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用什么命题表达自己？
作者丨路易·阿尔都塞
01.
如果哲学没有对象(往后我会省去这个明确的限定：在一门科学有一个对象的意义上),那么在它声称要说出其真理的那个未定对象的外表下面，它具有的是什么呢?它有一些目标和赌注。但是在谈到这一点之前，必须回到开始，并追问一下：哲学由以表达自己的命题是哪一种命题?
我说过：科学面对困难，提出难题，井得出难题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客观认识。这些认识以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命题的基本术语是概念(concepls)。什么是概念? 一个词或几个词，它们带来一种抽象作用，并反映科学对象的一种特质或多重特质相反，哲学提出问题，并给它们带来我们已经知道的回答。 这些回答采取什么形式呢?论点的形式。 什么是论点?这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motiom),因为尽管哲学通过论点来表达自己，它却很少表达那些论点本身的性质。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哲学使用的术语是一些范畴，不是一些概念。因此，我们要说：一个论点是一个集合了一定数量范畴的命题。例如：“我思，故我在。”在这个命题中，我们可以发现的范畴有：我、思、在、故。这些都是日常语言的词语，但它们在哲学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挥功能。“我思”中的“我"不是心理上的"我",而是形而上学的“我";“思”是指思维着的实体(有一种实体存在，并且它是能思的，这显然提出了一些哲学问题，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同样也是一些预先的回答);“在”是指一种存在(etre)形式，尽管它是人的特性(半存在，半虚无),却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存在(existence)的力量；最后，"故"指向一种显而易见性，由一种直觉揭示出来的结论的显面易见性。因此，在"我思，故我在"这短短一句话中，所有范畴都充满了哲学意义。我们知道，即便是这里的逗号也有意义。为了表明这一点，拉康曾以一种过分玩笑的方式，建议把这句话写成“我思：故我在”,题(proposition)中的一定数量的范畴。但是否必须说，就像在用普通语言表达的命题中那样提出(proposition)(“我认为乔治·马歌不会做梦，因为他在电视上说过"),或者甚至像在科学语言中那样提出(1+1=2)呢?恰恰不必。必须在“摆放”(poser)这个动作的严格意义上谈论position——这个词正好是希腊语thesis(论点)一词的法语翻译。那么是什么被摆放了呢?成问题的断言：“我思，故我在”“上帝是最完满和万能的存在"“物质存在",诸如此类。
语言上的这种简单的细微差别(我只不过是根据哲学传统重复了一下),把我们引上了一条有趣的轨道。因为当一个人进行摆放时，他总是把某个东西摆在某个地方，一个属于某个空间的位置。因此，当哲学家摆出一个论点时，事实上是：他总是把它摆在某个地方，一个属于哲学空间的确定的位置。什么哲学的空间?首先是他自己哲学的空间，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的空间，最后是哲学史上过去所有哲学的空间。
02.
但是，当哲学家这样来“摆出”一个论点时，我们一定不能陷人幻象。他从不“摆出”一个单独的论点。实际上一个论点永远不会单独出现：它总是被共同-摆出的，也就是说，总是与构成该哲学家哲学的全部论点一起摆出的。稍后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悖论!因为那些论点在数量上是无限的。
↑霍布斯
就目前来说，我们只想稍稍观察一下有什么事情发生。当一个哲学家将某个论点“摆在”某个地方时，让我们以极端的情况为例，比如当他把某个论点“摆在”他与之斗争的另一种哲学的关系中时，他就不能在不“反对”那些他要与之斗争的论点的情况下“摆出”自己的论点。因此，一切论点(thèse)也都是反论点(anti-these)。而且这种事是自动完成的。哲学家无需向对手宣布敌意。他摆出自己的论点，就像人们在敌方水域“摆放”一枚水雷：等他离开，水雷随后就会爆炸，当一艘敌方船只(敌方的一个论点)接近时，整个船体都会被炸飞，变成碎片。因此，一切哲学论点都是定时的，这意味着它们总是预先设定了自己的爆炸时间。奇怪的实践!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哲学家将论点合成为爆炸混合物，把它“摆”在自己安静的角落，“摆”在某个哲学家朋友的附近地区(以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还没搞清楚的事情)，但在这个地平线上，总是有他者在场，有哲学的敌人在场，后者不仅保持着警戒，而且主导着局势，并迫使我们的哲学家，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永久处于先发制人的战争状态。事情是这样造成的，哲学的局势被一种基本的对抗结构着，这种对抗贯穿整个哲学领域，并支配着哲学家的一切行为，不仅是他们的战争行为，还有他们的友好与和平行为。霍布斯早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发动战争的不是坏人(他们太蠢了，不知道这么做),而是诚实的人——如果他们也是聪明人的话。因为如果他们对未来进行思考和计算，就会知道自己将无法避免战争，知道自己将受到随便一个傻瓜的支配，后者可能是对他们心怀恶意，也可能是找错了人。因此，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先发制人“发起进攻，以免受到突然袭击，被动挨打。哲学比社会生活要激进得多。社会生活知道喘息和休战：社会生活有马提翁和格勒内勒的协议,有在旷野中宣扬和平的教皇，有在越南春节(Tet)体战的越南人，最后还有说“暂停“的小孩，或者有奥运会——已故的顾拜旦男爵曾在这方面发挥自己作为身心安抚者的才能。哲学要严肃得多。它既不休战也不喘息。当它通过康德的形象在哲学家之间(以及附带地在民族之间)宣扬“永久和平”时，只是在开玩笑，为的是让其他哲学家不要打扰它，以便它能够致力于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或《实践理性批判》。但它丝毫没有给自己制造幻象，它知道自己是在向他人布道，也就是说，是在旷野中布道,因为正如萨特所说(大意如此),他人即旷野(而不是甜点)。
↑顾拜旦
03.
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真正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种哲学的状态，它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普遍的、永久的战争中——究其实质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巨大冲突和千年战争。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我们观察到这场战争不仅从未停止，而且一直在开始，也就是说，没有开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不间断地持续进行。在我们的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如既往地在场，今天还有一些哲学家在与他们殊死战斗；在我们的时代，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等等)也一如既往地在场，今天也还有一些哲学家在与他们殊死战斗，或者还有一些哲学家在拥护他们的事业，自然，为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与他人战斗的力量。
可能你会对我说——这样说很正确——并非所有哲学家都那么全副武装，那么坚决；他们也并非总能看清自己的敌人何在。我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个让步丝毫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因为，举这样一个哲学家为例吧，他不企图“思考整体”,而是认真专注地对在某一科学大陆上某一小片领域中、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种意识形态细节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比如，专注于研究亚里士多德由以构建其畸形物理论的机制。他并没有因此逃脱普遍的和强制性的对抗法则，因为他要在一些形式下通过一些范畴来思考，他要提出一些并非他自己发明的“目的”。哪怕他想象是自己发明了那些“目的”,他也一定是从那两大阵营之一那里借来的——那两大阵营把哲学的领域，同时也把哲学史的领域，构成为、结构为一个充满对抗的场域。甚至还可以举这样一个人为例(从来不乏这种人存在),他把那种对抗和那些敌人抛到一边，并像尼采一样，宣布必须推翻现有的一切价值，甚至真理(所有唯心主义哲学都从这里找到自己的庇护)的价值，甚至物质(所有唯物主义哲学都从这里找到自己的庇护)的价值。这种哲学家，借用尼采本人(他相当了解自己，尽管他不知道这一点)的精彩说法，永远只是一个“反应的”(rěactif)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永远被“拒不接受”这种反应(reaction)所决定，因而被已确立的整个哲学体系所决定，并以更微妙的方式被一直统治着他的唯心主义所决定。尼采曾说过或可能说过，做一个反动的(reactionaire)哲学家(因为这时候反应可以是创造性的)远比做一个“反应的”哲学家(因为这时候反应只是否定性的)要好得多。我们会看到，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唯物主义哲学家才会成为反动的即创造性的哲学家，因为只有他们才是革命的，即创造性的。
路易·阿尔都塞｜著，吴子枫｜译
文章来源《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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