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指针，指向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的那些日子
1949年，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四万万同胞的胜利，结束了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毛泽东以一篇气势恢宏的《别了，司徒雷登》宣告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终结。司徒雷登，这位当时的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在中国具有美国侵华政策彻底失败的符号意义。
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4月25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占领南京。然而，解放军的一个野战排排长却发现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驻华大使馆竟然依然“赖”在南京不走。根据一个广为传说的故事，这位排长就带着一色美式装备的士兵，齐步进入美国大使馆，然后，他找到司徒雷登大使，指着他鼻子说：你们还敢支持蒋匪打内战么？
解放南京
此事真相如何暂且不论。但是，司徒雷登大使确实在后来的四个月里探索过与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据说，当时很多人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不要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但是身为大使，他还是走了程序，于是事情越发复杂起来。
美国政府在接到司徒雷登大使的报告后，感觉非常犯难，认为根据当时的国际惯例，在中共宣布成立新政府之前，美国政府并无可承认的对象；而按照国际法，在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新政府之前，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晚年司徒雷登
作家傅国涌说，在8月2日回国之前，司徒雷登曾经通过左、中、右几条渠道，希望能接触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中共表示他想留下的愿望。这些天来，在司徒雷登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就是“等待”。
针对司徒雷登在这种状况下尝试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示意，毛泽东指示南京方面：如果美国政府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且断绝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联系，我们可以考虑与美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大略就是：彻底改变以往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的“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状况。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明确告诫国人：“我们要打破旧的外交传统，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媚外。否则不是狂妄便是自卑。不卑不亢才是我们的态度。”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了，美国想在沈阳保留总领馆，企图同我建立起“有效的工作关系”，以此形成对中共政权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坚决地表示：“……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呆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根据这一精神，当时的沈阳军管会，立即派军队查封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电台等。对此，杜鲁门虽火冒三丈，但找不到报复的口实，无处下手。也只能发一些“奈何？无可奈何”的感叹。
辽沈战役
当司徒雷登带着失望和遗憾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毛泽东自8月14日后的一个月内，连续发表多篇揭露帝国主义本质的文章，对美国的白皮书予以严词驳斥。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新中国即将成立，如何处理旧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也就是说，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把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当作普通侨民而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这一方针通过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开始具体实施。
确立“另起炉灶”方针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
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它同时也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根本目标。从原则立场上讲，新中国绝对不能去继承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如毛泽东所说“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其次是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政权和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曾指出：目前“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
再次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教训。由于希望尽快得到外国的承认，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历届旧中国政府都承袭了旧的外交关系，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所谓争取民族的彻底独立和完全解放就更无从谈起了。所以说，正是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出发，汲取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教训，结合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客观分析，毛泽东才提出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
毛泽东到苏联
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不可能接受国民党留下来的外交遗产。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遵循所谓的“国际惯例”，在继承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后，其实就等于继承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外交义务。在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外交义务中，包括美国在中国驻军权、美国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等一系列令毛泽东根本无法容忍的东西。如果急急忙忙与美国建交，内中的很多议题虽然可以成为谈判的对象，但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而这对于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来说，肯定是一个灾难。
毛泽东会见斯大林
因此，毛泽东“不急于与美国建交”的一个战略考量，就是要在没有“国际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先行推进事关民族独立的事业，在有效清除西方势力后，再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建立真正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解放军攻占南京后不久，针对美国既不撤走前驻华外交官员，又不承认新中国的两面态度，周恩来指示北京军管会收回美国兵营的地产权，征用了美国在北京的兵营和其他建筑。毫不意外的是，这一举动立即遭到了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对。随后，中共方面继续推进了一系列旨在消除西方列强在华特权的措施，包括要求还没有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国家使馆交纳物业类的税收。
所谓不破无立，“另起炉灶”的方针包含了“破旧”和“立新”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与旧中国外交决裂后，究竟该如何确立新的外交关系呢？毛泽东首先思考了关于争取承认和建交原则的问题。
建交是新中国外交实践的第一步。确立了建交原则后，究竟该如何具体实施，或者说以何种方式实施呢？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时首次提出通过谈判建交，他说：“我们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他愿意断绝对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第56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样就以法律形式对谈判建交作出了明确规定。
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他们有的在宣布承认新中国后即断绝了与国民党残余政府的关系，而多数则与国民党政府原本就无外交关系。自10月3日至11月23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仅通过互致表示承认和建交意愿的函电，新中国先后与苏联、保加利亚等10个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实现建交。
12月16日，缅甸外长照会周恩来外长，表示缅甸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而使缅甸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缅甸是与中国有悠久交往历史的邻国，又是亚洲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所以引起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重视。12月18日，周恩来拟定复电，电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贵国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换使节”。
与缅甸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
2月13日，印度和英国谈判代表抵达北京。从2月22日开始，经过三次关于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谈判和四次就互派使节问题进行的会谈，中国和印度顺利结束了关于两国建交的“初步与程序问题”的谈判，于4月1日正式建交。
这是新中国启动的第一个建交谈判，也是第一个通过谈判实现建交的成功案例。与印度开启谈判后短短数月间，中国又相继同英国、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缅甸、瑞士等国开始谈判，除英国、荷兰外，其余5国均在1950年当年实现建交。而即便对英国和荷兰的谈判未能实现建交，其谈判代表仍被允许继续留驻北京，享有外交人员待遇，实际上为新中国保留了与这些国家继续联系的通道，对当时遭到帝国主义封锁的新中国来说，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瑞建交70周年活动
1954年4月，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高层大型国际会议，新中国外交首次轰动了世界。
4月26日下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五大国的总理、外长、专家齐聚一堂。周恩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第一次同坐在一个大厅里开会，举世瞩目。会场内几百名记者忙碌着抢拍镜头，新中国的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成为关注的中心。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
4月2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首次发言。他指出，苏、美、英、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为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而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
会议从5月8日下午起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的国家，除五大国之外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保大政权（法国扶植的“越南国”皇权，1955年被美国扶植的吴庭艳政权取代）、老挝和柬埔寨。
6月19日，日内瓦会议就老挝、柬埔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司令部代表立即会晤，讨论停战问题，并在21天内将有关情况提交大会审议。6月20日起，会议休会。周恩来抓紧这段时间向各有关方面进行疏通说服。6月22日晚，他宴请范文同和柬埔寨、老挝代表，介绍三国代表相识。第二天，周恩来前往伯尔尼，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晤。当天，我国驻瑞士公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用英文宣读了中法两国总理兼外长的会谈公报。次日，西欧的不少报纸都在头版用特大标题报道了中法两国总理会晤的消息并发表了不少评论，有的报纸称此举是法国“承认毛泽东政府的先声”。
作为新中国开创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谈判建交既是“另起炉灶”外交方针的具体实践，也是新中国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尊重的追求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
周恩来到印度
毛泽东首倡谈判建交，并亲自指导了这一工作的展开，引领了谈判进程的正确方向，使新中国在承认和建交问题上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亦使谈判建交成为中国摆脱屈辱外交、树立民族自信、赢得世界尊重的重要起点。毛泽东确定的建交谈判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实质上就是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影响深远，至今依然是中国建立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