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自忠在1937年7月28日之后的留平问题，多年来有两种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张自忠是“临危受命，代人受过”[①]，留平之举是“忍辱含垢，与敌周旋”[②]；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绝不是临危受命，代人受过”，而是逼宋哲元“交权下野”。[③]两种观点争论了数十年，事实真相愈发扑朔迷离。就两方观点的缺陷而论，“临危受命”一说仅着眼于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这一时期的事件，就事论事，而对张自忠的历史问题（如张自忠率团访日、与日方签订《香月细目》等事件）未能有清楚的认识，“逼宫”一说则多基于何基沣等人所著《七七事变纪实》及戈定远所著《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等当事人文章，而对7月29日张自忠上台后的举措鲜有提及。本文从张自忠的历史问题出发，围绕七七事变前后宋、张等人的表现及张自忠留平之后的举措，对这一事件深入研究分析，力求还原历史真相。
日军通过卢沟桥
一、历史上的张自忠
张自忠生于1891年，曾就读于天津、山东法政学堂，先后投奔于东北军阀车震、天津镇守使赵玉珂名下。1917年，车震又将张自忠推荐至冯玉祥处，张从基层次第升级至第十五旅旅长。1926年，在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之时，张自忠于阵前投晋[④]。后张俊声[⑤]以性命担保为张自忠说情，才重回冯部，免受军法处置。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整编入东北军，后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张自忠于此时加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因张部的人数较多（有几千人），是西北军残部中最完整的部队之一，这样“张自忠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⑥]，张自忠以此获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之位。也正因自恃实力雄厚，他常怀有“自命不凡”之心。据张俊声回忆，“张自忠颇为自负，常觉二十九军之有今日，主要凭借他的力量，总想翘出同侪之上”，出于这种心理，张自忠“对萧（萧振瀛）常给以难堪，对宋（宋哲元）亦傲然强就”，为应对这一潜在的矛盾，宋哲元对张“故示优容，安其反侧”。[⑦]1933年3月，日军入侵热河，进逼长城各口，面对日寇侵略，宋哲元奉命参加长城抗战，而张自忠出于保存军队的私心起初不愿出兵作战，在“宋哲元沉痛誓师，期以必死”后，“唯有张自忠装病不起”[⑧]，后经萧振瀛晓以大义方带队出发。二十九军进驻冀察之后，张自忠又在军队编制、人事任免等方面与宋哲元、萧振瀛、冯治安等主要将领屡有龃龉[⑨]。
二、张自忠访日问题
随着日本侵犯华北日深，《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和“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的发生，华北地区特殊化程度不断加深。为应对日方进逼，防止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统治，国民政府接受了折中方案：在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建立一个半独立的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政权建立后，宋哲元逐渐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势力人物。日方看中宋哲元的地位及其在它力图推行之“华北自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对其进行威逼利诱。宋哲元面对日方的态度可以概括为“表面亲善，实际敷衍，决不屈服”[⑩]，例如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不久，日方指使汉奸潘毓桂、张璧“拟出一个所谓‘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交给宋哲元，结果“宋看过后立即焚毁”[11]。1936年底，日方邀请宋哲元访日又被宋拒绝。日方对宋哲元这种不配合的态度大为不满，见宋不为其所利用，转而将目光放至三十八师师长、天津市长张自忠身上。日方特务机关通过汉奸掌握了张自忠日常的思想和言论，知其素与宋哲元、萧振瀛等将领不和，再加上张自忠有一定实力，遂决定以张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突破口。
1937年4月，在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的情形下，日方邀请张自忠访日并参加日本天长节[12]。关于张自忠访日究系日方操作抑或宋哲元安排，据秦德纯回忆，“日方于二十六年春，坚约张将军赴日参观，因此张将军便成为了众矢之的”[13]，可以看出此次访日实出于日方的主动邀请。另据当时《中央周报》报道，“宋哲元本人原不主张派员东渡，惟此中有人为张自忠运筹帷幄自命不凡者，极力怂恿张领导前往……”[14]，也可从侧面证实张自忠访日并非出于宋哲元的意愿，而是日方为之谋划。这一问题亦可从访日经费中窥见端倪，此次访日旅费“明虽由冀察会负担，实则此行纯系华北日驻屯军部邀请，而由退还庚子赔款之一部拨充，故在冀察会本身所出无多也”[15]。因此，对于张自忠访日，宋哲元虽“不主张”，然在日方“坚约”下，并拨出中国对日庚子赔款之一部充作经费为张“运筹帷幄”，宋哲元最终也“只是迫于情势，不好不同意而已”[16]。
关于访问团的名称，原定为“冀察平津赴日考察团”，因宋哲元等人拒绝访日，到最后成行时，日方改为“张自忠访日参观团”。张自忠任访日团团长，张允荣[17]任副团长。在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华北赴日参观团旅行计划”中，张自忠是以“第三十八师师长、天津市长、惠通公司[18]董事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陆军中将”的身份率领访日团。
惠通公司是由日方扶持建立，严重妨害国家主权
访日团成员中，除二十九军四个师中每师出一旅长及惠通公司四位重要职员外，其余基本为天津市政府及工商界人士，此外还有“张自忠男女公子、侄男女公子及张允荣之女公子等五人，偕行游历”[19]，共二十余人。访日团一行“于四月二十三日离津赴日考察”，五月“二十六日晨返抵青岛”[20]，除按计划考察市政、军事、航空及工商业外，日方还安排了超出张自忠身份的参加天长节、“觐见天皇”的活动，张自忠在日本享受的待遇甚至超过了一个月前代表中国政府访日的外交部长张群。日方此举意图通过提高张自忠的地位，在二十九军内部乃至二十九军与中央之间制造裂缝、矛盾，目的不仅在“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更在于“拉住冀察一部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21]。时任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辅佐官的寺平忠辅称张自忠一行在日本“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认为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的效果”[22]。而张自忠这位“头脑简单分子”对日方的拉拢似乎颇为受用，自访日归来，张逐步跌入了日方陷阱和汉奸包围之中，成为一名“亲日分子”。据军委会参谋次长熊斌分析：“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1、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23]张自忠在向日方靠近的同时，与宋哲元等二十九军主要将领的隔阂也越来越深。5月26日张自忠从日本返回青岛后，宋哲元派李炘、邓哲熙前往迎接，但张却于27日赴济南谒见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随后回天津，并未谒见近在山东乐陵的自己的长官宋哲元。
三、卢沟桥事变后宋张等人的表现
面对日方步步紧逼、各种要索，“宋哲元深感难于应付，乃萌回籍暂避之意”[24]，遂于1937年5月离平回到乐陵。宋于离平前令冯治安代位二十九军军长，秦德纯负责对日谈判。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8日，冯治安、秦德纯等主战将领决心反攻，宋哲元也“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25]，因日方称可无条件撤兵而收回反攻命令。至十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26]。七七事变后，日方起初与秦德纯进行交涉，因秦的态度较为强硬坚决，便转而找张自忠谈判。张自忠自访日后，已成为“日军心目中的华北中心人物”[27]，据今井武夫对张自忠的评价：“由他负责，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28]7月11日，日方在张允荣家中与张自忠进行谈判，双方初步定了谈判内容，简称第一项誓文，条件如下：1、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2、卢沟桥以及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3、取缔共产党、蓝衣社激烈分子排日抗日等运动。虽然外界传言已经签字，但秦德纯“不承认有上叙事实，谓并未签订任何条件”[29]。此后，张自忠抛开秦德纯，开始插手对日谈判。
宋哲元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局势骤变，而自张自忠访日归来后数月间，宋哲元未曾与张接触谈话，不了解其思想变化及对日态度，加上宋张之间本身存在的隔阂，使得宋哲元对张自忠更加不放心，宋遂于7月11日从乐陵返回天津察看情形。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蒋介石就“从情报中得悉日本与汉奸及张自忠等有阴谋对宋下毒手的消息”，数次电宋直接到保定指挥。7月10日，蒋介石又令李世军[30]“去乐陵当面告知宋不能回北平的理由，主要是怕廿九军内部发生问题，使宋有失去自由危险”[31]，然此时宋哲元已动身赴津。宋抵达天津后，即“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自忠、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围”[32]，宋哲元给熊斌的电话中称“彼现在津，不能有明白表示”[33]，暗示自身的危险处境。7月15日，宋哲元在天津寓所召开二十九军将领会议，会上就表露出二十九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据军政部参事严宽给何应钦的报告显示，“张（自忠）等力主和，日对张等由陈（觉生）、马（彦翀）居中拉拢，故张等对日外交处处让步，藉巩固地盘”，而“冯（治安）等力主战，对日决不让步”，此外陈觉生等汉奸甚至“主张地方与日媾和”[34]。宋哲元看到自己已不能控制天津的险恶局面，甚至“密电蒋委员长请示是否可以放弃天津”[35]。针对七七事变后华北的恶劣局势，蒋介石在7月17日的庐山讲话中特别提出四点声明：（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并勉励宋哲元，“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愿独负责也”[36]。同时，何应钦致电宋哲元“望兄等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37]。在此情况下，宋哲元一面于7月16日发布战字一号命令，命冯治安为总指挥官，对北平及附近地区作出战略部署，[38]一面于18日会见新上任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希图促成和平局面。然而香月向宋提出七项苛刻要求，并要求宋于19日前回复。18日当天宋哲元向熊斌电话表示“战争恐不能免”，“决不作丧权辱国之事”[39]，秦德纯在向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也表示宋哲元与香月清司的会谈内容仅为“恢复卢事件发生前之和平状态，未涉其他”[40]。宋哲元深感和平无望，遂于19日搭北宁路专车离津返平，车过杨村与汉沟之间铁路桥时“发现炸弹，其时宋哲元赴平专车已过，炸弹未爆发，无损伤”[41]。后据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调查，炸弹系日方安置。
在宋哲元离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表董道宁即于19日下午对日发布公文，表示“任何现地协定，须经中央政府承认”[42]。然而，张自忠、张允荣却于19日深夜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拜访参谋长桥本群，并在日方拟定的《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上签了字，史称《香月细目》，其内容包含七点：“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三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43]由于双方约定对此协定保密，因此宋哲元、秦德纯均不知晓。对于这一协定，宋哲元事后也“始终未作承认”[44]。
四、7月28日风云突变
7月20日下午，日军炮轰宛平及长辛店，25、26两日接连发生了日军向我廊坊驻军挑衅、偷袭北平广安门事件。香月清司于26日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限于二十七（日）午十二时以前，将八宝山、卢沟桥等处之我军撤至长辛店以南，并限于二十八日我军撤至永定河以西”，被宋“严词拒绝”。[45]至此“时局已濒最后关头，此间一切谈判均已停止”[46]，双方战争一触即发。宋哲元即于27日令尚在北京的刘汝明速回察哈尔准备作战，按照计划“八月一号行动”[47]，同时“谕令二十九军抵抗日军”[48]，并向中央表示“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49]。同日，蒋介石电宋哲元，请其“静镇谨守，稳打三日”，并“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毋退”[50]。为表明抗战决心，宋哲元还于27日晚向全国通电，表明全军“为自卫守土计”，“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51]。然而，就在宋哲元于26日拒绝日方最后通牒，27日下令全军抵抗，固守北平稳打三日甚至“决心与城共存亡”[52]的情况下，却于28日晚十一时半率秦德纯、冯治安、陈继淹等部众离平赴保。察此一前后矛盾之蹊跷行为，根据后来各方行动进行分析，实为7月28日日军、汉奸及张自忠等人联合行动之结果。
7月28日晨，日军向北平南苑、北苑、西苑、黄寺、团河等驻军发动总进攻，中日双方在平郊展开激烈战斗。日军“以联合兵力约三千、炮约四十门，向我南苑攻击”[53]，致使二十九军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蒋介石在接到平郊激烈战况后，即电令宋哲元“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54]。28日下午三时许，宋哲元在进德社与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固守北平三日，张自忠突然到会（宋哲元离开天津时曾嘱咐张自忠坐镇天津，非有命令不得离开[55]），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56]，宋哲元此时已明白张的意图与自身处境，遂决定离平，交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绥靖公署和北平市的领导权。[57]同日，隶属石友三一部的“驻平绥线沙河保安队附敌”[58]，平绥铁路线被日军控制，从而切断了二十九军军部与一四三师的联系；张允荣同时抵达平绥铁路局进行控制并接任铁路局局长；阮玄武也率三十八师独立三十九旅由南口回到北苑，听从张自忠的调遣。这些迹象都印证了严宽给何应钦报告中的“闻俭（28日）晚战争，张（自忠）、石（友三）等部有参加日军行动之说”，加上此时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居仁堂已被张部进占”，表明28日的行动实际上是一次有计划的夺权。最终宋哲元、秦德纯等人离平，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而“自忠、燮元、允荣、毓桂、张壁、仲孚、觉生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59]
五、张自忠上台后的措施
1、接见松井，大开城门
7月29日张自忠上台后，于晨七时“接见日本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商谈‘善后办法’”[60]，在得到松井“该国军队，决不进城”的许诺后，即下令将城内阜成、西直、东直、德胜、安定等各城门的沙袋撤除，“旋即城门完全开放，任人通行”，当晚还将自7月8日以来实施的北平戒严解除，“全市各处障碍物亦下令全部撤尽”。[61]为安定民心，张特于下午五时接见新闻记者，对外宣称“日方声明不入城、不投弹，平市治安可保无虞”[62]。
2、重组政权
在得到日方不进城的保证后，张自忠即着手接任职务[63]，进行人事调整，重组政权。张自忠给香月清司打电话，称已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日上午九时，张自忠以冀察政委会名义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张允荣为平绥铁路局局长。张本人于下午二时就任北平代市长，三时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并通电军事委员会驻保定办事处，报告“平津军政由彼负责”[64]。 7月31日，张自忠任命天津市府首席参事边守靖为代理天津市长，李景阳为天津警察局长。此时天津警察四千人已“奉令解除武装，驻军退至静海一带”[65]，李景阳接任职务后，即派出黑衣警察[66]于各处值岗，甚至帮助日军将刘家鸾留下的零星保安队缴械。8月2日，张自忠以“冀察政委会各委员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以致开会讨论事项不易进行”[67]，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八人一律开缺，并于3日改聘张允荣、张壁、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泉荪、陈中孚八人为委员[68]。随着一系列的人员变更，大量汉奸和亲日分子控制了冀察政委会及平津市府各要害部门。
3、停止作战，解除武装
29日，张自忠甫一上任，就接到其手下的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率领下向天津日军发起反击战的消息。天津抗战令张自忠十分尴尬，他立即向天津发电，称“和平有望”[69]，“令停战，并谓再受压迫即撤退”[70]；为杜绝隐患，避免日方猜忌，张自忠还将手下所控部队“改为保安队，每日晨昏由日人询（训）话”[71]；31日，张自忠手下的阮玄武旅“在北苑及西苑缴械”[72]；为获取日方信任，张自忠甚至不惜“向宋哲元辞去三十八师长”，自愿“脱离军籍”[73]，释去兵权。
4、管控言论，查禁排日报纸书籍
潘毓桂被张自忠任命为北平警察局局长后，即着手实施管控言论，对排日出版物进行查禁。如“检查报纸取缔言论”、“邮电检查”、“检扣外埠报纸”、“查获反动书籍”、“取缔集会结社”等，此外，潘毓桂还下令各学校“禁读党义”，在警察局内“裁汰党化人员”，搜查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二十九军要人的住宅，对入城日军予以招待，向日军供给运输车。[74]
从张自忠留平后的各项措施可以看出，其留平是为了继续执行《香月细目》的各项协定，以促成“和平”局面。然而张自忠在逼走宋哲元并自动解除武装后，对日方便失去利用价值，对于时局，“张等已无主持能力，诸事皆由汉奸操纵”[75]，日方遂抛开张自忠，直接支使汉奸。7月30日，在日军扶植下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江朝宗任委员长，此举意味着日方欲绕开冀察政权而另立伪政权。虽然张自忠“谋取委员长一席，运动甚力”，但日方认为“如二十九军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要人仍在新委会中，据有负责之地位，则北平时局难期明朗”。[76]至此，张自忠已失去利用价值和存在根基。据当时《申报》报道，“日方重要人员谈话，对张自忠已不信任，并谓张壁、张允荣等乃利禄之流，无何期待”，因此预测“平津将另有演进”。[77]果然不出所料，8月4日上午九时半，日军背弃对张自忠的承诺，将部队开入北平城内。[78]此时张自忠方觉掉入日军陷阱，和平美梦破灭，遂于5日称病住院，辞去代理委员长之职，并于6日登报将所有三职务一并辞去。[79]
六、张自忠政权迅速失败的原因
张自忠在几天之内便失去其前半生所经营的军权与政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日方在利用张自忠将宋哲元及三十七师赶出北平后，即对其失去兴趣，改由日方直接指使其身边的汉奸，张的权力被架空。
其次，天津李文田的抗战和冀东伪保安队的反正使日军十分震惊。李文田是张自忠三十八师的副师长，日方认为张自忠连自己的部下都不能控制，已无利用价值。自此日军对有兵权的汉奸已不敢重用。
二十九军的广大官兵也不支持张自忠的“和平”政策，纷纷弃张而去。天津抗战后，李文田率三十八师赴马厂向宋哲元报到；留在北平的刘汝珍团虽被骗换了保安队的黑色制服，但最终带兵突围离平。[80]
此外，张自忠原来的西北军老上级、老同事（如韩复榘、鹿钟麟）也带头对张的“和平”政策进行谴责。广大群众包括学生对张追赶、谩骂。还有一些不甘附逆的西北军故旧（如贾德耀、刘郁芬、田春芳、过之翰等）多以患病、工作结束等理由纷纷辞职或不辞而别。甚至张自忠身边的几个曾与其拜过把兄弟的汉奸（齐燮元、张壁、潘毓桂、陈觉生等）也都转投日本，令张自忠处境艰难。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方需要一个地位较高、对日恭顺且没有军权的傀儡（江朝宗、高凌霨等），而张自忠的条件不够（张仅是天津市长、三十八师师长）。因此，日军方直接支使汉奸成立了北平地方维持会。张自忠在失去军权政权后，仓惶辞职，躲入德国医院，这场短暂的预谋政变遂以失败告终。
七、国民政府对宋、张的处理态度
平津失陷后，蒋介石即对新闻记者发表意见，称“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负之”，并提到“至宋个人责任问题，不必重视”。[81]8月6日，蒋介石任命宋哲元担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77军、59军、68军、53军、92军、108师等多支部队，担任平汉线一带防务。宋于8月21日面蒋，蒋对宋大加慰勉。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对张自忠的态度则殊为不同。张自忠从北平逃出后，国民政府于10月8日下达明令，“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故给以“撤职查办”[82]的处分，撤销其天津市长和第三十八师师长之职。时张自忠在济南，南京方面“命韩（复榘）派人押解张自忠前往南京”，待张到京检讨后，在冯玉祥、宋哲元等人力保之下，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政部中将部副的名义留在南京，不准他回到部队”。[83]
八、张自忠的忏悔与归队
张自忠仓皇辞职后只身逃出北平赶往天津，又搭船赴烟台转至济南。冯治安遂派张的老上级张俊声前去慰问，张自忠见到张俊声后，极感痛悔，自言“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好像被鬼所迷。现在唯愿一死，身边常带安眠药，随时想吃下去”[84]。萧振瀛也于此时乘车到济南见张自忠，张抱着萧振瀛大哭道：“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对萧解释称“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并表示“唯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85]待至南京见到李宗仁时，张亦称自己“戴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并表示“中央如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86]可见此时张自忠极后悔被日人和汉奸利用，已意识到所犯错误，并萌生以死报国之心。宋哲元死后，张自忠捶胸大恸，对人说：“宋先我而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机会了”，“从此死心益决”[87]。
张自忠被处以“撤职查办”后，经宋哲元、冯玉祥、鹿钟麟等将官保荐，蒋介石复用其为五十九军军长，准其戴罪立功。返回部队当天，张自忠对原38师部众痛哭道：“今天回军，除共司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88]张自忠在淝水初战告捷后，痛切地对记者说了三句话：“兄弟无话可说”，“大部分国人骂我是汉奸，兄弟认为这是终身最痛心的一个污点”，“只有事实方可洗雪这个污点，现在无话可说”[89]。经临沂一战，张自忠部奋勇歼敌，重创板垣师团，国民政府遂撤销对其处分。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以身殉国，最终完成了其“死在战场，有以自白”的遗愿。
综上，张自忠任天津市长以来，在名利追逐下，同时兼任日方的兴中、惠通公司董事长，率团访日，逐渐跌入了日本陷阱。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自忠又坠入和平谈判的幻想中，被日方利用，与日方签订《香月细目》，甚至发动政变重组冀察政权。及至仓皇逃出北平后，张自忠方才醒悟，萌生悔意，在宋哲元、李文田等人帮助下重回抗日队伍，最后以身报国。后人习史，应清楚认识到在日方以阴谋手段瓦解二十九军、夺取平津的过程中，张自忠是难辞其咎的，方不负以史为鉴。
[1] 刘建武：《关于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前后的几个问题》，《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林治波：《“七七事变”后张自忠留守北平的真相》，《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张皓：《张自忠与29军在华北》，《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张庆隆、车晴：《“七七事变”后张自忠留守北平的真相》，《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 张皓：《忍辱含垢，与敌周旋——七七事变期间的张自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3] 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
[4] 详见李兆瑛：《张自忠投归晋军真相》，《山西文史资料》2000年第2期；陈长捷：《1926年张自忠投晋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下），文史资料出版社2002年版。
[5] 张俊声（1893-1979），字子英，是张自忠的老上级。早年参加西北军，受冯玉祥信任和提拔，曾任冯的副官长，在二十九军中作过参议。曾在冯面前力保张自忠，对张有知遇之恩。
[6] 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页。
[7] 张俊声：《蒋介石派萧振瀛破坏抗战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3页。
[8] 施乐渠：《二十九军浴血抗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4页。
[9] 具体参阅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文中“冀察政权的内讧”一节。
[10]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页。
[11]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页。
[12] 天长节是日本庆祝天皇生日的节日。
[13] 《秦德纯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87页。
[14] 《冀察派员赴日考察》，《中央周报》第463期，1937年4月19日。
[15] 《排除抗□思想养成暴动实力 日图冀察表弛里紧》，香港《华字日报》1937年4月18日，第四张。
[16]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275页。
[17] 张允荣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内防处长，后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同盟军解散后带领100多人在沽源任警备司令，曾与日军签订过出卖察北的秘密协定。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后，二张关系密切，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后，张允荣即到天津活动。张允荣是惠通公司的首任董事长，也是张自忠和日本之间的牵线人。但其在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中并无担任职务。
[18] 1936年10月17日，日方逼迫中方签订《中日通航协定》，11月7日惠通航空公司成立。该公司名为中日合办，实为日本独资。由日方提供飞机、飞行员及其他一切技术人员，中方只负责土地使用权。1937年1月18日张自忠接任惠通公司董事长后在平津一带建了六个飞机场，给后来日军飞机轰炸南开大学、二十九军南苑军营提供了方便。
[19] 潘玉书：《张自忠访日经过记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20] 《张自忠等昨抵济 定今晚北上返津 拒谈“赴日观光印象甚佳》，《大公报》1937年5月28日。
[21] 《冀察派员赴日考察》，《中央周报》第463期，1937年4月19日。
[22] 寺平忠辅：《卢沟桥事件》，日本读卖新闻社1970年版，第45页。
[2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场正面战争》（上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24]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272页。
[2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场正面战争》（上册），第261页。
[2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场正面战争》（上册），第261页。
[27] 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44页。
[28] 【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场正面战争》（上册），第240页。
[30] 李世军时任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是宋哲元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系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
[31] 李世军：《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场正面战争》（上册），第240页。
[33] 《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熊斌呈何应钦部长转陈宋哲元主任告战事恐不能免等情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第171页。
[34] 《军政部参事严宽呈何应钦部长告天津宋寓会议意见不一情形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45页。
[35]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344页。
[36] 《蒋委员长致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指示对日坚持到底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23页。
[37]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致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天津市市长张自忠等告日军增援平津构筑工事及飞机场祈勿陷于谈判圈套等情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23页。
[38] 详见李惠兰、明道广：《七七事变前后》，台湾兰台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页。
[39] 《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熊斌呈何应钦部长转陈宋哲元主任告战事恐不能免等情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71页。
[40] 《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致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告宋哲元主任在津晤香月希望恢复卢变前之和平状态等情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57页。
[41] 《宋哲元昨晨到北平》，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20日，第一张。
[4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5页。
[4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84页。
[44]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346页。
[45] 《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呈蒋委员长何应钦部长已严词拒绝日方最后通牒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89页。
[46] 《宋派代表到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28日，第一张。
[47] 《刘汝明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86页。
[48] 《宋哲元决心应战 通令二十九军抵抗》，《申报》1937年7月27日，第一张。
[49] 《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呈蒋委员长告北平四面皆敌决心固守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86页。
[50] 《蒋委员长致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指示固守北平三日中央日夜兼程增援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33页。
[51] 《宋哲元通电 决尽力自卫守土》，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28日。
[52] 《军政部参事严宽呈何应钦部长告和平已绝望二十九军决与城共存亡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87-188页。
[53] 《军政部参事严宽呈何应钦部长报告日军对平郊总攻战况及军情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91-192页。
[54] 《蒋委员长致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指示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33页。
[55] 李世军：《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38页。
[56] 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9页。
[57] 对于此事萧振瀛、戈定远、李世军、张克侠、田春芳等人均有相同的回忆记载。
[58] 《沙河保安队附敌 今晨北平形势突变》，《申报》1937年7月29日，第一张。
[59] 《军政部参事严宽呈何应钦部长告宋秦离去平津失守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194页。
[60] 《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 宋哲元今晨已抵保定 传赵登禹不幸阵亡说》，《大美晚报》1937年7月29日。
[61] 《平市昨解严，各城门昨日下午完全开放》，《世界日报》1937年7月30日，第四版。
[62] 《张自忠昨已就新职 并开冀察政会临时会议 定今日赴绥靖公署视事 平市治安由警宪负责维持》，《世界日报》1937年7月30日，第三版。
[63] 张自忠上台后仅接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市长两个政务职位，对于冀察绥靖公署主任这一军务职位，因宋哲元、冯治安等已携军队离去，张自忠实际无能力接任此职。
[64] 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31日，第一张。
[65]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66] 国民政府规定警察夏季制服是黄色，警察着黑色制服暗含政变之意。时任北平警察局长的潘毓桂在《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治安纪要》中也有“特将郊区长警皆改着黑色制服”的记载。
[67] 《冀政会八委员开缺》，《北平晨报》1937年8月3日。
[68] 杨兆庚并未就任委员一职，数日后即离开北平。
[69] 马仲廉：《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70] 《张自忠二十九日电津 令停战》，上海《大公报》1937年8月1日，第一张。
[71] 《张自忠主持无力》，《申报》1937年8月3日，第一张 。
[72] 《军政部参事严宽呈何应钦部长报告北平失守后情况电》，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06页。
[73] 《张代委员长现已脱离军籍》，《北平晨报》1937年8月3日。
[74] 具体参阅潘毓桂所著《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治安纪要》第13-35页。
[75] 《张自忠主持无力》，《申报》1937年8月3日，第一张。
[76] 《“治安维持会”成立》，《中央日报》1937年7月31日，第一张。
[77] 《日不信任张自忠》，《申报》1937年8月6日，第一张。
[78] 参见8月5日《申报》、《晨报》等报纸报道。
[79] 《张代委员长所有职务一并辞去 冀察绥靖主任由富参谋长代拆代行 北平市长由政委会暂为兼理》，《北平晨报》1937年8月7日。
[80] 具体参阅刘汝珍：《1937年北平突围血腥录》，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41-51页。
[81] 《平津形势骤变后蒋委员长发表意见》，《申报》1937年7月30日，第一张。
[82] 《张自忠撤职查办 刘汝明戴罪图功 国府昨下明令》，上海《大公报》1937年10月9日。
[83] 吴锡祺、王式九：《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69页。
[84] 张俊声：《蒋介石派萧振瀛破坏抗战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4页。
[85] 《萧振瀛先生纪念文集》，台湾世界书局1990年版，第195页。
[86]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2-723页。
[87] 张俊声：《蒋介石派萧振瀛破坏抗战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94页。
[88] 《秦德纯回忆录》，第184页。
[89] 《尽忠报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