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是苏联的最后一天，图为苏联解体前夕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苏联的最后一天
（节选）
作者｜［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译者｜沈力
选自｜《苏联的最后一天·导论》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本文约3200字）
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者的六年零九个月里，无论去哪儿，旁边总有两位身穿便衣、面无表情、头发整齐的上校。他们低调到总统的访问者甚至总统的助手通常都注意不到他们。总统在办公室工作时，这两个沉默的军人就坐在办公室前厅。总统坐着吉尔牌高级轿车出入克里姆林宫时，他们就驾驶着一辆伏尔加牌小轿车紧随其后。总统坐飞机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飞机的两个后座上，不管总统是在郊外别墅还是城市公寓里过夜，他们都会出现在同样的地方。
这两位神秘的上校负责保护的是一个小巧的黑色新秀丽公文包，上面有一把金锁，包重3.3磅，必须时时不离总统左右。这就是有名的chemodanchil，或称“小手提箱”。所有人，包括戈尔巴乔夫都把它叫做“核按钮”。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便携设备，将总统与莫斯科郊外一支地下指挥中心的“战略火箭部队”连接起来。设备里有准许引爆苏联远程核武器的通讯系统，而这些武器中，很多都指向美国。有三位上校被指派来保护手提箱，但其中一个通常不会出现，他们的职责是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就帮助总统将战略武力设置成警备状态，并授权攻击。
核提箱总共有三个。一个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保护，一个由国防部长保护，一个由总参谋长保护。三个设备都足以授权发射一枚导弹，但只有总统能够合法命令发动一场核攻击。只要戈尔巴乔夫还控制着核提箱，他就是苏联战略武力的合法指挥官，苏联也仍然是一个超级核大国。
所有的一切在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被颠覆。下午七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面前宣布辞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庞大而僵化的共产主义磐石，正逐渐解体为各自独立的国家。戈尔巴乔夫再也发挥不了作用了。接着，鲍里斯·叶利钦作为新独立的俄罗斯的总统，打算前往戈尔巴乔夫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正式接管核提箱，届时，那两位上校将跟戈尔巴乔夫道别，随叶利钦离开。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就开始统治这个超级大国，这是支配着横跨十一个时区的土地和半个地球的超级大国解体的最终阶段。自此，俄罗斯作为十五个共和国中最大的国家将成为唯一的核大国。鲍里斯·叶利钦将获得能够数次摧毁美国的合法力量。这也是令人敬畏的责任。苏维埃军火库包括27000件核武器，其中，11000件被装载在能够发射到美国的导弹上。其中任意一枚弹头都能摧毁一座城市。
这次交接就像是具有莎士比亚作品张力的戏剧的最后一幕。主要演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之间颇具威胁的相互影响已经打破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平衡。这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争夺最高权力的终点，前者是被资本主义世界偶像化的共产主义者，从容而老练；后者是被西方各国的政要视为破坏者的民主派，冲动又酗酒。
在面对镜头时，被驱逐的总统和他的篡位者举止倒是都颇有政治家风范。但是，在世界历史上，鲜有如此重大的事件是由两个人之间强烈的相互厌恶来决定的。早些年，戈尔巴乔夫权力鼎盛时，曾公开羞辱叶利钦。这个魁梧的西伯利亚人从未忘记这份羞辱，1991年12月，两人的角色颠倒过来了。戈尔巴乔夫变成了受辱的一方，他与妻子赖莎被赶出总统住处时伤心得落了泪。就连为核通讯系统和代码的转移而精心设计的安排，也因为叶利钦的暴躁和戈尔巴乔夫的自傲在最后时刻陷入混乱状态。
然而，叶利钦的敌意和戈尔巴乔夫的虚荣也无法阻挡一个犹如政治奇迹的事件发生。在1991年12月25日，能够与1918年奥匈帝国覆灭或1923年土耳其帝国垮台相提并论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却没有国外战争或流血革命作为催化剂。共产主义南斯拉夫在烈火中分崩离析，而苏联却在全世界难以置信的目光中几乎无波无澜地解体了。强大的苏维埃军队毫不抵抗就将一个由众多附属共和国组成的帝国拱手让出。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直到1991年初，都没有政治家或学者推测出即将在此年年末发生的历史剧变的规模和波及范围。
苏联诞生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内战，当时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控制了旧沙俄帝国的绝大部分。随后，得益于工业化和约瑟夫·斯大林的铁腕政策，苏联在二战中击退了纳粹军队，并发展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随之而来的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形成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和假想。
但是，列宁伟大的社会主义尝试遭遇了困境。经济停滞不前，并最终崩溃。中央失去了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曾击溃希特勒德国军队的国家不复存在。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我们眼前轰然崩塌”。
这是人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是千年俄罗斯和苏维埃帝国的终结，也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复兴的开端。这一天的到来让美国的保守派提前庆祝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预言：苏联的分裂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而西方自由民主制将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及。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苏联共产主义的结束创造了条件，鲍里斯·叶利钦则发动了致命的一击。但是，在现代，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被尊为俄罗斯的民族英雄，他们进行权力交接的日子也没有在莫斯科被人纪念。当代领导人不鼓励对1991年12月25日进行任何形式的庆祝。就像弗拉基米尔·普京说的一样，那天所发生的一切被很多俄国人看成一场“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一天是一个警醒，提醒他们曾经强大的超级大国的失势被美国当做冷战的胜利来庆祝，而不是当做人们和平推翻一个政权体系从而采纳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胜利来庆祝。前苏联总统参谋长亚历山大·里昂提耶夫在不久后这样描述：“美国人在苏联的葬礼上喝得太多了，以致现在还醒不过来。”
实际上，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在共产主义政权临终时聚拢起来围观葬礼的美国人的数量如此之多。俄国人和美国人的利益从未像此刻这样纠缠不清。
就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前几天，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问了俄罗斯，访问期间，让贝克感到震惊的是，在所有的会议上都有一个统一的主题：“想让美国感到满意的强烈愿望”。在每个新共和国都试图与美国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的情况下，他认为“美国对它们行为的影响力”在此时达到了顶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观察到这些新国家的行为“简直就是为了专门赢得美国对它们所作所为的支持而设计的”。所有新出现的国家对美国言听计从，竟至于宣布它们会遵守布什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民主原则，来获得外交认可。
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里，美国外交家和俄罗斯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相互商议。戈尔巴乔夫称美国大使为“同志”。詹姆斯·贝克和与其地位相当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去对方的家中用餐，漫谈国际事务。中情局和克格勃的高层特工进行友好接触，他们已经相互监视几十年了。美国的传教士出现在莫斯科，兴高采烈地传教。二十位基督教领袖在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天访问了克里姆林宫，其中最狂热的一位传教士告诉戈尔巴乔夫：“你是美国教堂最求之不得的人，你是传达上帝旨意的人。”在最后的24个小时里，克里姆林宫的走廊上回荡着带有美国口音的英语，美国的电视台工作人员都挤进总统办公室，记录这最后的时刻。唯一在电视上播放的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竞争对手的采访，是在美国新闻频道播出的。
戈尔巴乔夫将自己视为布什总统的私交，布什最后试图帮助他维持一个改革过的苏联。鲍里斯·叶利钦讨好美国总统却是为了分解苏联。前者想要得到的是历史的认可，后者渴望的是国际上的尊重。两者都通过各自与美国的关系来衡量自己在世界上的立场。他们都热衷于向华府保证，核武器控制权的转移不会威胁到世界和平。美国人也同样急于维持一段能够提升他们的全球利益和经济政治哲学的友谊。
在这一天，莫斯科还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事情。绘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而革命前的白、蓝、红俄罗斯三色旗冉冉升起。国家议会将国名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俄罗斯联邦，或简称俄国。
苏联谢幕之际，保护手提箱的上校向戈尔巴乔夫辞行，并将它带给新的保管者。
就这样，正当许多西方人庆祝1991年圣诞节的时候，苏联不在了，俄罗斯走出了列宁74年前带领这个国家走进的死胡同，另一个伟大的国家诞生了，从此屹立于欧洲众国之间。
帝国末日的回忆
（节选）
作者｜梁文道
选自｜《苏联的最后一天·导读》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图源｜网络
（本文约1900字）
历史上有些时刻总是被人夸大它的意义，乃至于染上了天启般的神秘色彩。相反的，有一种明明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时候却丝毫无人在意。
1991年12月25日的晚上七点三十分，克里姆林宫一座绿色圆顶建筑，有两个工人从屋顶活板门爬了出来，降下那面红色的锤子镰刀旗，然后像餐厅侍应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折起。红场上人群三三两两，不是出来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来的观光客，没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没有大批媒体记者带着镜头和闪光灯涌到现场。那一天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后一天。
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苏联的崩溃都是一件头等大事。但为什么我们关于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记忆却是如此淡薄？就连许多俄罗斯人也都无法准确记得当时的情况。
比方说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气晴朗而干燥，可是一个克里姆林宫里的工作人员却记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只有一场没完没了的冬雪，才足以折显出这命定一日的悲剧感呢？
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王朝的覆灭，事后回想，总是带着这种悲剧式的美感。那种悲凉和沧桑，足以叫人暂时抽离出那个时代的诸多不可爱，以及那个王朝的一切过愆，是种非常单纯的形象审美。好比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无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从来拒绝承认对方的东正教宗主教与天主教枢机，终于最后一次穿上华丽的祭袍，在千盏烛光摇曳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联合弥撒，祈求临终前的垂怜。“蜘蛛在恺撒的宫殿中织网，夜枭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低鸣”，无论它多么的可鄙，多么的罪有应得，一个帝国的殒落至少值得这么一首凄凉的哀歌吧。
爱尔兰记者康纳·奥克莱利（Conor O´Clery）在他的《苏联的最后一天》里，也记下了类似的场面：
晚上九点，参议院大厦的外面只有司机和少数几个保安，戈尔巴乔夫办公室外的整个楼层都空无一人，只剩下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幕僚在厅里喝闷酒。“他感到很受伤，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与戈尔巴乔夫多年保持互称同志的关系的前共产主义者——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感谢、祝贺或对他不能再为人民效劳表示同情。他结束了压抑，给了人们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引进了让这些领导人掌权的选举，但他们却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想，他们现在都处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们得到的遗产。”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于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告别仪式，于是戈尔巴乔夫的下属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请来三百多名国内外媒体代表，办一场向戈尔巴乔夫致敬以及宣告苏联政权终止的招待会。酒店的总管一开始非常害怕这件事会得罪当权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不敢接下这笔生意。没有人怪得了他，因为他的大脑早已习惯了共产党时代人民对于当权者的那种惯性恐惧。好在这家酒店有西方资本合营，这个总管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预订。所以，戈尔巴乔夫的下属自嘲地总结，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私有化还是有点用处的”。
奥克莱利这部大作的难度在于重构那一天从早到晚发生的时间，必须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档，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少一点材料，都没有办法用细节铺陈出一本书的分量。同时，那些文档和访谈得来的记录，还必须经过冷静的审视与对照，否则，囿于记忆的错误、有意无意的扭曲增删，真相就会蒙上一层迷雾，难以还原。而且，说是一天，但为了充分解释这天一切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突显这天的历史意义，你还得补上大量背景。
可是，无论你如何强调历史脉络和各种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你把焦点放在一天，你就很难不遵循传统，放大当事主角的作用。所以，读罢此书，我们会得到一个印象，觉得苏联之所以变成当前这副模样，原来多半是两个人的问题；这两个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辕北辙，大部分时间都在缠斗不休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作者常常借着其他当事人的口，引导读者猜想，要是戈尔巴乔夫当年没有那么急进，又或者叶利钦没有做过某个决定，事情会不会不像今天这般局面。
为什么直到1990年，连（美国）中情局那些理该很懂趋势的专家还都预估苏联还能够再活一段日子，一转眼，这个曾经支配半个地球的强权就突然消解得无声无息？奥克莱利大概就是想用这本书来回答大家，那是因为我们站得还不够近，看不见两个关键人物的表情，以及脸孔背后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们想象的重要。从苏联国旗的沉降，新旧政权交接时的紊乱，到戈尔巴乔夫最后所面对的众叛亲离，隔着距离，我们可以像欣赏悲剧一样地来感慨这一系列帝国瓦解的败象。但对俄罗斯人而言，关于这一天，他们记住的却是越看越窝囊的戈尔巴乔夫在辞职演说中的虚弱形象。
自此之后，这个毫无美感可言，丝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叹的日子，就成了许多俄罗斯人创伤性的集体回忆。有些人忽然“记起”那天自己是多么的愤怒，而不是欢呼庆祝。自此之后，他们开始期待另一个形象，一个能替他们雪耻复仇的强人形象。
2014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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