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台诏颁布的时机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 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其政，数十载无宁日，加之以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使民怨沸腾，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地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轮台之诏的颁布，不能说是及时的。在征和以前的若干年，出现过需要实现转折也有可能实现转折的时机，但汉武帝丧失了这种时机，延误了转折，从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和政局的动乱。
汉武帝的统治，前后历五十四年之久。在他统治的最早一个时期，约当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前140-133年)，西汉社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还是升平治世的景象。《史记·平准书》曰:“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国疾》载大夫之言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又载贤良之言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时虽有闽越用兵之事，但规模不大，对社会无甚影响。
元光二年，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用兵。《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自是(指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书·萧望之传》张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所谓三十余年，具体说是三十二年。《汉书·西域传·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曰:自元光二年谋马邑，诱单于，绝和亲，为用兵之始。其后连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贡献，凡三十二年。”按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102年)，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其中除四出征伐外，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改革，还有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项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还有如统一货币，莞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项经济制度的改革，等等。河决瓠子夺淮入海，为害武帝一朝达二十余年之久，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内修复的。
但是，如果细细考察汉武帝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前122-117年)、元鼎(前116-111年)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09-105年)，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而伐大宛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并非必要之事，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不得参预大典，“发愤且卒”。封禅的意义，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所说，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
还应看到，元封年间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社会险象。《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谪)之。”武帝反对谪徙，案问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又诏报承相石庆日:“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流民问题并不始于此年。在此之前，由于连年兴发和重赋，已有不少农民弃业流亡。加之以“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使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汉武帝制定了流民法“以禁重赋”，结果仍然是“官旷民怨，盗贼公行”，以至出现流民二百万口的严重局面。这是农民对汉武帝政策的严重抗议。如果官府处置不慎，势必进一步“摇荡百姓”，其后果武帝是知道的。所以他才案问御史以下议请谪徙者，并重责丞相石庆，以图平息事端。从这里看来，武帝在元封年间改变政策以安百姓，也完全是形势所必须的。
《资治通鉴·汉纪》征和二年，有一长段叙述巫蛊之狱始末的文字，内容非常重要，但不见于《史》《汉》及其他有关史籍。其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如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以历史为鉴，对于自己所行诸事进行反省，认为这些事情虽属必要但毕竟是劳民之举，文词是恳切的。他料到后世如不改变轨辙，继续劳民，就会出现秦朝那样的速亡局面。这种推测符合情理，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在局面还没有发展到像征和年间那样接近于失去控制之时，就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他以劳民为念而思所以改弦更张，更是难能可贵。卫青死于元封五年，汉武帝说此话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上限当在元封中或更早一些。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汉武帝表示有必要改变政策的最早记载，它出于汉武帝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进行分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同时，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误了政策转变的时间。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汉武帝的目的应当说基本达到了。班固所做“仁圣之所悔”的评论，对汉武帝来说大体上是合适的。
下面，我们拟围绕卫太子向题和开边事态这两个方面试作剖析，以探索征和四年轮台之诏的具体背景，并论证其它相关问题。
二、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潜在矛盾
上引《资治通鉴》汉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是《通鉴》一段长文的一部分。这段长文在上引文之前说，“初，上年二十九，乃有戾太子(按卫太子谥戾)，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卫青曰……。”云云。
皇后卫子夫是卫青之姊，卫太子刘据是卫青之甥。卫子夫以生子刘据而得立为皇后，刘据之贵宠可知。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年)，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时年始七岁。汉武帝看出太子“仁恕温谨”的秉性，当是在太子稍稍成年之后，估计是元鼎年间太子十余岁之时。其时武帝开边、兴利、改制、用法，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高峰。这个时候，汉武帝自然很留心观察太子的才能志向，首先希望他同自己一样具有雄才大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他清楚太子的秉赋之后，“嫌其能少不类己”，才逐渐产生了不满。加上其余皇子陆续出生，继嗣有了选择的余地，因此，皇后、太子也就渐渐由宠盛变为宠衰了。这里面，卫皇后宠衰主要是由于卫太子宠衰，卫太子宠衰主要是由于他的才能志向不能称武帝开边、兴利之意。可以看出，宫廷里这一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政治性，而不只是其它如色衰之类。
《通鉴》在提到“亡秦之迹”的话以后接着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耶?可以意晓之。”这些话无疑是为了安皇后，安太子，也无疑是为了安卫青，安卫氏家族。但事情并不止此。这个时候，武帝确也需要太子这样的继嗣来“安天下”。所以他并没有由于元封五年卫青之死而废黜宠衰的皇后和太子。自此到征和二年，其间有十六年，皇后和太子的地位都无变化。看来由于情况的复杂性，在对待皇后、太子的问题上，汉武帝有一段相当长的犹豫过程。
《通鉴》继续写道:“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武帝既不满意卫太子“仁恕温谨”，又怕“亡秦之迹”再现，而要避免重蹈“亡秦之迹”，又正需要象卫太子那样堪为“守文”的人作为继嗣。这显然是矛盾的根源。其实在当时，武帝仍然深信自己的统治是稳固的，并不认为真会出现“亡秦”的结局。他认为，“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显然，他还没有打算在自己统治的时间内转变政策方向。他担心的是“后世”，也就是自己身后太子即位之时。他把转变政策之事付托给太子。“吾当其劳，以逸遗妆”，以及告诫后世不要“如朕所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他自己，那还是要继续“出兵征伐”，还是要继续“变更制度”。太初年间追匈奴，伐大宛，改正朔，易服色等，就是武帝这种思想的表现。这个时期，武帝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矛盾在将来有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矛盾确实在起着作用。卫太子与汉武帝比较，有不同的思想品格，有不同的统治政策。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武帝与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
上引《通鉴》记事写清楚了武帝与太子冲突的两种政见的性质，但是《汉书》却把这一冲突全部写成争宠、泄忿。《汉书·戾太子传》说:“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遂有巫蛊之狱导致卫皇后和卫太子之死云云。两相比较，《通鉴》是比较深刻的，在史识上胜过《汉书》一筹。《通鉴》又认为元封以后武帝与太子疏远，仅仅是由于卫青死，卫太子失去了可以凭依的强有力的外家，因而臣下竞构太子的缘故。考虑到巫蛊之狱卫氏族灭的情况，此说不为无因;但仅仅如此而不究及武帝、太子政见的不同，似乎又离开了《通鉴》本来的观点，离开了历史的深度。
三、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
汉武帝与卫太子的公开冲突，爆发于征和二年，这就是巫蛊之狱。
汉武帝时，巫蛊作为一种迷信活动，在宫廷内外都很流行。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废陈皇后，张汤“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其时巫蛊之术一般是埋木偶于土中，咒诅祭祀，认为咒诅必定应在仇家。巫蛊之事易于被判定咒诅皇帝，大逆不道，所以在纠纷杂出的汉武帝时期屡次成为兴动大狱的罪名。《汉书·西域传》:“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汉〕军。”参以《匈奴传》、《戾太子传》、《江充传》等胡巫参与巫蛊的资料，中外学人疑巫蛊之术或与匈奴习俗有关，不无道理。
大规模的巫蛊之狱发生在征和年间。其时公孙贺为丞相，贺子敬声为太仆，父子被告使巫祠诅武帝，并于武帝经行驰道埋偶人。征和二年(前91年)正月，贺、敬声俱死狱中。这时武帝卧病甘泉宫，水衡都尉江充建言巫蛊为祟，欲乘机陷害太子及皇后。武帝使江充为绣衣使者治巫蛊狱，江充率胡巫掘地求偶人，扬言得之于太子宫。太子使客诈为武帝诏捕斩江充，并发兵凡数万众以拒官军。武帝命丞相刘屈氂与太子战，并收卫皇后玺绶，卫皇后自杀。太子败走湖县(在今河南阌乡境)，旋以被围自刭。太子死后，屡有人言江充之奸。征和三年，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武帝经受激烈震动后，有所感悟，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因此立拜田千秋为大鸿胪，数月以后以之代刘屈氂为承相，并族灭江充之家。武帝还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并对卫太子问题一步一步地进行昭雪。
据《汉书·江充传》，江充曾为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卫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以之属吏，遂与太子有隙，恐太子得立对自己不利，乃引祸以陷太子。《传》文说江充“奸讹”，“由疏陷亲”，都是事实。但是规模这样大的直接针对皇室至亲的巫蛊之狱，除了出于江充个人恩怨之外，是否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呢?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曰:“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按即卫太子)，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洪迈的意思是说有武帝之朽，才有江充之谮，并一一举出被杀之人，以说明武帝对“骨肉之酷”。洪迈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另一问题，即被杀者中除刘屈氂以外，全部是卫氏家族人物，卫皇后及其子、女、媳、孙。卫皇后二女诸邑、阳石公主，征和二年四月死在公孙贺一案中，而公孙贺一案即是卫太子巫蛊之狱的前奏。卫皇后的直系亲属被杀而洪迈未录者，还有姊卫君孺和弟子卫伉，以及外孙曹宗。卫皇后其他戚属，死者更多。据《汉书·外戚传》说: 巫蛊狱兴，“卫氏悉灭”。可以说，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都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的目的。前面说过，江充兴狱，意在太子。江充掘偶之时，太子少傅石德谓太子日:“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江充和刘屈氂所行，客观上都是在实现汉武帝改换继嗣这一政治目的。石德点破“秦扶苏事”，是洞悉当时政局底蕴之谈。
洪迈所论汉武帝“骨肉之酷”，并非特指卫皇后和卫太子，所以把汉家宗室的刘屈氂也列在皇后、太子一起。其实，刘屈氂被杀属于另一矛盾。刘屈氂与李广利是儿女亲家，李广利女嫁刘屈氂子。李广利妹即汉武帝李夫人。李夫人生子昌邑王髆。刘屈氂与卫太子死战，意在除卫太子而以昌邑王髆代为太子。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谓刘屈氂对卫太子“必出于死战，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太子诛，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结李广利，徇姻娅而树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积矣。”卫太子既死，刘屈氂、李广利相约早立昌邑王髆。但是此时汉武帝并未属意诸庶子。由于这个原因，同时出于巨变之后的复杂感情，汉武帝以巫蛊咒诅罪名腰斩了刘屈氂，并收系李广利妻。其时李广利已出征匈奴，闻讯后向匈奴投降。
事端突起、头绪纷繁的巫蛊之狱导致改换继嗣的后果，而改换继嗣又同卫太子“仁恕温谨”和“守文”的秉赋颇有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巫蛊之狱中卫太子的对手江充那里看到旁证。
《盐铁论·国疾》篇贤良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汤)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適(谪)，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江充禁服，指的就是江充为使者禁察本服逾制之事，在贤良看来，这事远远不是一种权宜督察的细小事故，而是与兴利用法诸大事相当;而江充其人也不只是一个奸伪小人，而是与兴利用法的张汤、杜周、杨可并列的重要政治人物。至于说“圣主刑戮充等”，似不准确。我们知道，张汤系自杀而死，杜周病死，杨可不知所终，而江充则是被卫太子杀死的。
《盐铁论·轻重》篇文学曰:“大夫君(按指桑弘羊)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东郭〕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按即杨可)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秋毫。”江充言“利末”，看来是指他允准逾侈的贵戚子弟入钱赎罪，因而有“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十万”之事。输钱数目甚小，与杨可告缗所得财物数量无法相比，与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理财之入也不相类。但江充毕竟被列入这些人的行列，说明他也是一个以“言利末”而具有政治影响的人物，至少当时人是这样看的。
《盐铁论》中所见江充的地位如此，这使我们得以推知江充治巫蛊事带有政争的性质，并由此想到刘知几提到的一个问题。《史通·品藻》谓“江充、息夫躬谗谄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而〔班〕固叙之，不列佞幸”，认为这是史书品藻不当之例。在我看来， 江充等人都有所谓“奸凶”事例属实，但江充与蒯通、伍被、息夫躬同传而皆未入《佞幸传》，主要由于他们，特别是蒯、伍、江，都深深卷入了当时的政争， 与一代政治大事关系密切。这与《 佞幸传》 中诸人进不由道，仅凭婉媚贵幸者，是有显著区别的。班书立传，于此处仍可说是以品汇相从，并无不类。班书《 陈胜项籍传》 首载颜师古以此为例说：班书列传“ 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 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 … ”之类是也。
前引《通鉴》之文说到“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江充充当了深酷用法臣僚的代表，秉承武帝意旨，凭借党与的优势，用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的政治势力，这也许就是巫蛊之狱的实质。当然，这毕竟是两千余年前的事。今天研究起来，一来宫闱秘事，情节难详，二来已知情节中兼有偶然，区分不易; 三来汉武帝晚年多疑，其行事也不可全以常情判断。所以要作出确凿无疑的解释，看来还有一些困难。
汉武帝时代网禁严密，法律被用来大量杀人，而皇权又高于法律，皇帝杀人无需法律根据。廷尉杜周之言曰:“三尺(按指法律)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武帝甚至对大臣也任意宰割，承相能免于屠戮者甚少。因此，公孙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认为自己“从是殆矣。”他受拜后没有多久，果然在巫蛊之狱中族灭。朝廷纷争，几乎都与屠杀相伴，巫蛊之狱就是一场大屠杀。征和四年轮台之诏颁行后，屠杀又被用来作为一种既是为卫太子昭雪，也是为转变统治政策扫清道路的重要手段。请看以下诸例。
据《汉书·武帝纪》以及刘屈氂、金日磾等传，侍中仆射马何罗(按即莽何罗)与江充善，巫蛊事件中马何罗之弟马通(按即莽通)以击卫太子力战功，封重合侯。后元元年，即颁布轮台诏的翌年，马通兄弟谋逆被擒。据《汉书·功臣表》，马通于后元二年腰斩。
据《刘屈氂传》及《百官公卿表》，大鸿胪商丘成以击卫太子力战功，封秺侯。据《功臣表》，后元二年商丘成坐于孝文庙醉歌，大不敬，自杀。
据《刘屈氂传》，长安男子景建从马通力战，获太子少傅石德，以功封德侯。据《功臣表》，景建于后元二年坐共马通谋反腰斩。
据《戾太子传》，太子被围困，闭户自刭，山阳卒张富昌开户，与李寿共得太子，以功封题侯。据《功臣表》，张富昌后元二年为人贼杀。
据《戾太子传》，太子被围困，闭户自经，新安令史李寿以得太子功封邘侯。据《功臣表》，李寿征和三年坐送李广利征匈奴出长安界诛。
以上说到的马通、商丘成、景建、张富昌、李寿，是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他们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又全部被杀或被逼自杀。其中李寿于征和三年伏诛，其余的人都死于后元二年。（据《功臣表》王先谦补注，商丘成、马通、景建的死年均当在后元元年）。他们之死，史籍上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为转变政策扫清道路的需要。
还有一个动向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昌邑王髆之死。昌邑王髆是武帝李夫人所生，巫蛊之狱后，李广利、刘屈氂曾欲拥立他为太子而为武帝所阻。他恰好也死在后元元年，史籍不著死因。他的儿子昌邑王贺，就是昭帝死后一度被迎立为皇帝而旋被废弃的人。昌邑王贺被废弃后继立的汉宣帝，恰恰又是卫太子之孙。这种种情节，估计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前述自元封以来事态发展的又一曲折。是否如此，由于材料不足，姑且存以待证。
政治上的大转折有时不免反复。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人物桑弘羊预武帝顾命，预示着转变政策还可能出现麻烦。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本文第五部分再作研究。
四、轮台诏前西域开边的背景
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死。《汉书·武帝纪》是年谓“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云云。师古释绝国为“绝远之国，谓声教之外”。在当时，声教之外的绝远之国，主要是西域诸国大宛之属。汉武帝既然意在西域，所以放弃了改弦易辙的时机，继续筹划对西域的战争。两年以后的太初元年，李广利就师出大宛了。
大宛远在葱岭以西，与汉境迥不相接，为什么汉武帝要执意征伐大宛呢?
汉武帝伐大宛的战争，《史》《汉》仅以求汗血马来解释，自然是不够周全的。近人有一些新的见解，如余嘉锡先生提出改良马政说，张维华先生提出求天马以升天说，国外汉学家也颇有论述。近几年，史学界又陆续提出一些其他见解。所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思考，但都难于确定。对于伐大宛原因的问题，本文姑置不论，只是认为汉向大宛一带(而不是特指大宛一地)进军之事，从汉武帝向西开边的阶段和步骤考察，是多年以来汉朝军事战略上步步行动的必然结果，而不只是汉武帝一时的物欲所致。
《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封禅大典前夕，武帝诏曰:“南越、东瓯咸服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事实上，汉与北夷即匈奴的战争虽然经常发生，但是决定性的战役早已结束，汉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剩下的主要问题是与“西蛮”即西域诸国还没有进行过足以决定雌雄的较量。打西域是箭在弦上，是必然的，问题只是在时机和地点的选择而已。
张骞第一次通西域，到达大宛等地，但没有也不可能导致汉对大宛的军事行动，因为那时连河西走廊都还不在汉朝手里，汉军开赴西域，并非易事。以后经过几次对匈奴的大战役，汉得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列置郡县;又逼迫匈奴北徙，使漠南不再有匈奴王庭。元狩二年(前121年)或稍后，汉“筑令居以西”，即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向西修筑亭障。据《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曰，令居事障西迄酒泉为止。得河西，列亭障至酒泉，才使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
接着，张骞向汉武帝陈述经营西域方略，进一步提出招乌孙东归敦煌、祁连故地，并主张与乌孙结和亲以“断匈奴右臂”。《汉书·张骞传》张骞谓:“‘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这就是说，汉朝必须在西域取得乌孙这样的立足点，才能招徕更西的大夏之属，包括大宛在内。于是而有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西域之行。
张骞第二次出使，到达乌孙，副使到达大宛等国。由于其时西域境内不存在足以对抗匈奴的汉朝军事力量，乌孙不愿在匈奴和汉朝这两大势力之间偏向汉朝，所以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无功而返。这种情况使汉朝明了，要使乌孙接受和亲，还需要在河西走廊之西，即西域的东部，有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抗拒匈奴的据点。于是而有元封三年（前115）的楼兰之役。
楼兰之役，是汉朝为保护西行使者而发动的一次战役。其时使者相望于道，每年多至十余辈，而当道的楼兰、姑师(车师)苦于供应，攻击汉使，又屡为匈奴耳目。元封三年，赵破奴破楼兰，汉使者王恢助破姑师。《汉书·西域传·楼兰》曰: 汉破楼兰、姑师以后，“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玉门亭障始自酒泉，元封四年所筑。前述元狩二年筑令居以西亭障，其终点即在酒泉，至是又自酒泉西延至玉门。玉门指玉门都尉治所，在敦煌郡治之西。令居至酒泉再至玉门的亭障连以长城，这就是古称的西塞。长城西延，汉兵威西渐，乌孙乃于元封六年接受和亲。这是汉对西域用兵的第一阶段。
汉朝至此并未止步，接着就有大宛之役。
乌孙和亲后，汉朝没有达到招徕大夏之属以为外臣的目的。《张骞传》谓任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詘以礼，羁糜而使也。”因此，军事上出现了向西再进一步的要求，大宛也就被选定为进攻的目标了。前引《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诏求“跅弛之士”能“使绝国者”，所谓“绝国”，当包括乌孙、大宛、大厦之属。
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是汉在西域用兵第二阶段之始。太初三年，李广利逼降大宛。由于汉军已西移至大宛，汉的军事亭障也因此得以自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汉书·西域传序》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叙此于汉降大宛“岁余”之后，当是天汉元年(前100年)的事。汉得河西走廊以后，约二十年中，亭障自令居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至是又到达盐泽，即今罗布拍地区。
这里所说的盐泽，或做盐水。《史记·大宛列传》:“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陈梦家先生《汉武边塞考略》，据此认为盐水专指盐泽以西流入盐泽之水，约当今营盘以下的库鲁克河及营盘以上的孔雀河，而孔雀河的上段到达渠犁境，近于轮台。这说明敦煌以西的亭障沿盐泽以北继续西行，止于渠犁、轮台区域。斯坦因当年在盐泽以西以至今库车一带发现延绵的烽台，同今甘肃境内汉代亭隧结构相同，但不像敦煌以东那样有长城相连。这当是敦煌“西至盐水”的亭障。由于亭障到达渠犁、轮台地区，渠犁、轮台地区置田卒才有可能。
《汉书·西域传·大宛》:天汉以后，汉“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谕以伐宛之威。”汉使所至，不限于宛西诸国，太始年间有至莎车者。《流沙坠简》廪给类:“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八月癸卯(下缺)”。简发现于罗布泊以东地。这是西域道中供给汉使廪食的纪录。《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承父侯续相如，以使西域，发外王子弟诛斩扶乐王首，虏二千五百人，侯。……太始三年(前94年)五月封。”汉简续相如不冠侯号，则其遣人上书当在太始三年五月受封之前。象续相如那样深入西域南道西端的莎车，当是汉使乘太初年间“伐宛之威”以及天汉年间亭障沿盐水西延之便，扩大了交通范围的结果。
唐人司马贞于《史记·大宛列传·索引·述赞》中说:“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在西汉势力向西域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亭障相连，构成防御线，构成交通线，也构成供应线。这些亭障还为汉向更西的地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可以说，没有亭障，也就没有汉在西域的经营。
综上所述，汉朝向西域推进，大体的程序是，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一，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二，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元封三年征服楼兰、姑师后，即遵循上述程序进行活动:一、元封四年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二、“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太初三年降大宛后的活动，也是遵循这一程序:一、天汉元年“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二、“风谕〔宛西诸国〕以伐宛之威”。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元封和太初；两个步骤，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这是战略形势使然。第一步骤指向楼兰、姑师，决定于地理条件。至于第二步骤，可以指向大宛，也可以指向大夏，还可以指向近旁它国。汉武帝终于选定大宛为目标，其决定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前所申述，本文存而不论。
征和四年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这就是轮台诏颁布以前西域军事形势的背景。正是针对这种形势，汉武帝下轮台诏，才消除了这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五、汉武帝完成向守文的转变
前已论及，作为元狩、元鼎以来开边、兴利、改制、用法和擅赋的结果，元封四年（前107）在关东出现了二百万流民，引起了政局的动荡。在此以后，“〔太初〕元年，贰师将军征大宛，天下奉其役连年”，导致“海内虚耗”，“天下骚动”。作为后果，出现了天汉二年（前99）的农民大暴动。这次暴动遍及关东地区，大群数千人，攻城邑，杀二千石，小群数百人，掠卤乡里。关中“豪杰”受到影响，也多远交关东。《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天汉暴动较详，认为主要原因是酷吏专断。“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汉书·王?传》则认为连年征伐是天汉暴动的直接原因。大抵天汉暴动是元封流民骤现形势的重演，不过规模更大，来势更猛。地方宫府不能禁止，汉武帝乃采取非常措施，由皇帝直接派员控制局势。这些人衣绣衣，杖斧，持节及虎符，称绣衣直指使者，发兵分部捕逐，斩首或至万余级，颇得渠帅，而散卒复聚阻山川。汉武帝于是作“沉命法”，督责二千石以下捕盗不满品者，太守、刺史伏诛者多。其结果又出现上下相匿不报，暴动更多。这无疑是西汉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来自下层的大震动。据《汉书·李陵传》，“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军中。”她们自然会扩大农民暴动的影响。《酷吏传》谓农民暴动延续数年犹未平息，《萧望之传》谓天汉四年之后犹是“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这是对汉武帝的一次比元封四年更严重的警告，逼迫他思考所以改弦易辙之道。
汉武帝利用专制权威，孤注一掷，大发直指使者以镇压农民暴动，居然获得成功。农民暴动既被压平，转变政策的问题也被搁置，几年以后，还发生了导致改变继嗣的巫蛊之狱。但是，酿成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农民暴动随时有再起的可能，汉武帝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刘屈氂、李广利一案所见改变继嗣引起的统治者内部纠纷，亦足以使汉武帝有所警觉。所以在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后，形势又围绕着为太子昭雪事而急转直下，导致轮台诏的颁行。
《通鉴》征和四年（前89）三月叙武帝之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这是汉武帝“罪己”的开端。是年六月就有轮台之诏，见于《汉书·西域传·渠犁》。诏中说到“深陈既往之悔”，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以上引《通鉴》“不可追悔”之文注此，其意盖指其为一事的重申。轮台之诏上承卫太子昭雪事，其直接起因，则是征和三年不利的军事形势。
征和三年，汉军三路进攻匈奴。出军五原的李广利由于曾与刘屈氂谋立昌邑王髆事发，惧降匈奴。这是巫蛊之狱的余波。其时卫太子既已昭雪，站在卫太子反面的人物，包括刘屈氂和李广利，就成为余波冲击的对象。另一路汉军由马通(即莽通)率领，出酒泉，至天山，在西域活动。汉恐车师遮马通军，乃以匈奴降者开陵侯成娩率楼兰等六国兵共破车师。马通军东归，道死者数千人，武帝乃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另一路汉军商丘成出西河，也无功而还。汉军的不利，使调整防务成为必要，因有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之奏。他们请求于轮台以东屯田，置校尉，由张掖、酒泉遣斥候属校尉，有事因骑置以闻;并且列亭障以威西国，遣使者以安之，使他们不致于因汉军不利而有所摇动。
汉军失利虽于大局影响无多，汉武帝却决心利用时机，改弦更张。他否定桑弘羊等的请求，并下诏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武帝由是不复出军，并于征和四年六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这些就是轮台诏的主要内容。自从汉武帝对卫青说到以“亡秦之迹”为鉴以来，时间已过了大约二十年，‘矛盾积累更多，“亡秦之迹”的征兆也更为显著。过去汉武帝把转向“守文”的历史任务寄托给卫太子，现在却不得不由自己来实现了。
关于轮台诏，有如下两类问题值得推敲。一类是军事方面的屯田、筑亭障等向题。轮台诏似乎以否定屯田轮台之请为主要内容，史家叙及该诏者，往往首举罢屯田事。但是实际上屯田既非重大扰劳，也非始置。轮台屯田，除了其地点适宜农垦的原因以外，还由于它处于抗拒匈奴的关键位置。从汉初到汉宣帝时，匈奴统治机构僮仆都尉一直设立在这一带的焉耆、尉犁、危须之间。所以汉朝势力一旦深人西域，就必须在这一带置卒屯田，以求久驻固守。
《史记·大宛列传》:“仑头(按即轮台)有田卒数百人”，这当是太初、天汉间事，因为《史记》记事，不可能晚于天汉。《汉书·西域传》亦谓“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汉书·郑吉传》李广利伐大宛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犁)。”看来，轮台屯田很可能是武帝天汉已置田卒而未及屯垦，或虽屯垦而未久即止，其人数不过数百，规模是不大的。征和四年汉武帝否定桑弘羊等屯田之请以后不久，昭帝时霍光复“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置卒屯田，是经营西城势所必需，而罢屯田事于西汉所省不大，从“思富养民”的意义上说来并不如罢筑亭障重要。
如前所述，西域亭障已沿盐水修筑，至于渠犁、轮台之间。《汉书·西域传》载桑弘羊等奏，于设屯田事后有“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连城，地名，在渠犁附近。《水经·河水注》:“敦薨之水自西海（ 按海， 指今新疆博斯腾湖） 径尉犁国， 国治尉犁城。……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还连城别注，裂以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为连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国’，即此处也。”桑弘羊等议列亭障而西，起自连城，系取乌孙方向。以情理度之，连城当即敦煌“西至盐水，往往有亭”的亭障终点。回顾汉武帝时期向西建筑亭障，元狩二年（前121）筑令居以西至酒泉为第一次，元封四年（前107）筑酒泉至玉门为第二次，天汉元年（前100）筑敦煌、玉门至盐水上游的连城为第三次。继这些以后，桑弘羊等于征和四年（前89）请筑连城以西，是关于第四次西筑亭障的建议，但是没有实现。
修筑亭障，包括筑成以后置卒戍守，虽然比置卒数百屯田更为烦费，但这两者在汉武帝的西进方略中是相关的事，所以轮台诏中相并言之。后人只以罢屯田为轮台诏的主要内容，而忽略了罢筑亭障具有更大的意义，是不尽符合实际情况的。
轮台诏的另一类值得推敲的问题是政治方面的。戍轮台、修亭障之请被否定，奏请者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等同受“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的指责，但他们的结局却各不相同。商丘成本以击卫太子功封侯，迁御史大夫，在上奏的第二年即坐罪自杀死，已见前节。田千秋以讼太子冤之功原已得到晋升，累迁大鸿胪、丞相。武帝轮台诏在责其“扰劳”的同时申富民侯之封，似于褒奖中微寓讽刺。至于桑弘羊，他在武帝死前以搜粟都尉迁御史大夫，偕丞相田千秋，与同受遗诏辅政的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并拜卧内。桑弘羊是汉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他在汉朝转变政策的时候有愆无功，到这时反而得到升迁，可能由于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他与卫太子死事无直接关系，第二，他从十三岁为侍中(时在武帝即位之初)起，长期在武帝身边，元封元年为治粟都尉，治绩显著，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所以霍光还需要他理财办事。
这样一来，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执政者中包括霍光、桑弘羊这样两类很不相同的臣僚，自然又孕育着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新的矛盾。始元六年(前81年)，举行了包括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是问题的大辩论，其内容备见桓宽《盐铁论》一书。辩论中，受霍光支持而与桑弘羊对立的贤良文学处于优势。但是居外廷首脑地位、“当轴处中”的丞相田千秋却“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实际是支持桑弘羊而反对霍光。霍光没有取得肯定的胜利，矛盾仍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盐铁之议的第二年，元凤元年(前80年)，出现了燕王旦、上官桀与盖长公主等阴谋反叛事件，桑弘羊牵连被杀，罪名是“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怨望霍光”当是桑弘羊致死的真正原因，从盐铁会议的辩论内容看来，可以肯定，这不仅是由于私怨，而且也是出于政见。此案以后，朝廷的矛盾得到解决，所谓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展开。至于田千秋，本来“无它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还曾附合桑弘羊轮台屯田、西修亭障之请，所以他并不足以当政治上改弦易辙的重任，不是武、昭政局中的关键人物。田、桑关系甚多。桑弘羊死，其故吏侯史吴以匿桑弘羊子桑迁获咎，田千秋婿少府徐仁议赦，田千秋亦屡为侯史吴言。霍光卒诛徐仁，但未究及田千秋。
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估计：屯田和筑亭障都不算大问题，而只是汉武帝用以引出“哀痛之诏”的由头而已。元封年间就该出现的变革不能再延宕了。没有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等人奏请之事，汉武帝也要借其他由头来实现变革。所以与屯田、筑亭障问题相比，轮台诏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事迹可能更值得我们推敲。
论轮台诏的前因后果，涉及的历史人物颇多，他们在纷纭政局中起着各自的作用，表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但真正左右局势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汉武帝自己。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和教训，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汉武帝罪己之诏虽然不能像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那样，臻汉室于鼎盛，毕竟挽回了将颓之局。不过，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时，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祯罪己，词旨可谓酷切，但是既非其时，又无其方，不足阻闯王的锋锐。所以汉武帝虽然提供了封建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王朝历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封建皇帝，却不多见。
六、余论
论轮台之诏既竟，觉得古代史籍叙述汉武帝改弦易辙原委，比较翔实严谨的要算《资治通鉴》，因而再对这个问题从史料学和史学史的角度略作申述，作为本题的余论。
司马迁没有见到汉武帝统治的全过程，《史记》记事不及轮台之诏。司马迁除对武帝间有如借汲黯之口斥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一类议论外，在政治上没有总的评价。卫宏《汉旧仪》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以至无传。所以《史记》中关于汉武帝改弦易辙的问题，没有保存太多的资料。《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今上本纪》原貌虽不可知，可能止于改正朔、易服色而不及此后的大事，但司马迁对太初以前汉武帝的评论，从这几句话大体可以窥见。
班固《汉书》忽视了汉武帝改弦易辙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只是在戾太子、江充、刘屈氂等传中散记巫蛊之狱，在《西城传》中记轮台之诏，而不著其联系，如是而已。而且这些事件，都没有叙之于《武帝本纪》中。班固论汉武帝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师古谓班固之论，“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班固生活在所谓汉室“中兴”之世，又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对汉武帝颂扬甚力，而指责则含糊其辞。
唐代的司马贞为褚补《史记·武帝本纪》作《索引·述赞》曰:“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夸丽，尤敬神明。…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针砭汉武帝之短而不及其功业，说汉武帝齐衡嬴政而不说其终免亡秦之覆，是司马贞所论的片面处。与班固之论相比，这是又一极端。
《通鉴·汉纪》出刘攽之手，刘攽叙巫蛊问题，取材和编排最具匠心。刘攽用大段文字，以“史终言之”的笔法，集中写了卫太子始末，武帝与卫太子关系以及武帝告诫后世等内容。他的目的，显然是突出“亡秦之迹”可鉴，突出改变统治政策的必要，并把它与卫太子的升降生死结合在一起。卫太子与汉武帝既有血属关系，又有政治关系，情况错综复杂，其发展高潮是卫太子迫蹙致死。但高潮之后还有高潮，这就是紧接而来的为卫太子昭雪，并且由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征伐四夷问题导致轮台诏的颁布，而卫太子问题也终于同转变统治政策的问题一起解决。刘攽于叙事中把握历史脉络，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无关的问题排比在一起，探索它们的关系，从中揭示出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此后霍光之辅佐昭帝，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在盐铁会议中之揭开，桑弘羊牵连而死于谋反大狱等事，以至昌邑王之旋立旋废，卫太子之孙终于得以继统为宣帝等等，也都可以联系起来观察，都可以视为卫太子问题的余波。刘攽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史料大大超过了《史》《汉》的范围，这些史料由于刘攽的引用才得以流传至今。
《通鉴》这段汉武帝惩“亡秦之迹”的文字去古已远，现在查不清更原始的出处，因此出现了是否可信的问题。在我看来，《通鉴》资料取舍原则是无征不信，有异则考明之，严谨而不苟且，这是古今史界所公认的。所以我相信这段文字必有可靠根据。年代去司马光不远的朱熹是相信《通鉴》这段话的。《朱子语类》卷一三五论汉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并谓其“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这显然是朱熹引用《通鉴》此段文字，或是引用与《通鉴》 此段文字同源的文字，用以与门人谈论历史。朱熹深谙司马光的学识， 也了解北宋时古籍存佚情况。他对于此段史料的鉴别，其权威性自然要大大超过今人。刘攽在政治上是反对开边、兴利诸端的。其《咏史》诗曰:“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骷髅。”其《寄王荆公》诗曰:“青苗助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车骑过江东。”诗句偏激尖刻，在北宋政治条件下，是无甚可取的。但是他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元封以后的政局和汉武帝的活动，突出他所说“亡秦之迹”的鉴诫，却是切中时弊，因而是有卓识的。
司马光编《通鉴》，在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理解刘攽的思想。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乎！”司马光处在积贫积弱的宋代，又长期与王安石相抗衡，所以对汉武帝多谴责其奢侈、繁刑、重敛、穷兵诸端而未赞其功业。他非常欣赏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因而免蹈亡秦覆辙，而这一点正是刘攽所着意强调的。
《通鉴》学的重要学者胡三省，注《通鉴》多发微之笔，但于此一案却似乎缺乏特别见识。另一《通鉴》学的重要学者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卷三中引叙汉武帝以亡秦为鉴之言曰:“武帝之能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宽大之政而无改道之嫌。宋神宗唯不知此，而司马君实被三年改政之讥……。”三年改政，说的是神宗死，哲宗立，司马光入为门下侍郎，欲去王安石新政，而议者则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讥司马光。王夫之意在说明，如果宋神宗晚年自己开始“改政”，颁布一道像汉武帝那样的“ 哀痛之诏”，司马光就不会受到“ 三年改政” 之讥了。我们知道， 汉武帝轮台诏后昭帝、 霍光的“改道”，同神宗死后司马光等的“改政”，性质不一定相同，这里不拟深究。但是诚如他所说，有了汉武帝的轮台之诏，昭帝、霍光建立“守文”之局确实顺利得多，虽有阻碍亦不难克服。这就可见轮台诏对西汉政局转折确实具有关键作用。
司马光论汉武帝，着眼于汉武帝个人的思想认识；朱熹直谓汉武帝轮台之悔是由于他“天资高”。他们分析历史问题，深度只能至此为止。今天看来，汉武帝以“亡秦之迹”为诫，终于在最后一两年中实现转变，还有其客观原因，有其历史条件。朱熹论史，懂得“大凡事前未有样者，不易做”的道理。样，有正面的样，也有反面的样。有了样，事情就好做多了。这就是今人所说的历史经验，历史借鉴。秦始皇“事前未有样”，所以“不易做”。汉初有亡秦的历史可以借鉴，有了样，就好做得多。所以有文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直到武帝初年还是这样。后来当社会出现险象的时候，汉武帝自然而然地想到“亡秦之迹”。
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样是汉武帝终于实现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变化也是借鉴亡秦而出现的。秦代统治思想是单纯的没有韧性的法家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有张无弛，不允许有任何转折出现。汉初黄老思想流行，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说：“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刃，注家释为满。这句话的意思是，武功满后，要有文治，才能说是成功的。《陆贾传》所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也正是这个意思。汉初人物的政论文章，充斥着以秦为鉴的议论。武帝时期出现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刑辅德，并且包含“更化”的内容，与法家思想相比，有很大的因时宜而变易的余地。这种思想的出现，当然也有亡秦之鉴的历史背景。所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向“守文”，也是可以从思想上加以解释的。我们知道昭帝时的重臣除霍光以外要算张安世和杜延年，而他们分别是张汤、杜周之子。《汉书·杜周传·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 …。”张安世、杜延年以酷吏子而皆成为重要的“守文”之臣，也应当有时代的原因和思想的原因。
还须要说明一下， 这并不是说汉武帝的转变在意识形态上是由法入儒。汉宣帝兼用儒法，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制度，正是武帝时形成的。王道霸道之说，在汉人观念中主要指用法的宽严，施政的缓急， 赋敛的轻重而言，而不是先秦学说中严格意义的王道和霸道。《朱子语类》 卷一三五说：“宣帝不识王伯（霸），只是把宽慈底便唤作王，严酷底便唤作伯（霸）。”《汉书》入于《循吏传》的黄霸，字次公，汉武帝末年入仕， 宣帝时为相，其人少学律令，喜为吏，而又用法宽和，力行教化。这就是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 的典型官僚。《 梦溪笔谈》 卷一〇载殿臣对宋仁宗之问，曰：“臣尝读《前汉书》，黄霸字次公，盖以霸次王也。”汉武帝末年随着轮台之悔而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反映在吏治上就是以霸次王，霸王相杂。这个问题已离开了本文主旨，所以就不多论说了。
后记
本文第三部分附注中关于戾太子自刭后张富昌足蹋开户、李寿趋抱解太子一事，用王先谦说，以为张、李二人意在生得太子而非为解救太子，因而在诏封张、李分别为题侯、邘侯时有“疑赏所以申信”之语。兹检荀悦《汉纪》卷一五，题侯作踶侯(《四部丛刊》本作蹋踶侯，蹋字衍)，邘侯作抱侯。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三据《汉纪》，谓踶通蹋，隶书抱与邘形近，以此判定《汉书》表、传讹提为题，讹抱为邘，并谓提与抱皆以解救太子得名。夏燮《校汉书八表》卷五以王念孙说为得。按，王念孙谓《汉书》表、传字讹，甚有理据，但是作提作抱，仍可释为欲生得太子，非必释为解救，至少武帝当时未能肯定提、抱动机，否则疑赏申信之语就无从理解。武帝终于置张、李于迫蹙太子者诸人之列，故张、李未得免死。权衡各家解释，仍觉王先谦之说于理为得，证据较强。文己排定，故赘后记如此。
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