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朝廷陆续接到地方奏报，说当地有用迷药将人迷晕的事件发生，最为离奇的是，下药者不偷财物，专门剪人发辫。事件最初起于浙江，后来流传到江苏、山东，甚至奉天京畿一带。
为什么这些人专偷辫子呢？实际上是源于一种迷信的传说。古时候造桥打桩，传闻以人生祭，能够让桥墩更坚固。到清朝时不能祭生人，便改为用人的发辫等物替代。
虽然并不是用真人生祭，不过按迷信的说法，就算是发辫来厌胜，辫子的主人也会因精气被夺，很快就会死去，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拿出自己的发辫去厌胜，但是市场上又有这种迷信的需求，因此出现了专门的“猎辫者”，以迷药偷人发辫，后来经地方官奏报，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
这几起偷辫子的事件本来是零星发生的，不过奏报至朝廷后，马上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乾隆也不是说害怕这几个毛贼把全中国男人都剪成了秃子，但却担心这成为一种趋势，甚至发展成一股与朝廷对抗的势力，最好将其扼杀在萌芽阶段。“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
乾隆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有这种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也是正常的，而且下边的官员也很给力，乾隆谕旨一下，山东巡抚富尼汉立刻召集人马，加班加点抓到了两名犯人，一个叫蔡廷章，一个叫靳贯子。
蔡廷章和靳贯子这两个毛贼，本来就是偷人家的辫子卖给桥梁施工队，赚点小钱，都是个人行为。但是富尼汉却坚决贯彻乾隆谕旨的意图，硬说他们是团伙作案，一定要两人供出背后的主谋。蔡、靳两人是欲哭无泪，明明没有主谋，官老爷却硬是要怎么办？最后两人分别编了一个主谋出来，而且主谋身份还非常戏剧化，说一个是浙江僧人吴元，另一个是江南僧人玉石。
“今据富尼汉奏到：东省邹县、峄县等处，已经拏获匪犯二名，一蔡廷章，系浙江僧人吴元为首，一靳贯子，系江南僧人玉石为首，现在严加审究等语。此等邪术迷人，行踪诡秘，大为闾阎之害。伊等匪党，未经发觉者，自必尚多。……著传谕各督抚等，务即专派妥员，将现在有名未获各犯及同案党羽一并严密查拏，尽法惩治，以绝根株。毋得稍有疏纵，致令闻风远扬。”
乾隆听到两人的供词大吃一惊，这还了得？分明是妖僧作祟，要亡我大清王朝啊，于是迅速下旨要求江浙二省督抚迅速捉拿吴元和玉石。而且因为蔡廷章和靳贯子的供词，乾隆过于高估了偷辫子事件的严重性，除了江、浙、山东等地外，要求全国各地官员展开大排查，一定要将这种邪恶势力彻底根绝。
吴元和玉石两个主犯，本来就是杜撰出来的，比大海捞针更难的是，乾隆要江浙的官员们去抓根本不存在的犯人，进展自然不会顺利。而许多地方并未发生有人被偷辫子的案件，据实奏报后，也都遭到了乾隆的一阵痛批，说这些官员们都是吃干饭，行政不作为。
乾隆又是威吓又是胁迫，就差给各地分派指标，一定要把案件的主谋和犯人抓住。地方官员们无法，也只好层层摊派，到处找那两个不存在的僧人，许多和他们同名或者名字读音相近的和尚都被抓捕审讯。民间甚至有人因为私怨，随意举报对方是偷辫子的罪犯，官府正愁没人可抓，于是拿无辜之人顶罪，一时间搞得全国各地人心惶惶。
案件审来审去，乾隆发现各地押送到京师的所谓“犯人”，根本和什么妖僧不沾边，甚至许多都是被冤枉的无辜百姓，他才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误判了局势，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妖僧煽动百姓的势力。
然而皇帝是不能认错的，乾隆最后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这些妖僧势力肯定是存在的，我这么个英明神武的皇帝必不可能看错，肯定是地方官员失职，不小心走漏了风声，让案件主谋逃之夭夭，而后又缉捕不力，才导致犯人们逍遥法外。
最后乾隆惩处了几名地方官员，作为捉拿犯人不力的处罚，保住了自己的面子，而关于这起案件，也就从此不了了之，再也没有提起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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