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慕唐烈士乃邳县我党之真正创始人，在被迫离邳之前，曾任邳县特支书记，特志一笔，以正视听。
——李培楠
"千载清流千载渡，一幅清明上河图”。贯穿邳州南北的大运河，是邳州人民的母亲河，也是邳州最深沉、最亮丽、最可持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底色。大运河在邳州人民心中就是流动的诗，打开的画，吟唱的歌，是一条柔软华丽的水上丝绸之路和文化长廊。大运河静静地流淌千年，她不仅浇灌着两岸亿万亩粮田，也滋润着百万邳州人民的心田，为中华民族哺育出一大批勤劳、勇敢、智慧的优秀儿女。革命先驱解慕唐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沿泇河口向东约十里，在戴庄镇境内赵庄村的解慕唐烈士纪念园，两棵高耸云端的松柏树下面，沉睡着一个伟大的灵魂，他就是徐州地区党的创始人之一解慕唐，是一位了不起的“教书先生”。
童 年
1900年，解慕唐出生于江苏邳州戴庄镇一个小小的村落，名叫赵庄，几十户人家，村民大多是地主的佃户和比较贫苦的农民。
解慕唐的祖父叫解洪盼，有四个儿子，全家全靠做佃户和做长工、短工维持生计。长子解庆生还能勉强娶妻成家，三子庆文、四子庆班，只能靠做长、短工糊口，穷的娶不起老婆，“光棍”一生。二子庆祥，即解慕唐的父亲，因过继给家境比较富裕的三叔祖解房春为孙，才得以成家立业，其母于氏，是相距三四里远的倚宿街人。
好景不长，就在解慕唐诞生的前两年（光绪二十四年），沂河、武河发生了特大洪水，赵庄一带的农田全部被洪水淹没，其父刚有好转的生活，又回到了过去难以温饱的困境。
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已不能再耕种，遍地长出一人多高的芦苇，贫困的农民只能靠利用芦苇织蓆、编篓、切折子兑粮和捞鱼摸虾来维持生计，勉强度日，生活更加艰苦了。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外受列强侵凌，国运日益衰危，清王朝面临风雨飘摇崩溃之际，而广大劳动农民则倍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地租、赋税的严重剥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慕唐的家庭，只是千千万万贫苦农民家庭中的一员罢了。
解慕唐的童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困民穷下的被四面洪水包围的小村庄里。人们出行，只能靠坐船才能往来。解慕唐从生下来，就跟着父母吃糠咽菜，懂事以后，还要参加家中的一些辅助性劳动。解慕唐从小就受到艰苦生活的锻炼，并在实践中慢慢学会了织蓆、编篓、切折子的手艺，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
解慕唐兄妹四人，二弟慕周，三弟慕田及妹妹慕婉均目不识丁，解慕唐居长，到十一岁时，才得到二舅父于绍先的关怀和资助，开始在倚宿街初等小学就读。1915年夏，解慕唐以优异的成绩初小毕业，考入邳城高等小学就读，学制三年。1918年夏，又名列前茅考取了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从此，解慕唐走进了人生的新天地。
觉 醒
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校址设在徐州，学制为五年，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是专为各地的高等小学培养合格师资的。七师每年招生，都是先把名额分配到徐属的丰、沛、萧、砀、邳、新、睢、铜八县，然后择优录取。因名额有限，能考取七师读书颇不容易。一旦考取，可以享受到很好的待遇，学校免收学费、讲义费和住宿费，膳食也免费供给。因此，家庭贫苦的学生，如能考取师范，就能得到继续求学的机会，毕业后还可以谋得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业。
解慕唐走进徐州七师校园，如鱼得水，他怀着拥抱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不过，这个时候，辛亥革命失败，列强虎视眈眈，军阀割据，频年混战，国难民患，志士痛心疾首。而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真理叩启进步青年的心扉，解慕唐喜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因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到失败，于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消息很快传到徐州，爱国青年倍受鼓舞。以七师学生为核心的徐州学生联合会迅速建立起来，领导全市学生在徐州掀起阵阵革命浪潮。
徐州地处“五省通衢”，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干线交汇于此，所以在“五四”运动中，北京、上海、南京、济南等地的爱国学生络绎不绝的来到徐州，演讲宣传革命道理。七师学生大多家境贫寒，对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陆续传来的马列主义学说极易接受。
新思潮唤醒了七师学生的觉悟，也点燃了解慕唐心中的革命火焰。他联想起千千万万个家庭和自己的家庭一样，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封建势力剥削之苦.目睹列强横行、军阀混战、盗贼蜂起、民不聊生的惨状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合理社会，一股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由然而生。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去。
在七师学联的领导下，解慕唐和七师广大爱国学生一起，热烈支持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六月三日，徐州七师联合其他学校宣布罢课集会，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手持旗帜，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口号。当时，七师学生不顾当局的反对和学校的阻挠，走出校门，废寝忘食，日夜奔走，到各处查封日货。
到当年12月3日，七师进步学生联络各校学生千余人，把查封的十余车日货送至黄河故道，点火焚烧。当时，乐队奏着军乐，围观的市民、学生、工人将道路堵塞，掌声如雷，群情激昂，无不拍手叫好。
解慕唐在这次群众称之为徐州的“虎万事件”中得到了初次的锻炼，并从中看到了革命的曙光。
新 知
通过查禁、焚烧日货等一系列爱国反帝斗争，七师进步学生的爱国热情越来越高涨。这时，新思想、新文化不断传到徐州，传到七师，进步学生很受鼓舞，他们如饥似渴地开展读书活动。1920年上半年，由陈亚峰、解慕唐、郭子化、戴蔚霞、苏洪鉴、徐怀云、张继超、冷启英等十余人自由结合，成立一个读书小团体，名叫“群益阅书会”，解慕唐被选为会长。
一开始，由于大家缺乏分辨能力，得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无政府主义的、虚无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等，无所不读。书读多了，议论也就多了。为了得到及时的指导，他们通过本地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学生与北大共产主义者取得了联系。北大进步学生不断寄来《新青年》、《向导》、《列宁传》（当时译为《李宁传》）、《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共产主义书刊，还经常派人来徐师畅谈读书心得。
特别是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解慕唐深深地被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真理折服，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要彻底解放自己不仅仅要推翻个别的资本家，而要推翻整个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要取得斗争最后的胜利，必须要建立一个最有铁的纪律、最能战斗的、最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共产党。他对着苍天发出慨叹：“朝闻道，夕死可矣！”
当时，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对徐州青年的进步寄予很大的希望，并直接给予指导。在1920年至1921年期间，李大钊曾亲自派北大学生陈德荣、毕瑞生多次来徐，及时传达北京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使解慕唐及七师的进步青年逐步认识到，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1920年下半年，中共上海发起组织，北京、湖北、广东的共产主义小组及济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纷纷成立，这对徐州七师影响极大。于是，1921年初，解慕唐他们在原来自由结合的“群益阅书会”小团体的基础上，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解慕唐是这个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之一。
当时，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或叫做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地点，就是七师对面的公园里（即现在的徐州快哉亭公园）。公园的东南角上有座快哉亭，他们经常在那里开会，有时也有北京派来的人参加。来人都喜欢上着长袍，下穿西裤，一来就进行长时间的演讲，宣传马列主义。当时参加这个小组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七师的学生，其中还有徐州十中的进步学生徐彬如（曾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和石民宗二人。
赤 潮
1921年初，以陈亚峰、郭子化、解慕唐等为首的徐州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团结群众深入学习、广泛传播马列主义，乃建立公开的群众组织叫赤潮社，社员发展到三十余人，并且创办了《赤潮》旬刊。该刊为四开张石印小报，由社员集资筹办，徐州石印局承印，每期印发四、五百份。编辑工作由解慕唐负责，他不遗余力地组稿、改稿、写稿，并从事编排、校对工作。由于昼夜辛劳，不幸在此期间身染肺病。创刊号刊面为红色，发刊词是一首白话新体诗：“赤潮！赤潮！你终于诞生了。怪不得红光满天，赤潮遍地，浪比天高，五洲震荡，四海动摇……这是劳动人民的热血沸腾，这是革命志士的怒火燃烧!”
旬刊的内容，主要是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统治的斗争，提倡科学民主，提倡白话文，要求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该刊由于思想新颖，内容通俗易懂，讲的又是青年们关心的问题，因而，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第一期是赠阅，从第二期接受订户。徐州订阅者居多，外地也有不少纷纷来信订阅。
《赤潮》旬刊的出版和发行，在青年学生中影响较大，引起了当时直系军阀徐州镇守使陈调元的注意。为此，陈曾亲自到七师制止《赤潮》的发行。
正当陈调元向赤潮社几个主要负责人申斥时，适巧七师化学实验室内有人做实验，因不慎而发生爆炸。陈调元以为学生们要用徐锡麟对待溥恩铭的办法来对付他，吓得仓皇而逃。陈回到镇守署后，余怒未消，即下令解散赤潮社，让《赤潮》旬刊停办，并要学校惩办肇事人。在军阀大施淫威之下，《赤潮》旬刊发行四期便夭折了。
当时的七师校长陆裕柟与军阀狼狈为奸，贴出布告：“查陈亚峰、解慕唐、郭子化……思想不端，印刷《赤潮》旬刊，散不经之谈，屡教不改……”随将陈亚峰等十余名学生开除出校。
布告贴出以后，激起七师学生的义愤，纷纷涌向学监室，要求收回成命。当时，徐州八县学生联合会决定罢课，声援被开除的同学。当罢课、声援都没达到目的时，学生们便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学生会出面，宣布开除校长陆裕柟并将其驱逐出校。
在这期间，赤潮社成员徐怀云，以给记者写信的形式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文章，题为《仇视新潮的江苏七师校长》。文中说：“现在一般官立中等学校的腐败，可谓达到极点，例外很少，固已违庸讳言。然，不谓竟有江苏省立第七师范校长陆裕柟公然反对学生看新书，作白话文，禁止订阅关于富有新思潮的报纸如《民国日报》、《北京晨报》、《广东晨报》等；甚至拿过激党的名义，任意开除较有新思想的学生二十五人。这种压制的手段是俄罗斯的专制魔王拉尼古拉第二，恐怕不过为是，而身为二十世纪的师范校长也竟如此蛮横！我真为师范教育惜，更为青年学子前途惧。如常此以往，社会不给他们以相制裁， 非特教育无开明的希望，恐怕非弄到教育破产不止！”
这场斗争坚了三个月之久，省教育厅怕事情越闹越大，不得不撤去了陆裕柟校长职务，并派张宏业来七师任校长，并接受了学生的两个要求：第一，撤销开除学生的布告，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名誉和学籍；第二，聘请北大进步教师来校任教。在徐州八县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这场斗争终于以进步学生们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继赤潮社的创建，在七师进步学生中又出现了乐群社的群众组织。乐群社还出版了《乐群》周刊。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青年逐渐党醒，这为徐州党组织的创建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火 种
1921年春，建立正式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李大钊派陈德荣再次来徐，将七师共产主义小组改建成中国共产党徐州支部，并通知该支部选派一位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徐州支部，经过充分酝酿，选出陈亚峰为代表出席党的“一大”。大家集资，连夜在一家刻字店秘密制了一枚图章，图章呈圆形，根据《新青年》杂志封面图案样式，刻有一地球和对握着的两只手，象征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图案下部用中、英两种文字刻着“中国共产党徐州支部”字样。中国共产党徐州支部用此图章给陈亚峰出具了介绍信，让他同南京代表郭清杰一起前往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据革命老人徐彬如同志说：“陈亚峰没有找到‘一大’会址。因为‘一大’会址已经秘密转移到嘉兴南湖去了。当时，陈亚峰误认为是转移到杭州，结果扑了个空。”另据上海教育学院副院长解光一同志在《对中共‘一大’会址代表人数新质疑》一文中说：“陈亚峰抵沪后，曾与出席‘一大’的其他地区的代表酝酿讨论组织章程，在谈到组织纪律时，由于南京代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不愿意接受党的约束，中途退席。徐州代表受到南京代表的影响，也退席返回……”（该文发表在《上海师范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因此，徐州党支部就和中央失去联系。直到一九二三年吴亚鲁来徐州开展建党工作，徐州才正式建立了党组织。尽管上述两位同志对陈亚峰是否找到“一大”会址有不同的提法，但都一致肯定陈亚峰被选派参加了党的“一大”。
1923年夏，赤潮社主要成员及多数社员毕业。解慕唐也如期毕业于江苏省第七师范学校。回到邳县后，受母校聘任，为高小语文教师。
同年夏，江苏省党组织派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毕业生的吴亚鲁来徐州，在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吴亚鲁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七师“赤潮社”社员，来整顿和重建徐州党的组织。吴亚鲁通过当时在第三女子师范读书的吴淑云（解慕唐的夫人）找到解慕唐时，即约他到徐州晤谈。1924年春，解慕唐在徐州与党组织在徐州接上了关系。
同年秋，解慕唐接受了党组织分配的第一个任务，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去砀山县发展党的组织，推动国共合作。
解慕唐遂由辞去邳县高小教师，在砀山县通过同学的关系谋了个小学教师的职位。但因缺乏经验，思想警惕性不够，言行过于突出、激烈，致使当地反动豪强目为“过激党”要加以逮捕。
当时，有一个叫夏幕尧的人，交游很广，和解慕唐很有交情，当他在徐州听到砀山军阀要抓解慕唐时，立即向砀山解慕唐的学生的家长打了电话，由学生去通知解慕唐。解慕唐接到通知后，连夜离开邳县，行李书籍尽被丘八掠去。
燎 原
1925年，解慕唐回到邳县后，仍然任邳县高等小学教师，后来任教导主任和校长。他把谋生手段、教育青少年和以此来掩护革命活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做，特别有利于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有利于吸收党、团员，发展党团组织。小学教师的薪水是很少的，生活比较艰苦，但为着党的事业，他始终坚持战斗在小学教学的岗位上，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解慕唐在教学工作方面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它不仅重视传授知识，而且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他教的语文、历史两门课中，不管课文是古还是今，是中还是外，内容是否正确，他都能从正面或反面，用通俗易懂和生动有趣的语言来讲述，使学生很高兴地听他讲课。这样，既达到了提高学生的文化历史知识，同时又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
解慕唐在教学过程中，还选择一些与当时形势有一定联系的教材，如郭沫若、沈雁冰、谢冰心等人的作品，可以结合学生的思想进行讲解。有时候还选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强调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并以此对青少年进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思想教育。他还利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运动”纪念等节日，加选与此有关的文献和资料，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教育。他还带领学生一起调查研究一些现实问题，使学生从中了解一些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
通过社会调查，解慕唐就与学生们一起研究邳县的“庄、马、窦、戴”四大家为什么能占有全县40%的土地”？在课堂上选讲杜甫的诗《赴奉先咏怀》时，就启发大家“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剥削”。
解慕唐的学生石光回忆说：“我家搬进邳县县城，并进了当时所谓的“洋学堂”，从读四书五经，到读新鲜的国文、算术，这对我精神上是一次大解放。再加上解老师的那独特、新颖的思想，把我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解老师的古文、现代文都较有根底，历史知识也较丰富，他较之别人有独特的见解。在课堂教学中，他特别善于表达，那有声有色的讲解至今难忘。我们听了解老师的历史课，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使我们声泪俱下。”
良好的思想教育和先进的文化知识，给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因此在学生中陆续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经过严格考察，解慕唐先后介绍了孙文源、石德俊、石岐山、周村朴、孟昭署、姜景义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共产党组织。解慕唐还在校外介绍了李培楠、戴蔚霞、潘俊三、曹桂峰、李廷珍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慕唐回到邳县后，先后发展二十余人入党、入团，建立了党、团组织，并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组织党团员开展活动，进行党性教育。在此基础上，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邳县特别支部，接受党的徐州地方委员会领导。先是邳县特支和徐州独支有联系，但无隶属关系，直到1927年后徐州独支改组为“徐州地方”，经江浙区委同意后，才属徐州地方委员会领导。在这之前，邳县特支是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的中共党员侯绍裘等直接领导。
1927年底至1928年初，在武汉学习的参加中共的邳县人李超时、徐怀云、徐丽芳、宋元培等先后回到邳县。这个时候，解慕唐从徐州请来佟虚吾、张继超、李广琛等党员来邳，创建邳县中学（在此之前只有小学校中附设的初中班）。这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培养了许多骨干，如建立的第一任由共产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其中教育科长冯和昌、财务科长黄逸民、司法科长韩廷瑞，都是这所中学毕业的。这时，县内的军队、公安、教育、乡区政权和民众团体多为我党所掌握。邳县的特别支部干事会，也充实了新的力量。其成员为：书记兼组织干事解慕唐、宣传干事李培楠、职工干事李超时、妇女干事徐丽芳、武装干事宋元培、青年干事先是曹桂林后是佟虚吾等。
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于1925年，当时还处于地下。县党部委员：戴蔚霞、徐丽芳（妇女部长，对外称工会委员长）、王仙舟（农民部长）、焦梦白（宣传部长）、解慕唐（组织部长）、李超时（职工部长，对外称工会委员长）。其中焦梦白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右派外，王仙舟参加了第三党，其余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解慕唐是邳县率先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他是国民党邳县县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集国共两党组织大权于一身。他根据党的“三大”会议“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保存我们的组织，必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覚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的精神，积极帮助建立邳县国民党组织，并使之革命化，并个别地从中吸收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戴蔚霞、徐丽芳、曹桂峰、潘俊三等，就是先参加国民党，而后又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国民党邳县县党部直属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领导，主持工作的是常委侯绍裘，他对邳县国共合作很满意。当时，我党积极发动群众，反对土豪劣绅，欢迎北阀军等，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声势很大，邳县知事沈贞横征暴敛，他贴出告示警告：“如不为民除苦，小心祖坟。”迫使沈贞收敛。特别是选择了高利贷主官湖镇商团大队长杜忆远和北洋政府国会议员邳南土山镇劣绅陈士毛作为镇压对象，受广大群众拥护，一时有“红邳县”之誉。
当时邳县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在短时间内合作得较好，但还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即如北阀军进占邳城后，就出现一个县城两个县党部的局面。一个在西，是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一个在东，是由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当地封建余孽组成的，两派态度立场泾渭分明。而白崇禧所指挥的北阀军却不加干预，这是由他们的政治态度决定的。以解慕唐为代表的西党部正准备发动群众予以揭露时，直鲁联军张宗昌部队于1927年7月24日再次占领邳县，于是，西党部遂随北阀军南撤，而东党部那些封建余孽就马上与直鲁军勾结在一起。
1927年年底，形势出现了逆转，西党部成员又随北伐军返回邳县，西党部成了唯一的邳县领导机关。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分别进入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冯少瞻任邳县县长，解慕唐任教育局长，戴蔚霞为县督学，徐怀云任警备大队大队副，宋元培任警备大队第二中队长，李振华为工会委员长，徐丽芳为妇女会主任。解慕唐担任教育局长以后，在中小学安排了很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如佟虚吾、张继超、李广琛、潘俊三等。
突 变
1927年4月，政治风云之突变。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杀害了大量的工人和共产党员。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一时，天空乌云密布，革命处于低潮时期。
这时，江苏省的、徐州的、邳县的国民党反动分子，蠢蠢欲动，他们阴谋谋划逮扑各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我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给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以图挽救革命，但都失败了。
1928年，邳县的工农运动仍然开展得如火如荼，形势仍然对我们有利，一些共产党员仍旧占据着邳县的军事、行政、教育方面的领导岗位，“红邳州”方兴未艾。但是，徐海蚌领导机关都认为这是“右倾”，专派巡视员来邳，要求共产党员不要做国民党的官，退出，交权。这就给国民党反动派肆无忌惮地破坏邳县的共产党组织找到了借口，“创造”了条件。
1929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邳县对共产党员进行第一次大逮扑。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段木桢（徐州萧县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干事，后升任省党部监察委员），以省党部的名义，动用了徐州剿总刘峙驻扎在运河站的梁华盛团的一个连，由段木桢亲自率领，星夜行动，于拂晓逮扑了共产党员佟虚吾、张继超、李广琛、李培楠和党外进步教师许又莘、许远涵姊妹共六人。
佟虚吾等六人被捕后，被临时关押在县中学的教室内。解慕唐闻讯后，于清晨赶到学校，买通看守兵丁，见到老佟，商讨对策。这时，宋元培也赶来，提出以他的部队在中途袭击，营救被捕的同志。老佟反对，认为彼是正规军，敌众我寡，弄得不好，被捕的同志反受其害。解慕唐认为老佟的意见很有道理，从这次行动来看，反动派并不十分了解我们的底细，如果采取武装劫持，势必将一部分党员暴露于敌。最后决定政治营救，佟虚吾的亲属在李明扬部下，可以通过李营救。宋元培随即奔赴铜山老佟家中。
解慕唐从县中学回到家里，段木桢派人送来了请柬，约请解慕唐在县党部会晤。当时戴蔚霞、吴淑云等都极力劝阻解慕唐，不要中了段木桢的“请君入瓮”的诡计。可解慕唐认为，段从教育界开刀，已显其奸，这张请柬只是为了试探，不去，那是心虚示弱的表现。再说，为了营救被捕的六个同志，也可藉此探听一下虚实，有见段的必要。临行前，他脱去长袍，换上制服，裤袋内带上朗宁手枪一枝，以防意外。
段木桢对解慕唐的如约而来颇感意外，开始执礼甚恭。解慕唐两眼怒视段木桢，他首先对教育同仁的人身自由毫无保障表示愤慨，要求释放无辜。对士兵不经主管机关擅自捕人，表示抗议。
段木桢先是说明邳地共产党猖獗， 有清党镇压的必要，然后问解慕唐：“如就逮捕人不是共产党，可否提供真正共产党人名单？”
解慕唐正色道：“我作为教育界主管，可以担保被捕六人不是共产党。至于谁是共产党，我的职务是办教育，对政党斗争向不予闻，更不能指鹿为马，含血喷人。”
面对解慕唐义正言辞，段木桢恼羞成怒，问：“李培楠为教育局中人，佟、张、李、许均由你聘来，况且早年你在徐州也颇不安分，办过旬刊，闹过学潮，查过日货，皆共党所为，尔公尚有何说？”
解慕唐笑道：“李、佟六人品学兼优，献身教育，服务桑梓，我身为教育局长，当然发聘。至于我本人闹过学潮，抵制日货，这就是共产党？当年在徐，你也曾尾随诸学生队伍，也是个摇旗呐喊之辈。那时，徐州府城及各县学生，几乎倾巢出动，走上街头，岂不是遍地共党？你身为党部大员，竟如此信口雌黄！”说到此，解慕唐拍案而起：“我再问，抵制日货，爱国之士皆是共党，那么，今天国民党清共、反共，把自身置于何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就动刑具吧！”
段木桢被这义正言辞地质问，弄得张开结舌。此时，焦梦白不知从哪里站出来，婉言相劝，要二人不要伤了和气。特别被捕六人，均是教育界知名人士，局长意见，精诚团结。解慕唐就此要求，以个人身家性命担保释放六人。当然不能为段木桢所接受。解慕唐提出对六人应就地调查，在邳县公开审理。段木桢推说六人已送徐州。看到多说无益，解慕唐便起身告辞。此时，院内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注视着段木桢的神态。解慕唐便以右手伸向裤袋，打开枪机保险，勾住扳机，谈笑自若，枪口指向走在左边的段木桢，穿过军警林立的县党部大门。
第一次大逮捕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气焰日盛，形势严峻。徐州特委即令邳县可能暴露的共产党员撤出。徐怀云奉调离邳，宋元培转移外地，解慕唐也被迫辞去教育局长职务，专事党的活动。此后，解慕唐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因群众掩护而得以脱险。解慕唐此时已在邳县被通缉，实难再负领导之责，经特委决定，他于1929年3月与郭子化对调，赴睢宁从事党的活动。
解慕唐离开邳县不久，于1929年7月22日邳县又发生了第二次大逮捕。王化云设下圈套，由王子琴出面自首，出卖了戴蔚霞、徐丽芳、冷启英、李烈曼、王之一、王作栋、赵兴仁、王锡龄等人。从此，白色恐怖笼罩着全邳县，共产党人被迫走上了更加艰苦的地下斗争的路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