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5日，第六届上海图书馆阅读季（2024-2025）“汇百川”年度系列活动之《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新书分享活动成功举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作者鞠建东与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首席战略官、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燕青受邀前往上海图书馆，围绕“全球经济与大国竞合”主题，分享关于全球化内容的研究和见解。
杨燕青指出，当前全球面临科学、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重塑，传统学科界限逐渐成为制约。她认为，只有打破学科界限，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才能更全面地解决大国竞合问题。她强调，未来经济增长将由人工智能和科技驱动，而科技与经济的融合是重塑未来的关键。
鞠建东分析了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原因，指出争端本质是高科技市场份额和制造业规模经济的竞争。他认为，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化和精细化优势明显，而美国试图通过关税政策削弱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他提出，中国需以主导25亿人口市场为目标，通过“市场换规则”等策略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新区域合作框架。
关于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5%， 鞠建东指出，通过政策推动服务业、制造业升级以及新能源和交通行业发展，可替代房地产成为新支柱。 同时，绿色能源、绿色汽车与人工智能结合的“绿色+AI”双引擎，将成为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活动现场花絮
发言速记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新书分享活动
杨燕青：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无论是从经济学、大国竞争还是从科学的角度看，都处在一个巨大的变化和推倒重来的重塑阶段。这不仅影响科学，也波及经济学以及其他的学科。我本人有经济学背景，但过去几年，主要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
刚才鞠老师也提到科技，今天科学最大的机遇和最大的困境在于，人工智能让科学背景变得前所未有的明确。过去，人类的积累是分门别类的，形成了成千上万个“烟囱”。每个科学家提出某个深而窄的科学问题，然而，2022年的ChatGPT，把人类过去积累的所有知识，尤其是文字化的科学知识，全部拆碎变成标记，让机器进行全面学习。这在理念上意味着，学科之间的分界线在今天可能成为一种制约，而不再是一个优势。只有打破学科界限，才能提出更好的问题并解决问题。
这种情况与经济学类似。经济学分为众多细分领域。每个领域都非常专精。我特别佩服鞠老师的点在于，他拥有深厚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却能够超越自己的学科边界。国际贸易的理论本身非常深入，同时也非常难以突破边界。然而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把经济学的所有细分科目全部打碎，整体看待经济，还要结合国际政治战略、社会学、人文学科、文化学，甚至认知学的视角，才能更全面地解决当前面临的大国竞合问题。
同时，鞠老师提到科学变革的重要性，尤其是人工智能。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很可能由人工智能和科技驱动。而科技本身也要“打碎”并融合。这正是“AI for science”的核心理念——将所有学科整合，以重塑未来。尽管我们的未来充满困境，但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方向：我们需要打破学科界限，回到第一性原理，从根本出发思考问题，并提出根本解决方案。
刚才鞠老师提到的中国未来十年的战略，尤其是解析贸易冲突的框架，正是基于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他从第一性原理出发讨论问题，并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理论框架令我特别佩服。我希望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深化具体的角度，帮助大家理解各个领域面临的挑战。当然，这种打破边界的方式也意味着我的问题也会更复杂一些。下面我将会快速提问，与鞠老师进行快问快答，然后一会儿给大家再留下空间来讨论。
我的问题从贸易争端切入。刚才鞠老师从多个角度讲解了为什么会有贸易争端。今天的贸易争端不仅仅停留在贸易层面，还延伸到科技争端，再进一步演变为金融战，甚至大国脱钩和未来的全面竞争，产生这些争端的原因包括：
一是全球化的理解差异。不同群体对全球化的受益和受损感受不同。例如，中国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从全球化中受益，但一些大国的民众却认为自己受到了损害，涉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二是利益与认知的复杂性。利益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感知上的。这包括利益感受、身份认同、价值观等维度，还与政治学和选举相关。
三是时间的维度。如果从1940年到2016年，全球化总体上被视为是件好事。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到2016年，全球化被普遍认可。但2017年之后，全球化的形势急转直下，变得复杂而充满冲突。
1. 大国竞争是高科技市场份额的争夺与规模经济的博弈
杨燕青：我想问鞠老师的问题是：贸易争端具体是如何发生的？能否从时间、局部与整体以及价值观认知的角度简要复盘，为我们后面的深入的讨论奠定基础。
鞠建东：这个问题非常好。2018年爆发贸易争端之后，初期有两个主要的理论解释：
第一，最优关税。特朗普的逻辑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大量商品，而美国出口相对较少。如果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美国就能从中获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符合最优关税理论。最优关税理论的核心是，大国可以通过操纵世界价格来压低他国出口价格。具体来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大部分产品的关税从原来的3%左右上升到18%—19%。这种关税政策表面上是为了压低中国出口价格，但学术界后来发现这种解释并不成立。
第二，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因为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导致美国的一些制造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有美国学者计算出，中国的出口导致200多万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这一解释曾被广泛接受，但经过五年关税战后，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就业并未因此显著上升。因此，这一解释同样站不住脚。
真正的核心是大国竞争和规模经济。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发现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是高科技市场份额的竞争。就像企业之间争夺市场份额一样，大国之间争夺的是谁的市场规模更大。在现代的高科技领域，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从人脸识别、Chat GPT等领域，都展现出这种特性。
因此，在中美贸易争端里面，第一阶段最核心的问题是两国关于高科技市场份额的竞争。通过加征关税，美国试图削弱中国商品的市场份额，同时扩大自己的市场规模。这种逻辑非常清晰，也容易理解。
特朗普政府为什么后来还宣传要加征60%的关税？答案在于制造业的规模效应。现代制造业同样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例如，中国的一些头部企业，拥有400米的无人车间，生产效率极高。更重要的是，这种高效率不仅存在于头部企业，甚至中小型企业也能通过自动化实现类似的效率提升。这种高效的制造能力使中国制造业在成本上大幅领先欧美。过去十几年，我们中国制造业的效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规模化和精细化的发展。比如，在精细加工领域，中国企业能够轻松采购到定制化的软件和机器人，这种细分规模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力。因此，中美竞争不仅是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也涉及制造业规模的竞争。
杨燕青：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效率太高了，20%的关税不够，所以需要60%的关税来打压我们的效率？
鞠建东：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制造业效率的高低，不只是关税的影响，还有规模经济带来的巨大优势。中国制造业的效率是欧美的1倍甚至更高。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体现在整个生产链条的精细化和配套化。
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太大，美国很难在规模上与中国竞争。因此，美国通过加征关税试图保护自身规模。为了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中国必须保护好自己的规模优势，确保不能在规模经济上输给对方，这是未来竞争的关键。
杨燕青：鞠老师讲得非常深刻。贸易争端的根本是对全球市场规模占有率的竞争。这主要是针对制造业的。因为制造业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还可以促进服务业发展，从而提升国民的收入。制造业的规模和边界是至关重要的。
2. 布局25亿人市场，建立新区域合作框架
杨燕青：我再追问一两个问题，制造业确实能够带显著提升效率，包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国民福利和国家实力。那么，这种规模边界是否存在极限呢？比如，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已经占到了30%的增值份额，这是否已经足够呢？
鞠建东：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如果规模竞争是关键，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最优的规模究竟是多少？
首先，14亿人的市场是不够的。中国现在还是处于追赶阶段，很多方面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如果被“去中国化”，与外部世界隔断开来，发展会受限。所以仅仅靠国内市场远远不够。
其次，我们需要70亿人的市场。仅仅依靠国内市场还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不能指望完全与全球对抗。据分析，如果中国能够主导大概25亿人的市场，就可以确保不被边缘化。
为什么是25亿？这是基于市场溢出效应。这个市场的溢出效应是大概50%。14亿国内市场的溢出效应大约为50%，即7亿人，加起来是21亿左右。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扩展到25亿人的规模，就可以建立起一个足够强大的“根据地”。
杨燕青：所以，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吗？
鞠建东：“一带一路”倡议很好，但其覆盖的100多个国家过于松散。我们需要建立相对更加紧密的“根据地”，覆盖大概25亿左右人的市场。这个根据地如果建立起来了，”去中国化”可能就会转变为“去美国化”。
杨燕青：那您的战略布局是怎样的？
鞠建东：从亚洲来看，可以从和我们经济关系比较紧密的这些国家开始。具体可以采取以下策略：一是以市场换规则。单方面开放国内市场，换取这些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尤其是WTO的四条规则——非歧视、透明、公平、自由贸易。例如，要求韩国在高科技领域不得歧视中国产品。二是优先选择。先从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入手，逐步扩展到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比如非洲的坦桑尼亚、南美洲的巴西以及部分欧洲国家。三是十六字方针。单边开放，双边谈判，先易后难，有序发展。
杨燕青：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区域合作框架，比如东盟10+3、CPTPP、RCEP等。我们是否可以基于这些现有的框架进一步发展，还是需要从头开始构建？
鞠建东：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但我的个人回答是：不行，必须从头再来。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亚洲秩序失序。亚洲原来的经济秩序是“雁行模式”，由日本主导，中国等国家作为“雁翼”。但自2010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之后，亚洲的经济秩序逐渐失去了主导力量 。另一方面是碎片化。亚洲经济秩序呈现碎片化特征，存在许多小型如RCEP、CPTPP等，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
亚洲的经济秩序，是由东盟推动的。东盟推动的经济秩序有两个特点，一是小国合作驱动。二是东盟推动的经济秩序和东亚经济结构不相符。中国在东亚地区的GDP份额已超过 50%—60%，东盟这样的小区域经济体很难拉动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
此外，现有的规则难以满足中国的需求，例如RCEP里面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技术遏制，韩国在芯片上歧视中国，仍能参与RCEP。许多国家可以通过“安全例外”条款规避自由贸易原则，从而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因此，要实现符合中国需求的亚洲规则，必须由中国主导重新建立新规则。
3. 提升消费和增强抗冲击能力夯实基础，支持未来全球市场重塑
杨燕青：我们得自己干，这是特别重要的战略判断。我追问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自己干能否解决科技竞争的问题？例如，美国目前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同时通过美元和金融制裁等手段实施长臂管辖。即便我们建立新的国际规则，这些问题是否依然无法突破？
鞠建东：这是也是特别好的问题。答案是，我们只能在可选择的范围内挑一个最优解。如果我们不自己干，他们也会打压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干，虽然依然会被打压，但可能会好一点。所以结论是，自己干，确实更好。
所以下面来讲，自己能不能干起来呢？回答是有可能。借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经验。当初中国推进AIIB的时候，也面临质疑，但通过一步步推进，AIIB最终也是取得了成功。取决于你能提供什么利益给合作方，以及如果合作方不遵守规则，我们能否让其感觉到“痛苦”。例如，如果中国提出遵守WTO的四大规则，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区域合作，这种规则具有吸引力。虽然美国已破坏WTO规则，但中国可以在区域范围之内恢复WTO规则，并利用开放市场作为激励措施。遵守规则的国家可以获得中国市场的单边开放，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如10%—15%。
杨燕青：听起来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策略。我想再问两个具体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关税，在全球关税体系变得更加复杂、多轮报复性关税逐渐增多的情况下，最后全球的情况会有多大的恶化程度？这是否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鞠建东：我们有团队做模型，我可以和您一起讨论我们的初步结果。我们觉得是可以的。
第一是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国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67%降至目前的37%。国内市场已经成为主要驱动力，尽管进出口仍然重要。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为20%，现在已降至13%。即便美国对中国加征50%—60%的关税，短期内确实会有巨大冲击，但这并非不可承受。
第二是中国出口的稳定性。中国的出口对象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99年，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为60%以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是40%左右。到2022年，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已各占50%。未来5—10年，预计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比将升至60%，而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降至40%。
因此，如果中国能保持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稳定，即便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有所减少，整体上仍然可以承受。
4. 经济增长保持5%以上，绿色转型和AI是供给端的重要引擎，需求端的核心是消费
杨燕青：确实，我们可以遇见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未来。中国可以逐步过渡到在全球市场占据更大的份额。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以外，更多的是面向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但是，这个新格局的形成需要一个过渡时间，也需要整个国民经济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消化、吸收，并最终恢复与增长。
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我想问鞠老师一个问题：关于国内消费的恢复能力和抗冲击能力的提升，您认为应该如何建立？国内经济增长的潜力要如何才能在一定时间内夯实，为下一阶段的出口和全球市场重塑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前中国的内在增长动力，消费是一个重要环节，同时还涉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例如，我的社保是否可靠？我敢不敢消费？是否愿意生育？这些都与国内政策密切相关。
鞠建东：关于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第一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安全问题，第三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债务问题，第四人口下降。例如，人口下降会直接影响生育意愿，而产业结构升级则涉及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的调整和地方财政的支撑。总体来看，问题并不复杂，就是这几个方面，有些问题是慢变量，有些问题是快变量。
杨燕青：把这些问题如果加总到最后，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能不能在5%以上。
鞠建东：对，这就是关键所在。我们需要通过宏观政策推动经济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同时实现拉结构变化。过去20年，房地产是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但如果房地产拉动乏力，就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引擎。
从三个产业的角度来看。第一，服务业，尤其是专业服务业和基础服务业，需要迅速发展，但这涉及制度变革，因此速度可能不会太快。第二，制造业和农业的升级同样重要。此外，还需要明确新的主导产业。过去是房地产，现在我认为有两大主导产业可以起到拉动作用：第一是新能源行业，当前大约占GDP的8%；第二是交通和汽车行业，两者合计占GDP的15%—16%。这两个行业在较长时间内都有较强的增长潜力，尤其是在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和绿色汽车发展的过程中。
杨燕青：房地产虽然本身占GDP的比重在10%左右，但其通过金融链条延伸的影响可能更大，甚至达到20%。
鞠建东：是的，能源和交通几乎是制造业的三分之一。如果能够加快绿色能源和绿色汽车的转型，这两个领域的增长潜力是可以释放的。此外，还要加上低碳发展战略，这将是绿色转型的一个重要支撑。
第二个方向是人工智能。我曾提到，人工智能需要深入各个领域：学校、工厂、农村、医院等，几乎覆盖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的“上山下乡”能够成为新的主导行业。我将其概括为“绿色+AI”，这是两个具有广阔前景的拉动力量。当然，制度改革仍然是基础，但这可能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
杨燕青：您提到的绿色转型和AI是供给端的重要引擎，而需求端的核心在于消费。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暂时不展开讨论，但希望后续大家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相关问题。
（本文转载自TsinghuaCIFER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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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以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去分析国际经济领域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大国在国际贸易、金融、技术、产业、安全与全球治理体系等领域全方位的竞争，用通俗的语言、贴切的事例、丰富的数据、深刻的洞察，在现有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基础上，创造了大国竞争的理论体系以及其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应用、当代大国竞争的缘起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现状与发展。书中提出三足鼎立、竞争共存的新世界秩序的理论，总结其事实数据，分析其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