全工作的特殊地位。2023年10月，中国政府发布《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文件，明确提出“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周边与周边安全被提到如此高的地位，表明中国对周边安全的高度重视和做好周边安全工作的决心。中国的安全稳定始自周边，周边安全、周边稳定及周边关系和睦，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所以，大力加强周边安全研究是国家需要和时代赋予学术界的历史使命。
当前，周边安全研究机遇与挑战同时存在，机遇主要包括：一是历史积淀，例如中国历史上处理周边安全关系的丰富经验，中国传统各种理论思想中提供的各类既有概念、原则和规范，对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历史传统积累等；二是现实结构，包括客观上中国国家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物质基础与实力的提升，新型知识体系的构建，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等；三是政策要求，主要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的重视，提出系列发展战略，如总体国家安全观念、“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等的建设要求；四是学术需求，包括学术界自身建设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等学科知识体系的需要，以及当前相关学科的整合需求等。挑战方面则主要有：首先是概念界定问题，包括关于“周边”“周边安全”“周边观”“周边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几个概念内涵、外延与范畴的界定；其次是学科定位问题，包括对“周边安全学”“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独立学科构建的理论、方法与价值意义等；再次是建设能力问题，包括对于学科建设所需要的学术话语权、学科地位、专业人才的培养等。
一、周边安全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理关系
周边安全研究具有综合性、战略性、政策性等特征，本质属性是国情和区情问题研究，学科属性属于区域国别学的范畴，同时还与国家安全学和国际政治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区域国别学（学科代码是1407）和国家安全学（学科代码是1402）均属于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我们应运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周边安全问题，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地研判不断变化的周边安全形势的客观规律，也才能更加准确地创造性提出应对的战略思路和政策建议。
区域国别学的本质特征就是强调运用学科交叉的理论和交叉学科的方法对区域问题和国别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区域国别学以各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既发挥所长，又高度综合，形成独特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周边安全与国家安全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周边地区是紧邻中国的地理空间，是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主要战场，也是我国发挥国际作用最主要的场所。一个国家的安全结构关系往往会形成一种“本土安全—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三重结构，其中，经由本国边疆与周边邻国形成的特殊安全关系，又会反过来对本国的国土安全与国内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可以说，周边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和制约一国安全稳定和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要因素。因此，周边安全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特征就决定了周边安全研究离不开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和方法。
二、周边安全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周边地区和周边国家是关系到中国安全稳定最重要的地缘战略地带，与周边的关系如处理科学得当，周边地区就会成为我国安全的战略屏障。中国周边外交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周边安全”“周边外交”“周边国家关系”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战略考量。
周边安全和周边战略无疑是区域国别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经济崛起并怎样走向世界中心，最大的发展机遇，乃至最有发展潜力和生机活力的区域，这些方面都在中国周边地区或与周边国家密切相关。同时，最容易引发领土争端和矛盾冲突，造成动荡，乃至引发安全挑战的因素也在周边地区，甚至是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因此，维护好周边安全，使周边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是一项国家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从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运用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行科学布局和调整完善。
在区域国别学视阈下，周边安全态势特别是东亚安全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已能影响世界发展的趋势与未来。中国周边地区能否出现合作势头，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与稳定，也与世界格局的走向密切相关。世界安全重心也正从“欧主亚从”向“亚主欧从”方向嬗变。可见，周边安全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占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在当前世界地缘政治冲突形势非常严峻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将所面临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挑战视作为促进同周边国家沟通与拓展合作范围提供了新机遇，在有效管控中美关系的同时，通过深入的战略对话来重塑和升级相互关系的定位，推动周边战略合作再上一个新的高度，使周边新的战略合作成为亚太合作的“领头羊”、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稳定器”、解决地区危机与热点问题的“减压阀”。共同建设适用新形势的地区合作机制，进而构建周边长期安全稳定的地缘新秩序。
三、“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安全与区域国别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实践均始于周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知识需要、决策制定和安全应对措施等催生了区域国别学。因此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周边安全环境与区域国别学的关系至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区域国别学是“一带一路”的支撑学科。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将国别与区域研究列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五大学科方向之一恰巧均在2013年。“一带一路”建设实践走过了十一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区域国别学也已经被列为一级学科，在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在“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大背景下，中国周边既是国家地理中心的边缘地区又是对外开放的门户，是沟通内外的重要节点以及对内、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也是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带。所以，周边安全研究应把握住中心与边缘互动的辩证关系这条主线，中心与周边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静态的、固化的、僵硬的，而是互动的，充满活力的。
“一带一路”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需要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来支撑。当前，“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正在持续推进，众多项目在共建国家密集展开，周边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安全问题凸显。从项目早期的设计到落地生根，都与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贡献密不可分。所以，“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互为支撑，已形成了“学”与“用”的良性循环。
四、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与“周边安全学”
当前，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俄乌等地缘冲突悬而未决，我国发展的整体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安全形势严峻。周边安全问题是既具有长远意义，又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时代命题，亟需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深入研究，才能更好地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周边战略，所以需要大力加强对周边安全问题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研究。周边安全研究属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也与国家安全学有密切的关联。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环境和国家安全政策等，其中，国家安全环境就直接并大量涉及周边安全环境问题。可见，周边安全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两个交叉一级学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两个交叉学科的交叉研究对象，因此非常有必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建议构建“周边安全学”，并分别列为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的二级学科。
之所以要构建“周边安全学”，一方面是由于现实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已经有了构建“周边安全学”的基本知识体系和条件。“周边安全学”可概括为：以中国周边地区与国家为特定研究对象，对与中国紧密相关联的地区安全问题、国别问题、边疆问题等的一个系统性整合。致力于改善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以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国家崛起的一整套的知识体系。
交叉学科是基于多个传统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新研究领域和新知识体系。“周边安全学”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参与，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大视野的研究。“周边安全学”与政治学、军事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很多学科都有密切联系，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有助于“周边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当前，应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不断拓展研究内涵，形成相对完整的二级学科体系。
那么，“周边安全学”的学科边界何在。中国的“周边安全学”基于其特殊的地域范围和相对广义的研究范畴，其涉及到不少既有学科，其本身有较强的交叉性和跨学科性。这里的“跨学科”不仅仅是指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简单“做加法”，也不能漫无边际地进行跨界联系。即便字面上“周边安全学”所囊括的对象有许多内容，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换言之，如果没有清晰的边界，其单独存在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就不确定性而言，“周边安全学”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学、国际安全、外交学和中国外交等相关学科与方向的界限、区别与联系就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在区域国别学的范畴内，需要不断研究、充实和细化“周边安全学”的内涵与外延。
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学科一般需要具备四个基本特征：一是需要建立一个核心问题以及与此联系的核心概念；二是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三是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四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周边安全学”的价值取向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阐释周边安全演变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一个对周边安全的一般性认识，推动关于周边安全知识和认知的发展；二是在此基础上应用已经形成的“周边安全学”知识体系，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者应为这个学术目标而不断努力，为周边安全研究提供新理念、新战略和新路径。（作者李敦球，曲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