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86岁的郭沫若的病情开始恶化,困扰多年的肺炎的毛病反复发作,他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时常在昏迷之中说起胡话:

“你们要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

当他神智稍微恢复清醒的时候,将妻子和儿女们喊到了病榻前,对心爱的家人们做了最后的嘱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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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后,请不要保留骨灰,直接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以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对革命事业、对国家建设的贡献以及职务,完全是有资格下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可到了弥留之际,他既不选择将自己葬在四川家乡,落叶归根,也不想葬在八宝山内,为什么偏偏选择要将骨灰撒在大寨呢?

作为一名诗人,诗人的本性是天真且烂漫的,自然不乐于受到俗尘凡事的牵绊,或许在听说总理也选择了将骨灰洒在祖国的山川湖海中后,自己也选择了不建坟的洒脱方式。

郭沫若的儿女们,对父亲不保留骨灰的决定或许并不会感到意外,感到意外的可能只是抛洒的地点。

或许,只有他的妻子于立群才理解丈夫的选择,一是郭沫若真的喜欢、推崇大寨这个地方,第二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在怀念着儿子郭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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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间,郭沫若第一次前往大寨参观,看到经过大寨人历经12年辛勤耕耘创造出来的壮观平原景象时,心里就感到无比震撼,彻底为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折服。

他当场挥毫落纸,就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五言诗“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借此抒发自身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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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后,郭沫若在百忙之中,仍然对大寨的印象依旧难以忘怀,此后曾经数次返回考察参观。遇到好友和朋友找他求字,他在多数时候,都乐以这首诗重新题写来赠送友人。

郭沫若先生一生共有11个子女,其中佐藤富子(中文名字郭安娜)生了5个,于立群生了6个,郭世英在其中排行第八,在郭沫若先生的8个儿子中,他排行老六。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郭沫若对这个儿子十分欣赏,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他成绩十分优异,继承了父亲郭沫若的作家天分,才思敏捷,思想独特,喜欢思考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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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英对父亲郭沫若后期的文化作品风格其实是颇有些不以为然的,有一次曾经在家门口,对他的学弟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说:“看,这便是你崇拜的大偶像,是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郭世英在北大哲学系就读时曾经痴迷哲学,1963年因为组建诗社被下放到河南的一所农场劳动,在两年艰苦的劳动中,他又转换了兴趣,迷恋上了泥土,迷上了种植棉花。

郭沫若夫妇惦记着远方的儿子,想尽办法把他调回北京,郭世英本人则是表达了不满,他是不情愿离开所钟情的土地的,只是没勇气拂了父母双亲的意。即便是听从家长的意见,回到农大念书时,也发誓好好学习植物栽培知识,将来还是要回到农场加以实践、继续种植的。

可惜,后来由于他有组建诗社的前科,进入特殊时期之后,他便得了抑郁症,在有一次被揪斗后,年轻的郭世英不堪其扰,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在被缚双手的情况下,年仅26岁的他,选择了从三楼的一个房间跳了下来,扑向了他钟爱的辽远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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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对于最为欣赏的儿子的突然离去,心中自然是一直无法释怀,为了排解郁闷的心情,天天将自己关在屋子里面,默默抄录着儿子留下来的日记本,工工整整的抄了8大本,以此寄托自己对儿子的深切哀思。

郭沫若心中对自己当初把郭世英调回北京这个决定一定是后悔的,他后来在一封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写道:“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是深深领略到了。”

妻子于立群闻听此噩耗后也一病不起,不时地埋怨郭沫若为什么不在郭世英处境危难之际,不及时介入,向上反映,也许能避免儿子生命的凋零。

面对妻子的责怪,郭沫若悲愤莫名,无言以对,他只能付诸笔头,不断的写。写的最多的,是儿子郭世英日记本最后的那两句话:

“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此后余生,郭沫若不断在反省自己,对于当初让儿子郭世英回京的决定感到懊悔,认为如果不让对乡村生活产生兴趣的儿子回京的话,让他保有这点小小的自由,寄情于泥土之中,草木之间,不跟人心打交道,或许,后来那些所有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