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卡林到访人大，台下已年过古稀的教授王宪举，恰如其分地向台上抛出了生育问题，引发了轩然大波。
“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哈萨克斯坦的人口爆发式增长，在逆生育周期的大背景下让某些人感到眼红。人家刚渡过某个人口出生波峰，加上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苏联解体后，基于信仰抬头带来的高出生率，恐怕是无神论国家难以复制和照搬的。
可台下老教授这么直给的话茬，让卡林充满了警觉。他明确意识到，代表国家，自己需要与“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这样富有驯化女性意味的字眼脱钩。于是他立即反驳，“哈萨克斯坦并不会强迫妇女去生孩子，不会替她做选择”。同时，他还强调了该国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对社会公平和法治建设的倡导，甚至对新生儿权益的庇佑等等。
卡林的过分谨慎，显然没有被在场观众捕捉到，甚至有部分人群，对双方对话的场景和内容，还带有几分沾沾自喜。一周后，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于官网发布了现场实录，题为《当这位高官说有6个孩子时，在场都会心大笑》，行文翔实记录了对话过程。
作为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宪举教授能问出这句话来，一方面自然与他沉湎于自己思维惯性之中，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歧视难以掉头有关，一方面恐怕他也真心满腔热忱地在“忧国忧民”，认为解大国之忧是读书人应尽的本分。
年轻人生不生，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问题。最忧心忡忡这件事的，恐怕不是家长，而是管理者。自养老金困境以降，人口红利不再，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锐减，养老支出上浮……需要迎面解决财政赤字的，还真不是升斗小民。
从年岁来看，王从某个特定年代走来，历经过特定时期和特定的场景，必然见识过宏观大手的力量。这种力量既然能排山倒海，战胜一切，那么“人定胜天”就应该被奉为金科铁律。
同时，他又是改革开放时代红利的享受者。东大上升期的经济走势，科技迭代速度，基建覆盖效率，加上长期海外的派驻履历，无一不深化了他的爱国热忱。
这种类似类似酒意上涌的情绪，很难一味归咎为个人质素问题。王长期受话语体系影响，价值观束之高阁，与地面脱钩，同时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的驻外记者履历，在饱受体系庇荫之余，充当时代号角手的思维过早地揉进了自己的肌肉记忆。
当个人利益，富贵浮沉，与国家命运荣辱与共，深度绑定之时，恐怕人味就会显得淡漠。
作为“老记者”，王宪举见惯了这种精心设计的提问环节，于是提前准备将“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词汇放进自己的问句中，试图增加问题的“魅力”，以活跃现场气氛。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看似信口拈来，游刃有余的问题，意外展露了自己把人当做工具的价值观，激怒了更广泛的群体和圈层。
如果说形容词可以归类为语义瑕疵，用辞失当，是良善动机下的无心之失。“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作为前缀，急于寻找让女性“服服帖帖”生育的方法论的问句，让老人想一分钱不掏，一点步都不让，继续靠口条忽悠洗脑的心思写在了脸上。
足够遗憾的是，生育场本就不该是养殖场，女性也不应该是男性的附庸，想让抬起头看世界的群体再次自我物化，甘心用一辈子的长度去为宏大目标牺牲和奉献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老头活了70年不懂，别人也没有努力教会他懂。
本月初，国家卫健委主管《中国人口报》刊登一篇《高校要发挥婚恋教育主阵地作用》的长文，强调高校要充分发挥婚恋教育的桥头堡和主阵地的作用，通过开设婚恋教育课程的方式，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婚恋教育的责任。
好歹人家没有这么图穷匕见，活了半辈子，作为工具的自我价值都掌握不好，说明做记者水平还欠点火候，图样图森破，遑论拿着高级职称塞进大学做教授。
事已至此，这位办坏事的老人如果想“赎罪”，如果他对新闻还有热忱，如果他还年轻，如果他舍得自己的职称和教授身份。猜猜他会不会负荆请罪，以身入局，去人口报再做一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