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历史学、英语、传播学教授，在芝加哥学派最辉煌的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任教12年，从张五常手中接过ECON 300的教棒，讲授价格理论。她以思想深刻又能用简明生动有趣的语言阐释闻名学界。
关于社会工程学的另外一个大问题，我没太多话可说，因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对政治学或政治哲学不是很了解（因此我对这个主题的讨论，若有谬误请多包涵）。
这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工程对自由抱有敌意。我知道我这样说会让很多经济学家同事生气，因为他们在向荷兰或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时并没有这样的目的。但我看不出如何摆脱这个两难困境。要么你把人们当作自由的成年人来尊重，让他们自由做事；要么你不这样做，而是想要驾驭他们。社会工程学关注的不是被称为“社会”或“经济”这样没有人格的抽象事物。它是关于真实的人，是你、我和她（他）。这其实不是“社会工程”。这是“人类工程”。
《经济学家的恶习》
[美] 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 著
曹乾 吴小康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我知道，经济学家是出于对人类的热爱才推荐社会工程的。廷贝亨当然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转向研究全球贫困就是个例子。然而，即使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也不能说明无论干什么都是正当的。父亲殴打孩子是因为爱。我姐姐的动机是爱。一旦你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就会有问题。世界范围的“爱”是个奇怪的男性想法。热切地写出“人类兄弟情谊”字眼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的确，从18世纪末的反奴隶制贵格会开始，一种模糊而普遍的爱在现代世界就行得通。几十年来，英国人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美德，在奴隶海岸保留了一个海军中队。但是，如果你接受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你就必须接受它可以用这种军事力量做其他事情，例如鸦片战争。
你可以用一种更抽象的方式来思考自由的问题，这种方式对我那些效力于美国政府或在社会工程项目中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同行不那么侮辱。在人文主义圈子里，一个时髦的做法是谈论“启蒙运动的困境”（the aporia of 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即理性与自由、社会工程与自主之间的矛盾。“aporia”意味着“犹豫不决”（在希腊语中，它的字面意思是“缺乏前进的好路，特别是缺乏过河的浅滩”）。现代世界在18世纪的两个思想之间犹豫不决。
第一个思想涉及自由。“现代”与“古代”的自由有所不同。古代的自由是参与城邦的自由，即成为社会群体成员的自由。令人奇怪的是，多数决原则（majority rule）是一种古代自由的原则。相比之下，现代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加入某个群体的自由，无论这个群体是一个由自由的男性公民组成的小城邦，还是一个对分布在半个大陆的2.65亿人负责的国家。这是独处的自由，即使这样做会被多数人“抛弃”。这个原则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升为首要政治原则。
独处的自由是18世纪的第一个思想。第二个思想是社会理性，将审慎提升到美德的最高境界，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工程和我们所有的不幸。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他为现代经济学设定了议程，他将审慎称为“效用”。他于1780年写成并于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写道：
大自然为人类指定了两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痛苦和快乐。它们且只有它们才能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两个统治者有两个工具，一个是“是”与“非”的标准，另一个是“因”与“果”的链条。它们支配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效用原则”承认这种服从性。 （Bentham, 1789: 125）
经济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试图将18世纪的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下列学说：让人们独处是最理性的政策，并且会带来最大的效用。简而言之，自由带来最理性。多么不可思议！这是我所属的芝加哥学派的学说，我希望它能站得住脚。问题在于启蒙运动的两种思想经常发生冲突，这不难说明，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可以使用统计显著性和黑板来证明（如果你坚持使用这些工具或方法的话），你甚至可以通过更明智的方法——使用常识来说明。
你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个自由的社会有时候是明显非理性的，而理性的社会有时是明显不自由的，后面这点对我的论证更重要。一方面，如果你给人们自由，结果可能就是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或经济非常萧条的社会。（迪尔德丽阿姨实际上并不相信这两种说法，并且她和她的芝加哥同事们认为，不平等和经济萧条往往正是由社会工程师所喜欢的理性原则造成的，例如最低工资法，或者美联储忽略“美国问题”企图打败市场的做法。但她尽力保持公正。）另一方面，如果你尝试实现理性社会，即效用最大化的社会，结果就是不自由。你可以在现代建筑中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在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故居等现代主义的例子中。这些建筑，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监狱。你也可以从美国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惊人份额中看到这一点，现在的份额超过了50%，而一个世纪前只有5%或10%。
人们很容易对“自由”这个词感到困惑。有个古老的笑话说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人有睡在桥下的“自由”。但是，“自由”不应该被理解为“对需求或欲望没有任何限制”。它是个政治概念，而不是经济或物理概念。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无限的财富或飞行能力。我们已经有了“财富”“平等”“机会”等词，我们也有“反重力机器”等词。例如，用“自由”来表示“免于饥饿的自由”，就是在滥用这个词而贬低它的价值。饥饿是坏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吃饱就等同于“自由”。我们不能把自由作为“我们希望的好事”的同义词。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指出，认为最大效用（例如，境况更差的人获得更高的收入）与自由是一回事，是不对的。把这二者混为一谈，并声称审慎可以兼顾所有其他美德，这是边沁的错误。另一位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称边沁的思想是“若干精确思想的混沌”，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坏描述，如果考虑到它后来长期沾染克莱因、萨缪尔森和廷贝亨的恶习的话。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些经济学家声称他可以为了你的利益而审慎，而且这种知识可以使他变得富有，你就不应该相信他们，并且作为一个成年人，这不是你应该支持的事情。
我全部的意思是说（我提醒过你，迪尔德丽阿姨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操纵其他自由的成年人是不好的。即使审慎原则说这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这也是不好的。“审慎是王牌、是我们唯一需要的美德，我们作为社会工程师的任务就是将其最大化”的观点，不仅在伦理上错误，在实践上也错误。边沁错误地认为审慎是唯一的美德。他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是现代经济学风格下的精心“论证”，即“唯一可能存在的、行动的正确基础，归根结底是考虑效用”（Bentham, 1789: 146）。他将所有美德都归结为Max U，并“得出结论”：“已经证明［注意这个说法，这是黑板证明］个人的幸福……是立法者应该持有的目的并且是唯一的目的”（第147页）。边沁将幸福理解为快乐和痛苦：U=F（X, Y, Z）。
出于审慎的目的，母亲会管控她的三岁孩子。当孩子要跑到电车前时，母亲伸手抓住他的胳膊并阻止了他。然而，将这种做法推广到管控成年人时，审慎是不公正的。当审慎成为社会工程师应该考虑的唯一目的时，其他美德——正义、节制、勇气和爱心就会受到损害。
事情就是这样。经济学家自己已开始认识到克莱因、萨缪尔森和廷贝亨的现代主义计划的局限性。他们可以从经济学内部看到局限性。如果稍微超出经济学范围，其局限性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专注于他们的现代主义机器，就像一个自闭症儿童专注地用头撞墙一样。我发现，试图和他们讲道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道理不是他们热爱机器的原因。他们在沙盒里玩玩具卡车和玩具推土机，把他们的城堡移来移去。老天，我希望我能有那个口才把他们从游戏中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