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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国农历的甲午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廷驻朝鲜商务总理特授浙江温处道袁世凯认为“韩归华保护”，所以出兵帮助朝鲜“戡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保全“上国体面”的头等大事。
于是，清廷和李鸿章听从了袁世凯的意见，迅速调集“芦榆防兵四营”共2465人，在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的带领下，由海陆乘船直趋朝鲜，并在牙山安营扎寨。就在清军立足未稳之时，早就对朝鲜怀有鲸吞之心的日本，就根据《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火速向朝鲜派出了大岛义昌混成旅团近8000人的军队，并且涌入朝鲜王京汉城。
此时的清军和日军相距“二百于里”，虽然还没有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空气已经可以嗅到战争的危机。
此前，一直认为日本只会“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注：汉城）”的袁世凯，不知是眼见日军兵多势众，还是由于驻扎朝鲜十年丧失了往日的锐气，完全没有了处理朝鲜“甲申之变”时的果决和勇毅，除了拒绝聂士成率领400洋枪队进入汉城之外，就是不断请求增派援兵。
可惜，此时执掌中枢的已不是1884年甲申之变时，那个只知“匡植属藩之义”的张树洞，而换成了醉心于“折冲樽俎”的李鸿章。所以，李鸿章不仅拒绝了袁世凯等人的增派援兵的请求，也拒绝了聂士成“撤队内归”的建议，在留下达了“暂静守勿动”的命令后，就开始向英国寻求帮助，希望通英国的“调停”可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
从调停到纵容
于是，在1894年6月9日，李鸿章在会见路过天津的英国公使欧格讷表示，希望英国利用其影响力去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欧格讷却用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李鸿章加以搪塞，一边表示“会利用其能力支持有利于中日友好的政策”，但同时又说“无需发电建议，且其无权命令英国驻日代办”。此时，欧格讷对朝鲜局势并不了解，也没有接到英国政府的授意的，所以如此表态似乎并无不妥。
欧格讷在面对李鸿章的请求时，可以用外交辞令搪塞，但是朝鲜问题事关英国在远东利益，那是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于是，在6月12日欧格讷致电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转达了李鸿章的担心。于是，在6月13日金伯利会见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之，希望中日两国在朝鲜能避免冲突，并且尽可能的通过协商来处理两国在朝鲜的事务。英国人的初次调停，看上去是在对日本进行劝告，但却对日军进驻汉城没有丝毫的警告和谴责。
英国人的暧昧态度，让李鸿章不得不转而向俄国寻求帮助。当得知者李鸿章开始向沙俄求援之后，英国人立刻变得积极起来，频频到造访总理衙门。李鸿章又借会见宝士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利诱”，希望英国在朝鲜问题上“勿任俄着先鞭”。为此所以李鸿章提出，英国“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甲快船径赴横滨”。在送走宝士德后，李鸿章又立刻让担任中国海关总司的英国人赫德去帮助协调此事。或许是李鸿章的努力获得了英国人认可，或许英国认为在朝鲜半岛局势不明之前把中国拱手推向俄国是一个不明智的举措。7月2日欧格讷通知总理衙门，称英国“愿意从中调停”，如果答应两个条件，就可“责备日本促令撤兵”。这两个条件是：“整理朝鲜内政”和“同保该国土地不勿令他人占领”两个问题，询问是否愿意就此与日本商谈。与其说英国提出的似乎调停方案，倒不如说是已经开始帮助日本向清廷施压，这个原本中立的调停人，已经开始有倾向日本的趋势。到了7月14日，欧格讷在会见庆亲王奕劻时，欧格讷向奕劻施压，“一、改革朝鲜内政，允否？一、派大员赴朝鲜协商，允否。”但是，在奕劻表示一切需要“撤并以后商量”。有些气急败坏的欧格讷，非常不满的说出“我算白废话了”。在不愉快的氛围中结束的会谈，也让所谓的“调停”调停也陷入了一种僵局。
僵局的打破是在7月16日，但是并没有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因为这一天英日之间签订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从某种程度上宣布了英、日之间已成为“盟友”。然后，英国人彻底撕下了中立的伪装，英国首相罗斯伯里称，“如果日本没有超出《天津条约》所规定给予它的权力，那么就没有对日本进行武装干涉的充分理由。”英国人的表态，不仅表明他们对为所谓的调停已经不屑一顾，而且已经开始转而纵容和支持日本发动战争。
战争爆发后，英国立即宣布中立，但是维多利亚女王在《伦敦公报》发表的声明，却颠倒是非，将日本的不宣而战称为“中日乃缘事失和”。同时，还要求大英帝国管辖的地方“均不准两战国借作军务之用”。在英国宣布中立后，英国政府扣押了清政府刚刚购买的“飞霆号”鱼雷小快船，不让其回国参战。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又允许英国商船为日本运输军火，发生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巴山轮”事件，就是南洋水师查获的替日本走私军火的英国轮船。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欧格讷却阻挠中国对这艘货船的调查，最后居然还强迫清政府赔偿”巴山轮”4000英镑，因为清政府的调查和扣留延误了该船的运输期限。在为日本运输军火的同时，英国还允许日本订造了两艘12,000吨大铁甲舰，赫德立即指出日本建造这两艘巨舰，“是为与中国争夺远东海上霸权”。
由于在战场上屡战屡败，清廷不得不再次请英国出面调停，甚至提出“放弃宗主权”，由列强来保证“朝鲜的独立和中立”，作为与日本的和谈条件。面对中国的“诚意”，英国人却首先提日本开始讨价还价，不仅要求“中国立即同意英国所提朝鲜独立”，还要“另加金钱赔偿”。而且欧格讷还来到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限期给出答复。英国人行动让日本在随后的军事行动更加肆无忌惮，不断扩大战争规模。
不过也正是由于日本人在扩大战争规模时忘乎所以，不仅自己在战场上感到难以为继，同时也威胁到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于是，英国政府命令其驻华海军司令费里满德，让他“使用他认为必要的手段，来保证（中立协定）得受适当的尊重”后，将中日双方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只不过这次，日本再次增加了谈判的砝码，不仅要求清廷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和赔偿战争军费，还要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李鸿章不敢轻易答应“割地”的条件，在1895年2与欧格讷的会见中，利用最后的机会挑拨英日之间的矛盾，“割台湾则会影响英国”的利益，希望能在英国的帮助下抵制日本割占领土的企图。并且出示了《中英同盟密约草稿》，通过向英国出让利益而免遭割地的羞辱。面对李鸿章抛出的诱惑，欧格讷只是淡淡的表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同时还劝说李鸿章“为了和平，中国值得作出巨大牺牲”。甚至威胁李鸿章尽早去日本进行和谈，“避免日本占领北京”。为了逼迫李鸿章早日赴日谈判，并与日本签约，金伯利甚至以“为接受政治信件之故，君主接见外国使节或公使，不符合一般惯例”作为理由，拒绝了中国驻英国公使龚照瑗觐见英国女王的请求。
英国人，将所有大门对清廷和李鸿章关闭了，给他们留下唯一的道路就是去日本和谈，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于是，在英国人的“调停”下，李鸿章登上了东渡的轮船，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英国操纵东亚？
英国人在甲午战争中从一个伪善的调停者，到纵容和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国人在远东的利益。英国是西方列强中在远东地区攫取的权益最多的国家，尤其是在中国长江流域几乎一家独大。所以，当时的英国政府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利益诉求，“对于任何侵犯它自己在中国利益或朝鲜的完整和独立的行动，十分肯定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到了1884年的柏林会议后，让西方列强在非洲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于是各国将争夺的焦点转向了亚洲。一心想要维护亚洲地区“维持现状”的英国，遭遇到了沙俄强有力的挑战，在中亚的阿富汗双方紧张对峙，在远东的竞争更加激烈。沙俄加速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试图插足朝鲜事务，将朝鲜变成其南下争夺远东利益的“跳板”。英国人为了阻止沙俄南下，也不断在朝鲜扩大存在，派遣远东舰队抢占了拥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的巨文岛。俄国为了与英国相抗衡，也企图占领朝鲜的永兴湾。
这次让双方在朝鲜剑拔弩张的“巨文岛事件”，让英国是似乎明白一件事。在远东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仅需要依靠自身的强大实力，更需要一个“足够强大”而且忠心耿耿的“盟友”。于是，当时的远东所谓第一强国——清朝，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这一方面是英国人认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与清廷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英国对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过近20年的“洋务运动”，清政府拥有了近代化的武装力量北洋水师和淮军。所以，英国人希望由清朝掌控着的“东北亚门户”之称的朝鲜，会成抵御沙俄南下最坚强的堡垒。
出于这一目的，英国人曾经在朝鲜问题上对当时的清政府一直极为支持。担任中税务总司英国人赫德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公开地、彻底地将朝鲜合并，它就作的聪明了”。甚至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也公开表示，“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希望就在于维持与清国的关系。”英国甚至曾经对日本发出过示警，“不同意把朝鲜王国的任何领土让与日本”。
但是，到了1890年代情况却出现了一些变化。俄国的在远东的不断扩张，英国人已经开始怀疑清朝的武装力量能否抵御沙俄的南下，外交上更是认为清朝不会“靠得住”。而此时，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快速崛起，而经过一系列军事扩张之后，拥有了英国人帮忙建立的海军，按法国义务兵制度征集的陆军，俨然成为了一个新崛起的“较弱强国”。一向愿意与“较弱强国做朋友的”英国，当然不会轻易失去这个朋友，因为在英国看来日本同样也可能成为“在东亚海洋上具有能够成为防范俄国屏障的伟大力量”。而日本提出的所谓朝鲜的改革意见，尤其是排除沙俄染指朝鲜的问题上，与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又于是，英国从原先支持清朝，变得在中日之间暧昧起来。
英国人的暧昧，引起的是清朝和李鸿章的不满。于是，李鸿章转而寻求向沙俄寻求帮助，希望“借俄以慑倭”。早就有心染指朝鲜的沙俄，原本苦心于实力不足而不敢轻易下手。如今，李鸿章请求沙俄进行调停，无疑给了沙俄一个最好的机会。在6月20日，李鸿章在天津会见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路时，表示“切近紧邻，岂能漠视”，希望俄国能对清日在朝鲜的僵局进行调解。喀西尼认为，只要俄国出兵干预，不难使日本撤兵。在从喀西尼这里得到了重要的“支持”后，李鸿章与喀西尼多次会晤，并建议建立俄、中、日三国的会议，商讨关于朝鲜事宜。在得到喀习尼的许诺后，李鸿章为了报复英国的暧昧态度将其抛在一旁而不顾，清廷内部也掀起一股对英国的怀疑之风，为此总理衙门屡次“婉拒”了欧格讷的拜访。英国人对清朝和李鸿章向俄国靠拢极其不满，通过宝士德与李鸿章的会面小作警告，俄国正窥视着“君士坦丁堡、印度以及东亚不冻港”这些英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可惜，李鸿章没有听出宝士德的话外之音是英国与俄国之间有着很深刻的矛盾。
“三国会议”将英国排除在外，总理衙门又屡次“婉拒”欧格讷的拜访，倾听内部不信任的言论。让英国开始怀疑中国国是否已经倒向俄国，并且担心清朝为了争取沙俄的支持，将会牺牲利益来换取俄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而清朝为了保护本土，将极有可能朝鲜的“把永兴湾、甚至更多的领土让给俄国”，因为在中法战争中清朝为了维护自己的本土完整，就牺牲了越南利益。于是，英国人突然发现日本“巩固在朝鲜半岛的统治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是反对俄国染指朝鲜的，这一点上英国和日本的利益相同。
当然，日本对于英国在远东的政策其实要清楚得多。因为日本外相陆奥光宗，早就看到，“使中日开战成为主要可能的主要条件，就在于英国的亚洲政策”。而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早在其报告中明确提出，如果在朝鲜“日本的行动是预防俄国乳清朝鲜，那么英国就不会反对了”。为了让英国人不反对，日本政府和外交官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
为了向英国示好，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与英国改定条约时妥协让步。1893年7月上台的伊藤博文首相以及陆奥光宗外相，虽然竭力推进英日改订条约的签订。但是，在国内遭到了以“硬六派”为首的日本对外强硬派的反对。“硬六派”虽然在野，但是他们在第五届议会中占有优势地位，同时他们的后台也是在日本枢密院和元老院中的国权主义者。他们主张彻底修改对外条约，如果无法达到目的，则坚持以前的条约，而“给外人以痛苦”。为了向英国示好，日本政府不惜通过解散议会来压制“硬六派”。在消除了反对力量之后，日本政府以放弃收回关税自主权和继续保留外国人在日本的租界为代价，换取了英国政府同意与日本签订新约。7月16日《英日通商航海条约》正式签订，英国外相金伯利在签字仪式上的贺辞就是“这个条约的性质，对于日本来讲，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而日本外相陆奥光宗更是斋戒沐浴后，觐见明治天皇，“奏上日英条约签订完毕”。并发电给青木周藏，让他向“英国外交大臣就缔结新条约事对英国政府之好意表示感谢”。因为日本政府清楚的知道，条约的签订已经让日本成功的争取到了英国的支持。
当然英国的支持，并不代表英国同意日本开战或者说在战争中会支持日本。因为英国担心战火会波及到长江流域，影响到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于是，在7月21日，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巴健特就在向日本政府递交的外交照会中，明确表示如果因日本政府的原因“以致发生战争，日本政府应对其后果负责。”在发出强有力的警告后，7月23日巴健特再次向日本递送的外交照会，就明确点出“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上海及其通路为战事之运动的保证”，将英国政府的底线和盘告诉日本。在明确英国政府的底线后，日本政府立即向英国保证，“无论如何，日本决不攻击上海及赴上海经行水路”。日本政府的表态，终于从英国那里换来了开战的“通行证”。
英国政府，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不惜牺牲清朝的利益，似乎并不道义。但是，面对利益英国人的选择我们又该如何指责呢？倒是执掌清廷中枢的李鸿章，醉心于折冲樽俎，却对国际政治、外交知之甚少，尤其是他病急乱投医的依靠俄国引起了英国的怀疑，让英日之间越走越近。反观日本，虽然对列强也有诸多不满，但是对英、俄矛盾洞若观火，于是坚定的执行拉拢英国，打击清、俄的政策，终于换得了英国实际的支持。
英国的得与失！
英国政府借用“调停”，终于在远东得到了一个“可靠”的盟友——日本。而日本也通过战争控制了朝鲜半岛，沙俄南下的野心被暂时的阻挡了，英国人在远东的利益似乎也得到了保障。但是，英国人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或许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在远东扶植了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
为了扶植日本，英国在与日本签订《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虽然保留了大量的利益，但是也放弃了治外法权，在最惠国待遇上也约定要以“相互平等为原则”。在英国之后，欧美其他国家也仿造英日条约与日本进签订了新约。这次换约，对于日本而言并没有“完全恢复平等国权”，但是却成为亚洲各国中第一个可以与欧美各国签订基本平等条约的国家。这种与欧美列强可以“平行”的权力，并不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而争取的，而是英国为了将其扶持成一个“较弱强国”而赐予的。
英国人的这种态度，是为了防止日本因野心膨胀威胁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因为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由于在战场不断取得胜利，结果被胜利冲昏了脑袋，对英国在远东最富庶的势力范围指指点点，向英国提出关停中国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的要求，否则将攻打上海。英国必须将日本限定在一个“较弱强国”的地位，才能便于对日本进行控制。所以，在三国干涉还辽时，任凭日本政府用各种利益进行有货，英国都不为所动，让日本无奈的允许清政府“赎回”辽东半岛。
当然，英国人绝对不会将日本的实力过于削弱，甚至还要在很多方面给予日本支持，比如允许日本从英国购买两艘12,000吨大铁甲舰。因为，保持日本“较弱强国”的的实力，可以帮助英国更好的把“较强的削弱到不足以危害到英国的地步”。因为，英国当时在远东，对于英国利益威胁最大的就是沙俄，以及正在准备在全球与英国展开竞争的德意志帝国。所以，英国人在远东需要依靠日本的力量来打击和削弱这两个国家。而日本也忠实的完成了英国的“赋予”的任务，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远东成功的打击了这个国家。
但是，让英国人没想到的是，早已完成工业化的日本通过这两场战争，不仅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政治地位上终于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强国。而英国，由于自身实力的衰弱，再也无法控制这个曾经的“小伙伴”。日本在远东与英国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展开了竞争，先是利用支持袁世凯称帝而独霸中国，再是利用扶持各地军阀而换取利益。不过，此时由于还有《英日同盟》的牵绊，还不能明目张胆的与英国为敌。到了1921年12，美、英，法、日四国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而在实施上废除了《英日同盟》之后，日本犹如脱缰的野马在远东与英国等西方列强展开全面竞争。直到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已经根本不怕损害英国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不过此时，日本还畏惧英国人纸面上依然强大海军实力，对于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不敢轻举妄动。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就再也无所顾忌，对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发动的了全面进攻，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在短时间内相继沦陷。或许此时，英国此刻才明白自己当年为了扶持日本是多么的愚蠢，当年“利令智昏”出卖了清朝的利益，如今日本在远东对英国人的进攻是对他们当年“鼠目寸光”最好的反讽。
所以这杯苦酒中的各种滋味也只能由英国人自己来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