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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玛丽亚·阿比-哈比卜（Maria Abi-Habib）
编译|杨倩 姜波
编译审核|胡可怡
本期编辑|单敏敏
本期审核|范家菀
编者按
在印度雄心勃勃的绿色能源转型计划背后，是沉甸甸的困境与现实。为解决德里地区庞大的垃圾处理需求并顺带解决电力缺口，印度政府选择推行大规模的垃圾焚烧计划以试图一举两得，甚至将其美化为“绿色增长”未来愿景的范例。但现实是，此举产生了显著的外部性，严重危害了周围环境与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理想与现实为何呈现出此般割裂？《纽约时报》的文章揭示了背后的几大原因。首先，在政治层面，莫迪政府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同国内财团达成合谋关系，在政治上具备很大影响力的金达尔家族（the Jindal family）便在莫迪的首肯下负责执行这项垃圾焚烧计划。但该家族下属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不仅未能执行严格的预防性环保措施，还借助政策红利在碳汇市场上大肆谋利。与此同时，由于该家族同莫迪当局的密切政治联系，其甚至能够获得来自政府的司法豁免。其次，在监管层面，印度环境部门人员配置严重不足，加之一系列繁杂制度的掣肘，使得该部门在实际监管中履职不力。最后，在社会层面，莫迪政府对于民众舆论的严格管控及其所推行的“印度教特性”右翼民粹主义议程遮蔽且分化了民意，导致难以形成有效的抗议声浪。本文所描绘的内容构成了莫迪治下的印度普通民众生活的一个缩影，同印度官方宏大叙事不同的是，此类底层叙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真实、荒诞的印度。南亚研究通讯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印度德里某街区上方耸立着一座高200多英尺的垃圾填埋场。图源：《纽约时报》
印度曾承诺对垃圾山进行焚烧处理，并使之安全转化为电力资源。然而，《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印度许多住宅、操场以及学校周边区域，有毒物质的含量已处于危险阈值，对周边环境及居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多年来，垃圾焚烧卡车一直穿梭于首都的大街小巷，将数千吨焚烧垃圾产生的灼热、刺鼻的灰烬倾倒在操场和学校附近。
附近房屋被烟熏至漆黑的住户，饱受这些灰烬的折磨。他们的双眼时常刺痛，偏头痛频繁发作且难以缓解，咳嗽时竟会咳出黑色痰液，呼吸也变得困难。
焚烧垃圾理应助力解决德里极为严峻的环境危机：高达200英尺的垃圾山横亘眼前，遮蔽首都天际线。这些20层楼高的垃圾堆，时而坍塌，致人于险境；时而燃烧，释放有毒火焰，数日不绝。
印度政府推出一项开创性计划，宣称可于顶尖水准的工厂内安全焚烧垃圾，并将其转化为电能，借此一举两得，同步攻克垃圾堆积成山与电能匮乏这两大棘手难题。
然而，根据《纽约时报》五年间收集的空气与土壤样本显示，印度政府提出的上述解决办法，却让多达一百万人暴露在有毒烟雾和灰烬之中。
居民将其称为“集体中毒”。从发电站冒出的浓烟和倾倒在居民住宅附近的灰烬都被发现具有毒性，印度官员对这些危害心知肚明。
印度政府内部报告显示，焚烧厂向德里上空排放的二噁英含量达法定标准的十倍。二噁英，是美国军方曾于越南战争期间大量使用的“橙剂”的主要成分（编者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军在越南大面积使用“橙剂”，以使丛林落叶，游击队无法藏身。使用过“橙剂”的水源和土壤难以消除污染，当地人深受其害）。
然而，印度政府仍执意推进该战略，甚至变本加厉。不仅违反相关规定，将有毒灰烬倾倒于居民住所附近，还公然宣称要在多座上千万人口居住的大城市中建造类似设施。
印度现已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境内有将近60座人口逾百万的城市。在此情形下，德里这类“废物变能源”工厂，竟成了印度政府宣扬“绿色增长”未来愿景的范例。
2019年，与蒂马尔普尔-奥克拉（Timarpur-Okhla）垃圾焚烧发电厂仅一墙之隔的苏赫德夫维哈尔（Sukhdev Vihar）社区居民举行抗议活动。图源：《纽约时报》
此发电厂由印度规模最大的家族商业帝国之一负责运营。其在2011年还荣获联合国认证，进而取得在全球市场售卖碳信用额度（carbon credit）的资格，原因在于它采用垃圾发电，而非依赖化石燃料。
问题在于，该工厂的许多现任和前任工人都表示，该工厂根本跟环保毫不相关。
该工厂前经理阿格尔瓦尔（Rakesh Kumar Aggarwal）于2020年离世前向《纽约时报》透露：“此工厂始终处于无监管状态，政府对此知晓得一清二楚。”当时距《纽约时报》着手报道此文并采集样本进行检测已过去数月。他讲道，工厂为削减成本，常常无视基本安全规范，废气未经处理便直接排放，放任有毒化学物大量飘向德里市中心。
他补充道，“从纸面上看，这家工厂每日处理成吨垃圾，看似无安全隐患，但实际上正在‘杀人’。”
《纽约时报》委托独立实验室检测后发现，位于德里中心街区的该工厂所处区域，空气中有害化学物质与重金属平均含量远超安全标准（具体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图中表格来源为《纽约时报》
2019年至2023年期间，《纽约时报》在发电站周围、非法倾倒灰烬的社区以及首都其他地区收集约150个空气与土壤样本，与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的专家合作对样本进行了测试，并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一同对检测结果展开了分析。
专家对我们所发现的重金属含量感到担忧。科学家估算，可能有近一百万人生活在受污染区域。
“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心脏病专家巴多里亚（Shailendra Bhadoriya）说。他2011年搬到了一个绿树成荫的社区，这里靠近优质学校和公园，方便他年幼的孩子上学，也便于他步行前往富通护航（Fortis Escorts）心脏医院上班。该医院是亚洲最大的心脏病医院之一，巴多里亚是那里重症监护室的主任。
他亲眼目睹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距家约150码之处落成。巴多里亚医生称，2012年工厂启用后不久，他便察觉一件忧心之事：自己与家人频繁患病，邻居们也开始抱怨。
不到一年，他和女儿就罹患严重哮喘，呼吸困难，不得不频繁去医院就诊。他说，工厂烟囱里喷出的黑烟像脏雨一样从天而降，将周围停放的汽车、阳台和操场尽皆覆盖。
在《纽约时报》跟踪记录巴多里亚医生的五年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看上去好像老了20岁，身躯弯曲，面颊凹陷。《纽约时报》咨询的专家表示，他的皮肤上长满了黑斑和脓肿，这可能是重金属或其他化学物质中毒的迹象。他和女儿长时间瘫卧家中沙发之上，眼睛红肿，只能通过雾化器呼吸。
“我过着一种妥协的生活。”巴多里亚医生说。他深知自己理应搬离此处，可又觉得有责任留在近旁照料他的病人。
1999年以来一直在该社区生活工作的妇科医生米什拉（Neeta Mishra）表示，自从发电厂建成启用以来，她目睹了社区内婴儿先天缺陷和流产的现象不断增加。
她表示，“我建议我所有怀孕的患者搬离这个社区，患者离开之后，她们的身体状况会有所好转。但一旦搬回来住，情况又会恶化。”
在德里这座全球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这些问题对富人和穷人都造成了困扰。名为“蒂马布尔-奥克拉垃圾发电厂”（Timarpur-Okhla Waste to Energy Plant）的设施坐落于德里中心区域，每日焚烧多达3000吨垃圾，为这个电力短缺的国家供应少量电力。
焚烧所产生的烟雾笼罩着印度备受青睐的社区，这些社区内有印度赫赫有名的医院、学校，连法拉利经销店都有。虽然法律严禁在居民区倾倒灰烬，但多年来，那些敞篷卡车（车身上常印有德里市政府标志）已将数千吨焚烧后的垃圾运往首都郊区的贫困居民区。运输途中，风把这些未加遮盖的垃圾吹散开来。
众多卡车驶上山顶，此处可俯瞰数百户人家、一处游乐场以及一座印度教寺庙。就在那里，烟尘仿若乌云般朝着下方街区飘散，渗入房屋之中，如一层沙砾铺就的毯子般沉积下来，几乎将所有物件都覆盖住，无论是地板、衣物、杂货，还是儿童玩具。
2023年，卡车运送灰烬，穿过德里人口稠密的地区。图源：《纽约时报》
2023年早上，一家人在德里卡达区家中清理灰烬。图源：《纽约时报》
“这灰尘厚得像床单。”19岁的罗希特（Rohit Mishra）边擦拭书桌和课本边说道，屋内空气里满是烟尘。他母亲不停地清扫，可灰尘和污垢就如同陷入“土拨鼠日”一般，扫完了又来。即便如此，全家人还是饱受咳黑痰的折磨，打从那些“卡车来袭”后，黑痰就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色调。
因灰烬堆积过多，政府索性将此地推平，而后在这有毒的土地上建起一所学校、一家诊所、一座婚礼礼堂以及一个公园。令人感到突兀的是，在一座“生态公园”里居然存在一个垃圾场。
45岁的亚什帕尔（Yashpal Singh）谈及他家附近那座高耸的垃圾场时说道：“他们宣称日后要在那儿栽种树木，说那里将会变得十分美观。”
邻居阿赫曼 (Kafeel Ahmen) 对此表示怀疑，他说：“我们只有先保住小命，等花园建成了还健在，那才能谈得上享受。”
工厂开业之际，政府曾承诺针对这一棘手难题给出创新性解决办法。德里的垃圾山与垃圾填埋场规模极为庞大，至2023年其占地面积超150英亩，垃圾重量约达1600万吨，相当于40多座帝国大厦的重量。大型鸟类在垃圾山上空不断盘旋，那景象宛如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成群的鸟儿在德里加济布尔垃圾填埋场上空盘旋。图源：《纽约时报》
这一解决方案将印度政商两界部分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汇聚起来。印度政府携手金达尔家族（the Jindal family）掌控的一家公司展开合作，金达尔家族在印度名望颇盛，其业务版图广泛，从澳大利亚、南非的煤矿，延伸至美国俄亥俄州与德克萨斯州的钢铁厂。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商学院更是以金达尔四兄弟之一的名字冠名。
整个安排颇为简易：运营此工厂的公司获取土地，政府拨出200万美元的补助金助力建设发电设施。德里市政府为工厂供应垃圾用于焚烧，随后将所发电力售回首都电网。
金达尔家族财团在上一届政府主政时期便敲定了此项协议，且持续对现任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发挥着影响力。有传闻称，金达尔家族兄弟中的一人在2015年助力促成了莫迪与巴基斯坦总理之间的会晤，这般敌对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实属罕见。而另一位兄弟是印人党议员。
莫迪政府对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的努力予以肯定。在印度大力推进该项业务之际，金达尔家族错综复杂的企业体系已斩获多家工厂的建设权，成为印度当下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
把垃圾转变为能源并非新奇之事。该技术已在迈阿密、巴黎等欧美众多城市投入运用，就连卢浮宫都借助此项技术来发电。诸多专家指出，鉴于全球垃圾产量日益增多，垃圾填埋场占用大量珍贵土地，垃圾发电手段将会愈发不可或缺。
然而，德里工厂的现任与前任工人均反映，部分保障安全作业的基本流程从起始便被省略，缘由极为单纯——旨在削减成本。
他们与其他专家均提出，倘若缺乏恰当的管控与监督机制，这些工厂实质上就等同于露天垃圾焚烧场。
2023年，蒂马尔普尔-奥克拉垃圾焚烧发电厂外景。图源：《纽约时报》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工程中心代理主任布尔萨拉斯 (Thanos Bourtsalas) 表示，他于2017年参观了蒂马尔普尔-奥克拉工厂，并很震惊地发现，许多减少污染所需的基本预防措施都被忽视了。
布尔萨拉斯博士忧心忡忡地表示：“我对目睹的状况极为担忧。”随即，他详细列举了该工厂在防止有毒排放方面所遗漏的一系列必备物质及操作步骤。
“当我询问他们为何不启用这些材料时，得到的答复是有时会使用，大概每两周一次，目的在于节省资金。”他继续说道，“购置这些材料意味着持续的资金支出，然而它们却是管控空气污染的核心体系。”
尽管布尔萨拉斯博士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可该工厂的官方网站却将其塑造成热忱的支持者形象。网站上依旧留存有他的照片，且配有布尔萨拉斯博士夸赞工厂的语句——“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步”，但他本人坚决否认曾有过这样的称赞之辞。
布尔萨拉斯博士称，当他知晓自己被展示于工厂网站上，且自己的警告竟被歪曲为一种认可时，内心满是震惊与愤慨。
“我警告过他们，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危险，”他强调，“我警告过他们多次。”
金达尔集团曾誓言踏上世界一流的绿色能源发展道路。在2011年奥克拉电厂建设之际，彼时负责管理该电厂的金达尔控股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拉德·诺伊（Allard Nooy）接受一家印度报纸采访时郑重承诺，会对有毒排放物予以严格监控。
“我们会全力以赴开展检测工作，”诺伊先生当时讲道，“你们要清楚，我们绝非短暂经营、投机取巧之辈。我们可是印度排名第四的大型企业集团金达尔。”
目前，诺伊先生没有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从官方层面而言，政府的确履行着监管工厂安全运作的职责。但据前任工人透露，工厂常常能提前知晓检查人员的来访信息并得到警示，从而赶在监管人员抵达前开启必需的安全举措，营造出一种工厂始终依规运行的表象。
前工厂经理阿加瓦尔表示：“污染管理委员会若有检查安排，我们会收到相关通知，随后便着手开启必要的减排系统。” 他继而补充说道，“我们平日里从未将其作为常规手段使用”，同时对监管者是否收受了贿赂一事拒绝表态。
管理人员指出，此类欺骗行径源于根本性的经济问题：工厂的盈利状况未达预期水平。
2008年，金达尔旗下一家子公司成功获取这份工厂合同，意图从联合国所管理的规模宏大的国际碳信用额度市场中获取收益。依照此碳信用机制，那些期望抵消自身碳排放的国家与公司，可以从开展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其他项目那里购置碳排放额度。
依据《纽约时报》获取的一份内部评估文件内容，该工厂在2012年开业之际曾预计能够从碳市场斩获200万美元的收益。
然而，就在工厂即将投入生产前，碳信用额市场突发崩溃。2011年时，碳信用额市场规模攀升至1760亿美元的峰值状态。待2012年工厂正式投产，这一市场价值却已锐减了近三分之二之多。
突然之间，奥克拉电厂的整个经济模式被颠覆了。
“奥克拉项目在规划推进期间，碳市场呈现出蓬勃兴盛之态；而这也是该项目的主要收益渠道之一，”曾运营该工厂的金达尔控股子公司前任经理古普塔（Neelesh Gupta）如此说道，他已于2021年辞去职务。他指出，碳信用额度市场的崩塌“致使该项目丧失了可行性”。
于是，依照布尔萨拉斯博士、阿加瓦尔先生以及两名前高级职员的说法，工厂运营方着手偷工减料、削减成本，不再采购保障安全运营所必需的足量清洁排放材料。
《纽约时报》发现，其他许多重要预防措施也被忽视了。
首先，管控工厂运营的“运营许可”相关条款清晰表明，垃圾理应预先予以分类处理，防止诸如电池、有害塑料以及电子垃圾等存在潜在危险的物品被焚烧，进而向空气里排放重金属物质。
但在记者跟随卡车从工厂行至垃圾场并采集样本期间，发现了电池、管道、电线、熔化的手机残片以及其他明显的金属与电子废弃物碎片，这一情况充分显示出该工厂在焚烧垃圾前，并未对垃圾实施恰当的分类处理。
此外，焚烧垃圾后生成的灰烬毒性极强，因此，欧洲多数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运输前都会把灰烬与水泥相混合，避免其泄漏扩散。随后，这些经处理的灰烬会被填埋于科学设计规划的垃圾填埋场，或者装入巨型水泥桶内，防止其渗透到土壤以及地下水中。
印度政府似乎没有采取任何类似的预防措施。
我们目睹德里市政的卡车将一车接一车的散装灰烬随意倾倒于居民区、学校、寺庙以及诊所周边，全然无视工厂的安全运营准则，也违背了国家最高环境监管部门严禁在居民聚居地附近倾倒有毒灰烬的明确规定。
在塔杰普尔帕哈里（Tajpur Pahari）的一个社区之中，林立的公寓楼环绕着一个深度约达60英尺且颇为宽阔的采石场，紧邻着一座所谓的生态公园。居民们常汇聚于此进行锻炼、休闲娱乐以及从事宗教活动。发电厂的卡车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持续向该采石场倾卸灰烬，直至2023年将这个巨大的坑洼完全填满后，才终止了倾倒行为。
一辆卡车将一车灰烬倾倒在德里邻近居民区垃圾填埋场，驶过居民楼时扬起灰烬。图源：《纽约时报》
记者于2022年至2023年期间在塔杰普尔帕哈里采集了七十余份土壤样本。检测结果表明，镉这种常见于电池内的危险重金属，其含量平均超出美国环保局所规定的危险限值八倍之多，与此同时，土壤中的铅浓度也攀升至危险水平。
金属废弃物数量颇为可观，当地那些家境贫寒以拾荒为生的家庭，在灰烬堆里翻找一切可寻之物。他们劳作时面露难色，胃部不适阵阵作呕，浑身被烟灰所覆盖，只能用脏兮兮的围巾捂住口鼻，眼睁睁看着卡车在身旁倾倒下冒着热气的金属物。待灰烬冷却些许后，他们便后退几步，随后借助简易粗糙的磁铁进行筛选，捞出金属废料以便售卖换钱。
露天垃圾场里，拾荒者在废灰堆中寻找可出售废料。图源：《纽约时报》
“这里可不是可以倾倒垃圾的地方，这里有地下水”，在印度水利部担任高级科学家34年后于2022年退休的特吉迪普（Tejdeep Singh）说道。
提及生态公园时，特吉迪普讲道：“我实在不清楚究竟是何方人士决定许可他们在那里倾倒垃圾的。这个国家由政客操持管控，而非富有学识的技术官僚来管理运作。”
每日清晨，社区居民苏醒之际，便会穿行小径抵达垃圾场旁的公园，于其中进行快走锻炼，开启新的一天。而那些上班族们，则需艰难地徒步穿越一堆又一堆的灰烬，方能奔赴工作岗位。待至下午，放学的孩子们满怀兴奋地蜂拥而出，径直奔向公园开展板球运动。
奥明德（Ominder Singh）曾在塔吉普尔帕哈里垃圾场从事管理工作多年，据他所言，每次靠近新堆积的灰烬时，他都极为谨慎小心。那刺鼻的烟雾致使他头痛难忍且经久不愈，可出于生计考量，他又离不开这份工作。
“看看这个地方，”他指着那些拾荒者说，“现在你们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了。”
在德里另一个用于倾倒灰烬的郊区——卡达聚居区（Khadda Colony），此地正是上文提到的学生罗希特及其家人的居所。我们在此处的检测结果呈现出相似状况。卡车倾卸的烟灰已蔓延至整个区域，我们从一辆被灰烬完全覆盖的停放汽车引擎盖上采集了一份样本，经检测，其所含的镉含量近乎达到美国环保局规定阈值的四倍之多。
一辆卡车运送着未覆盖的灰烬，驶过卡达聚集区公园。图源：《纽约时报》
德里市政府发言人阿米特·库马尔（Amit Kumar）矢口否认曾有在居民区倾倒灰烬的行为，并且宣称所有灰烬均已被运往垃圾填埋场妥善处置。
然而，在长达三年的时间跨度内，我们对数十辆从奥克拉工厂驶出的自卸卡车进行了跟踪调查。期间，我们亲眼目睹这些卡车在印度首都的大街小巷中穿梭行驶，并在与住宅区相距仅几十英尺的位置卸下大量灰烬。
为进一步证实这些灰烬确系源自奥克拉工厂，我们要求司机出示相关文件，文件上印有金达尔控股子公司的标识，由此得以确认他们所运输的货物来自该工厂。此外，垃圾场的管理人员也明确表示，仅有来自奥克拉工厂的卡车才被准许在此处进行倾倒作业。
多年以来，虽经媒体屡屡提出置评请求，然而印度环境部门、主要的环境监管主体，以及数家直接运营管理或间接持有股份的金达尔子公司，均一概拒绝予以回应。
今年3月，德里政府启用了首座经科学规划设计的垃圾场，如此一来，印度首都便能以更为安全可靠的方式处置灰烬。然而，居民们却反映，先前倾倒的有毒灰烬依旧如阴霾般笼罩着他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到了7月，他们又遭遇新的困扰：政府批准奥克拉工厂大幅加快运营节奏，许可其每日额外焚烧1000吨垃圾。
“患病的人数极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参与检测结果分析的科学家基夫·纳赫曼(Keeve Nachman)如此说道，“鉴于社区中已出现的各类疾病报告情况，这些健康方面所受的影响理应得到高度关注与重视。”
工厂所排放的有害物质或许会在漫长时段内持续产生危害。回顾越南战争，在其结束后的数十载岁月中，二噁英始终对越南的土壤及河流造成污染，进而引发了新生儿先天缺陷等严重健康问题。
周边陷入绝望的居民无奈之下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强烈要求停止该工厂的运营，然而此案件却被搁置拖延达数年之久。不仅如此，他们还向联合国致信，就该工厂获取碳排放额度一事提出抗议，并详细列举了此工厂用以规避监管的诸多手段，但联合国方面对他们的请求并未予以理会。
联合国发言人表示，确保该工厂符合环境法规是印度政府的责任，而不是联合国的责任。
专家表示，联合国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逐一监控碳信用额度市场上众多自称“绿色排放”的公司。买家最终发现，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环保项目实际上远未达到环保友好的标准，这导致了市场的崩溃。
印度监管机构同样声称，自身工作任务繁重，已处于应接不暇的状态。印度最高环境监管机构“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数量仅有约400名，却要承担起对一个人口约达14亿庞大国家的环境监督职责。相比之下，美国环保局雇佣近1.7万名员工，而其所需监管的国家人口仅为印度的四分之一。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德里污染控制委员会主任迪帕克（Deepak Kumar Singh）表示。该委员会是德里及其周边地区的主要环境监管机构。“监测频率应该更高，对工厂的检查次数也应该更多。”
但他也提及，德里这座城市所面临的困境远非奥克拉工厂这一个问题。德里堪称世界上污染程度最为严重的首都，据专家研判，该城市一年之中仅有寥寥数日的空气质量能够达到“健康”标准范围。
“你必须明白，”迪帕克恳求道。“我们仅有三位科学家负责监测德里所有工业的空气、水污染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德里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忙的城市之一进行充分监管几乎是不可能的。
诸多专家指出，印度政府的某些作为正在致使问题不断恶化，甚至存在蓄意隐瞒、遮蔽问题的行径。印度有数十座城市位列全球污染最为严重的前五十座城市之中，面对如此不佳的国际形象，印度政府倍感挫败，不但增设了重重繁琐复杂的规章制度，致使研究人员在检测印度首都空气质量时面临重重困难，而且还对表达担忧的环保人士进行骚扰或实施逮捕。
古尔冈的学生们正在参加抗议空气质量恶劣的示威活动。图源：《纽约时报》
法官和监管机构偶尔会因为奥克拉工厂的环境违规行为而对其设置障碍，但这种限制措施往往不会持续太久。
印度最高环境法庭“国家绿色法庭”（National Green Tribunal）2015年的一项裁决发现，奥克拉工厂发布的数据“似乎不能代表其实际排放量”。
然而在两年后，法庭虽再次裁定该厂仍然违反规定，但允许其继续运行。
此外在2017年，印度环境部聘请了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的专家对该工厂进行评估。
在《纽约时报》获取的一份内部报告里，德国专家经调查发现该工厂存在排放有毒物质的情况，且在排放监测环节严重缺失，未能进行恰当的监控，这一结论与仲裁庭的裁决相互印证。
该报告称：“该工厂在被审议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内，都违反了允许排放限值。”
这座规模宏大的发电厂始建之初，规划产能为16兆瓦电力，然其一直谋求进一步扩建。印度环境部最初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担心该工厂没有准确监测排放；距离居民区太近；居民们抱怨工厂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危险污染物。
居民们坚称，鉴于该工厂如此糟糕的安全记录，理应将其关停。但在居民们的视角中，政府仿佛更为关注德里垃圾山的外观形象，这座垃圾山被视作国家的耻辱象征，相较而言，民众的身体健康状况却未得到应有关切。
《纽约时报》所咨询的专家表示，拉曼（Varna Sri Raman）女士手部布满疮口，此症状极有可能是二噁英中毒的表征。拉曼女士身为一名经济学家兼儿童书籍作家，她自述因手部状况已近乎难以在电脑上进行打字操作，这使得她无论是撰写研究论文，还是创作其所钟爱的儿童故事都受到极大阻碍。
拉曼女士坐在她家的屋顶阳台，身后便是奥克拉工厂。图源：《纽约时报》
拉曼女士和她的丈夫在苏克德夫维哈尔 (Sukhdev Vihar) 街区购买了这套房子，夫妇俩认为临近的鸟类保护区可以缓解德里臭名昭著的雾霾。
“但现在我们周边有这个有毒的怪物（编者注：指奥克拉工厂），每天都在呼出这些让我们几近窒息的物质。”拉曼女士说，站在她家屋顶上，能够清晰地眺望到距离大约100码开外的奥克拉工厂。
她说，她11岁的儿子自从两岁搬到这个街区以来，就一直患有严重的持续性支气管炎。“如果你和我儿子交谈，他会说他从2018年开始就患上了‘重感冒’。”她补充说，雾化器已经成为他们家的必需品，周边邻居也是如此。
尽管各类违规情形屡屡发生，垃圾焚烧作业却依旧持续进行。2020年3月，相关监管机构检测发现，奥克拉工厂所排放的二噁英以及呋喃（这是另一种具有毒性的物质），其含量竟然高达规定限值的三倍之多。
然后在2020年9月，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该工厂的二恶英和呋喃排放量是允许限值的10倍。
即便如此，印度政府仍继续押注金达尔商业帝国，承诺向其提供约 1250 万美元政府补助用于在首都建造第二家垃圾焚烧发电工厂，并且以大张旗鼓的政治宣传为其背书站台。
2022年秋天，当一家家族企业在德里开设第二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时，一位极有权势的政治家、印度内政部长兼总理莫迪的得力助手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发表了揭幕词，赞扬为清除德里垃圾山做出的努力，这是选民们关心的一大问题。
一名男子向卡达聚集区的居民出售扫帚与掸子，该居民区已被灰烬淹没。图源：《纽约时报》
这些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经济收益方面的态势亦有所变动。从财务报表的数据来看，一家金达尔子公司于2022年凭借其垃圾焚烧发电厂成功售出价值超40万美元的碳信用额，照此趋势发展，在接下来数年里极有可能收获更为丰厚的利润。
尽管碳信用市场在十年前一度崩溃，但现在又再次蓬勃发展，市场规模将从2020年的2770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9490亿美元。
2024年9月，美国政府发布了首份投资碳排放额度的联邦指导方针，预计将推动该市场的继续发展。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也开放了碳排放额度市场，印度也在寻求建立自己的市场。
监督机构“碳市场观察”（Carbon Market Watch）的全球碳市场政策专家杜弗拉纳（Gilles Dufrasne）表示：“资金在这些市场中流动，但很难衡量其中有多少钱真正用于资助气候行动，也很难确保有多少‘绿色项目’真正是‘绿色’的。”
拉曼女士深感奥克拉发电站正逐步侵蚀她的家庭，她自觉陷入了艰难处境。她的家庭耗费毕生积蓄购置了这处房产，若此时选择出售，必然会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如今，这片街区因两大突出问题而声名狼藉：一是奥克拉电站，二是大量的病患数量。
她与其他居民提及，2023年，奥克拉电厂的一个锅炉突发爆炸，爆炸所产生的冲击力致使大量灰烬如雨点般在她家周边持续飘落长达24个小时。
尽管此前针对该工厂的抗议行动一度颇为频繁，然而在近些年来，政府对德里所有的示威活动均进行打压。拉曼女士与其他居民表示，此社区居民构成呈现混居状态，其中既有穆斯林群体，也有印度教徒群体。但由于政府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致使印度各地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形成对立态势，使得社区居民想要团结起来开展抗议污染的行动变得愈发艰难。
“鉴于当下国家的形势，想要让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携手并肩共同抗争是毫无可能的。”拉曼女士如此说道，“然而，金达尔集团所造成的污染，对我所产生的影响，与对穆斯林母亲所产生的影响，并无丝毫差异。”
她说：“我们都需要保护自己的家人，才能活下去。”
奥克拉发电站倾倒的灰烬上建有一座公园。许多居民没有意识到潜在危险。图源：《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玛丽亚·阿比-哈比卜（Maria Abi-Habib），《纽约时报》驻墨西哥城调查记者，报道拉丁美洲事务，2018年至2021年期间常驻印度。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2024年11月9日文章，原标题为Is a ‘Green’ Revolution Poisoning India’s Capital?原文链接：https://www.nytimes.com/2024/11/09/world/asia/india-air-quality-trash.html
本期编辑：单敏敏
本期审核：范家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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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报·102期 | 为保2024大选，印人党打算收割这个群体的选票了.....
▲经报·96期 | 印落后中国16.5年，但正在快速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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