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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岳南的《南流北归.南渡第二章》,详细描写傅斯年如何架空鲁迅,让鲁迅愤然离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鲁迅先生战败。

傅斯年在回国前已有耳闻,广州一隅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

随着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

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场拍板儿,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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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傅斯年与民国时期学界最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朱家骅相见、交往的开始。从此,二人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尽管后来一个从政,一个是亦官亦学,走着不尽相同的道路,但人生际遇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未来二十余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共同度过了相互信任与协作的难忘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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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上任不久,朱家骅发现此公为人做事 “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

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不愧是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天才处事能力的领袖型“大鳄”。

只是这“大鳄”在目空天下士的同时,还算心中有数,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并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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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的策划和主持下,文学院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

令人扼腕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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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他对传统文化既有批判,也有继承和弘扬。在批判封建礼教、旧道德等糟粕的同时,也注重挖掘和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内涵,如对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等的强调,使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他的创作理念和文学实践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创新与变革。其作品所体现的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励着后来的作家不断探索和尝试新的文学创作方法和风格,为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前,鲁迅在北平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斗,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咒骂,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

也正是由于陈西滢、徐志摩以及鲁迅认为的后台老板胡适等西洋“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欧美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都没有好感。

更因此前有人揭露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西滢谈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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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一听立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的好机会,便写了一封揭发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西滢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

为此,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躲在背后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后来陈西滢真被鲁迅骂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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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其间鲁迅有《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发表),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

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随后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

不久,鲁迅受好友林语堂邀请,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女学生兼女友许广平也随鲁迅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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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抵厦门大学不久,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文学院研究所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

鲁迅一见顾氏到来,眼里冒火,很快二人就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仇寇。

鉴于层层盘根错节的矛盾,誓不愿与顾颉刚等一路人为伍的鲁迅辞职离开厦门,于1927年1月18日抵达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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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受聘中山大学并出任文科学长后,对鲁迅渐生厌恶之感,遂力主聘请北大时代的同窗好友顾颉刚到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务是

“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

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鲁迅一听顾颉刚要来中大,知道是傅斯年等人合谋设下的圈套,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对前来商量的傅斯年道:

“他来,我就走!”

此举令傅深为尴尬与不快,但傅斯年以他敢作敢为的作风,顶着鲁迅的巨大压力,最终把顾颉刚请进了中大。

鲁迅眼见自己竟成了一个“大傀儡”,于1927年4月21日辞职离开广州,携许广平赴上海开始了公开同居生活。

顾颉刚留了下来,除在中山大学任教,还将大部分精力与傅斯年共同主持筹划语言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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