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们能穿越回上世纪九十年代，随便走进一家音像店，从琳琅满目的货架上随便拎出几张不起眼的专辑，放到今天可能张张都是经典，甚至不乏某些人口中必须“跪着听”的杰作。但在当时基本没什么人把这些东西当回事，甚至不乏抨击之声，比如靡靡之音啦，比如庸俗低级啦，比如会带坏小孩子啦。
反正我那时耳朵里充斥着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声音。
但在仅仅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几乎再也听不到什么像样的新歌、好歌了，只能靠老歌打发度日。这是为啥？有人说是人才断档，有人说是江郎才尽，更有人能扯到制度、体制上去再黑一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传统的音乐产业链被互联网大潮击垮。而在新的商业模式下，搞创作、发新歌不但风险高收益还得不到保障，所以老歌手干脆躺平啃老（歌），新歌手根本没出路。这样一来哪来的新歌、好歌给我们听？
所以一切都是利益使然。而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能找出来的更多。
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两个黄金时代。其一是春秋战国那个思想剧烈激荡、碰撞的大启蒙时代，再一个就是唐宋。前一个好理解，毕竟近代以前我们几乎所有的哲学思想都萌发、诞生于那个伟大的时代，文章诗赋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副产品罢了。
但后一个呢？
从秦汉到南北朝足有800多年，能让我们张嘴就来的著名诗人有几个？也就三曹以及陶渊明等寥寥数人罢了。次一级的如鲍照、谢灵运以及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什么的，名头可能有人听说过，但要谈及其作品，哪怕是一两首代表作，恐怕大多数人只能干瞪眼。
宋末到近代也有六七百年，比较知名的诗词大家如元朝的马致远、张养浩、元好问，明朝的陈子龙、杨慎、徐渭，清朝的袁枚，赵翼，纳兰性德等等，数量相对多了些，但大抵是托了前朝遗风的福。单论到质量，别说跟李杜苏辛这些唐宋第一流人物比，便是次一级的王白欧陆乃至再次个两三个级别的诗人词家单拉出来，没准都能把他们甩出几条街。
这么说吧，别的朝代最顶尖的诗词作品，放在唐宋也就是中等水平，想偏上都费劲。
这是为啥？都是中国人，唐人宋人的脑结构也没突变过，凭什么他们写出的诗词就没人比得上，就是比别朝的强？
其实也没什么秘诀。跟我们今天听不到新歌、好歌的道理一样，都是利益使然。
01
关于科举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激进派认为先考试、后当官这套逻辑早在汉代就已经作为一项传统被确立了下来，保守派则认为科举作为选官制度直到唐朝才开始。但普遍的观点则认为科举始创于隋，在唐得到推广，至宋获得统治地位，到明清才发展成熟，达到鼎盛。
那么问题来了，各朝的科举都考什么？
隋朝时科举初开，各方面的条件和制度都不成熟，考试科目也仅有秀才、明经和进士等几科。其中秀才、明经考的比较基础，就是考核考生对儒家经典的记忆、理解和应用能力，简单说就是死记硬背的本事够厉害就能过关。进士科就相对高端了，要考时务策和杂文，这可不是死读书就能搞定的了。
也正因为如此，进士科从一开始就奠定了高大上的地位，并最终一统科举，让其他科连当陪衬的资格都捞不着。
唐朝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增开了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但最重要的还是进士科，想要入仕后顺风顺水的往上爬，唯有进士科是捷径。
唐朝进士科在大多数时候有贴经、诗赋和时务策这三项考试内容。其中贴经就是从儒家经典中挑出几段并用纸条贴盖其中的关键字句，然后让考生默写出来，类似今天的填空题，考验的是考生的基本素质。至于时务策就是政论文，诗赋则更好理解——考官命个题，考生就去推敲苦吟吧。
宋朝科举所设科目和考试内容则非常多变。宋初时开设的科目比较庞杂，包括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仍以进士独贵，余者被归入“诸科”，属于考上了也等于白考的鸡肋性质。而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也大体沿袭了前朝的传统，还是贴经、墨义（相当于今天的简答题）、诗赋那老一套。王安石变法后把诸科统统取消或并入进士科，考试内容也全部另起炉灶的变成了经义、论和策。
最大的变化，就是不考诗赋了。
我们都知道王安石变法最终沦为一场党争。而科举取消诗赋也成为变法派与保守派激烈争论和斗争的战场之一，其中“保诗派”的头号大佬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东坡居士苏轼。
因此科举又曾一度废经复诗，但随着变法派的反扑“专经”又再度回潮。元祐四年（1089年）的时候又把进士科划分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才再度回到王安石所定的科举规制，并一直延续下去。
元朝的蒙古人一度取消科举，后来恢复了也走的是“专经”路线。直到明清，干脆只考进士一科。不但只考经义，而且形式上还必须是八股文，谁敢标新立异敬请滚粗。
至此，科举完全成熟，达到了极盛，也保守到了极致，自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02
本文说诗词，结果讲了一大气科举。看似离题万里其实不然——就像如果哪天国家宣布高考不考英语了，你看还有几个人愿意学那玩意？
任何东西的兴起与流行，必然都是建立在庞大的应用基础上的。而这个基础，则一定是利益驱动型的。
诗词自然也不例外。春秋战国是诗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为啥？因为大争之世嘛，各国都求贤若渴，可问题是怎么分辨人才和蠢才？
随便来个人就长篇大论的讲如何富国强兵，那一个国家的国君和大臣也不用干别的了，天天光蹲那听人侃大山，这像话吗？毕竟不是谁都有孔孟那么大的名气，能让一大堆国君老老实实的排队在那听你嘚啵嘚，那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引起为上位者的注意？
当然是短小精悍、字句精炼的诗词歌赋最有优势了。考核的人随便搂上几眼，就能对作者的文字功底、学识水平以及思想维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能不能用、该怎么用心里差不多就有数了。
像宋玉年仅17岁就以诗才闻名，被楚国辞赋大家景差所喜，于是被推荐给楚襄王当文学侍臣。因为是天子近臣，有机会经常跟楚王唠嗑，所以很容易出人头地，21岁就当上了议政大夫，正式成为一国大佬。
当然要论强国治国乃至于权谋手段之类的本事，宋玉能被商鞅、张仪、蔺相如、申不害什么的甩出八条街去，但也不能就说他没用啊？能臣干将固然不可或缺，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官员，其实都是成就普通、才具普通，干的也是普通的平常事，但却不可或缺。
即便宋玉只会写辞作赋，也不能说人家百无一用，毕竟文字工作也是治理国家所必需的。像宋朝科举改革后重经义轻诗词，导致选拔上来的官员语文功底大幅下降。朝廷颁布的各种诏、诰、章、表等应用文书的质量低劣到了不堪入目的程度，甚至在国际交往中闹出了笑话。最终忍无可忍的宋高宗赵构干脆在绍兴三年（1133年）开设词科，专门招募写手为官。
词科发展到后来，就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博学鸿词科。
从秦汉开始，为何诗歌的发展进入了相对的低潮？原因也很简单，大一统了嘛，所谓的贤才再也没有了东游西窜到处拜码头的机会，只剩下了给朝廷效力这一条路可走。
秦朝实行军功爵制，想出人头地要么去当兵砍人头，要么面朝黄土背朝天去修理地球。始皇帝甚至规定民间有敢口称《诗》、《书》者皆弃市，还搞个毛线的文艺创作？
03
汉朝的情况好得多，起码写诗不会被砍头了。不过刘家皇帝选拔人才的办法叫察举制，啥叫察举呢？就是朝廷制定出所需人才的类别和标准，然后地方官照方抓药，逮到合适的人选就送去长安接受考察，合格了就能当官，这就是察举。
而汉朝察举人才的科目，包括举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孝弟力田、明经、明法、明阴阳灾异、勇猛知兵法等一大堆。看似包罗万象、啥人都要，但其实跟后来的科举一样还是分轻重贵贱的。像岁科（定期选拔）中以孝廉为最重，特科（非定期选拔）中又以贤良方正地位最高，而甭管哪科选人，都以“德行”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换句话说，就是哪怕某人才华高到能上天，用了他大汉朝能成仙，但就是十分缺德，那也敬请滚粗……
可问题在于演技是当官的基本素养，大家都是好演员。再缺德的混账玩意要是装出一副老实相，你该怎么分辨？所以到底是有德还是缺德，也得弄出个衡量标准。最终朝廷给出的答案也不意外——大汉以孝治天下嘛，那就比比谁孝顺，谁就不算缺德，就可以做官了。
于是乎在汉晋等朝，想当官的人人争做孝子。但孝子太多，让察举者察不过来，那咋办？好办，孝得惊天地、泣鬼神不就得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二十四孝》中大多数的典故，尤其是那些脑洞大开，让人不知该称之为奇葩还是蠢行的卧冰求鲤、郭巨埋儿、哭竹生笋什么的，大多发生在这个时期。
没办法，不孝得白里透红与众不同，你凭啥去当官？
既然搞行为艺术是当官发财的捷径，谁还有心思去吟诗作赋？因为没好处嘛。就像司马相如，身为汉赋四大家之首，号称赋圣辞宗，就因为汉景帝刘启对文学不感兴趣，所以四处求官而不可得。好不容易等到刘彻这个发烧友上台了，司马相如终于如愿得官，但终其一生也仅被当作个私臣或弄臣而不得重用。
为啥？因为大家觉得这厮比较缺德嘛——谁让你老兄有过勾搭小寡妇私奔的黑历史呢？
后来因为察举制被弄成了任人唯亲、私相授受，所以在东汉顺帝时推行了阳嘉新制。这项改革措施简单说就是人才被察举出来后，还得考试，合格了才能当官。那么考啥呢？“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还是跟诗词歌赋没啥关系，司马相如们还得继续憋着。
魏晋南北朝就更完蛋了，因为察举制的终极升级版——九品中正制又被整出来了。这玩意其实还是察举，只不过察的是出身门第，干脆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了。这下子就算把行为艺术玩出花来都出头无门了，更何况那帮写诗作赋的酸丁？
就算谁能写得把李杜苏辛远远的甩出八条街，也请远远的滚粗。
04
但到了唐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士族门阀盛极而衰了，又被杨李两家皇帝往死里整，九品中正制也玩不下去了，现在流行考科举。
但科举考啥呢？可能有人习惯性地张口就来，考儒学呗。不过这在别朝是个标准答案，偏偏唐朝行不通。为啥？因为唐人对儒学并不怎么感冒，也就是嘴上说着温良恭俭让，实际骨子里全是暴凶傲奢争……别的不说，你看有资格蹲在孔庙里边陪祖师爷吃冷猪肉的历代贤良硕儒高达156人，结果泱泱大唐就入选了可怜的两人（韩愈和陆贽），就知道大唐和儒家彼此有多不待见了。
所以唐朝科举的进士科，就考个最基础的贴经跟儒学有关，还是为了淘汰浑水摸鱼的东郭先生用的。剩下一个时务策，其实也没人当回事。
道理很简单。就像在今天的高考作文命题出个“怎么打赢跟美国的贸易战”的题目，谁认为能让无数国内相关领域精英都挠头的问题，会被还未走出象牙塔的稚嫩学生解决？同理，要是李世民让进士科的考生解答“怎么把颉利可汗抓到太极宫给朕跳舞”或是“如何让崔李范卢王那些士族混账统统死翘”，还不如直接去找李靖或长孙无忌……
王安石变法时把科举考试中的诗赋改成策论，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就是让那些毫无从政经验的考生讨论军国大事，得到的答案要么幼稚可笑，要么理想化得毫无可操作性可言，要么就是陈词滥调得令人想吐，真是没法看啊……
因此时务策这玩意，考官就是随便看看，只要没写成大逆不道或是太招人讨厌，一般都是给个差不多的分数就算拉倒。那么怎么确定一个考生是取中还是黜落？主要就是看诗赋。
如今经常看到有人嘲讽以诗赋取士的一个老梗，就是作协ZX懂什么治国？
这句话放在今天可能适用，但在唐朝却不一定。人家的“作协ZX”还真就能治国。
一部《全唐诗》，共收录了有唐一朝2200位诗人的48900首诗歌。其中的诗作者可不止我们熟悉的李杜白王，还囊括了像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这样的皇帝，像王珪、魏徵、虞世南、上官仪这样的名臣，甚至连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这样公认的奸佞也被囊括其内。
别以为上述这些大人物是凭权势官威才得以入选，人家靠的可是实实在在的文华。比如贞观大帝李世民的这首《赐萧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难得的佳作：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全唐诗·卷一》）
而且被《全唐诗》收录进来的诗人中虽然不乏渔夫樵人、僧道伶工之类的平民，但其中的大多数，尤其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诗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过当官的经历。
也就是说如果唐朝有作协，那么这个协会的大多数会员同时也是朝廷官员，怎么会不懂治国？
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孟浩然了。这位恐怕只有王维可与之齐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确实一生未曾入过仕途。但他也是在四处投递诗赋、干谒公卿名士以求晋身达18年之久仍然未果后，才心灰意懒隐居山水的。事实上这位孟山人才是整个大唐求官求得最惨的，李白起码还混到了个从八品的左拾遗呢，要跟老孟比起来还得偷着乐去。
起码唐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一个人要是诗写得好，官当得起码不会太差。
为啥？这要从当时的教育体制和知识体系说起。
05
教育成为全民普及且普惠的一种产品，还得从新中国成立说起，至今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而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点时间连微不足道都算不上。
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教育都是一种昂贵且极其稀缺的珍贵资源。有多贵？据有关史料记载，全篇不过两万多字，在我们看来只是本薄薄的小册子的《论语》，在唐时长安的售价折合成今天的物价，大致相当于五千元人民币。
就问在今天要是五千块才能买到一本教科书，那还有多少人能上得起学？
更要命的是，就算谁爹妈砸锅卖铁给孩子买回本《论语》，还是屁用不顶。因为要想过科举，光有教科书只是最基本的，关键的还在“教辅书”。因为考试要考的可不是孔老夫子在《论语》里边说过啥，而是相关的条例、章句以及传诂，这涉及到的可能又是几十乃至上百本书。更关键的是，这些“教辅书”就算你想买，也没处买去。
因为这些最宝贵的知识，都被士族门阀所垄断，绝不会印刷得到处都是然后满大街去卖。别说五千块一本了，你就是出五万、五十万、五百万人家都不卖，而是传之为“家学”——只有本族子弟或依附门下的走狗才有资格学。
所以整个贞观年间，出身寒门还能爬上高位的唯有马周一人，还是托了与李世民风云际会的机缘，就是这个道理。占据人口九成九的普通人家有的是人才，但根本没有成为人才的机会。
所以在那个年头能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的，大多数都是士族门阀的人。
而隋杨唐李最上心也是最能让他们精神抖擞的，就是斗士族——成天从朝廷里往外清世家子弟还来不及呢，再在科举里考人家最擅长的儒学，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所以考啥也不考儒学，那就只能考诗赋了。
而且在那个没有科学或者说科学不被重视的时代，考诗赋确实比考经义合理。
朝廷科举取士，可不是直接选拔宰相、尚书之类的朱紫高官。唐朝的进士取中后，绝大多数都是授九品官，顶多八品，干的都是最基层和最基本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那些能通贴经、墨义的就能干，甚至可以说只要是能识文断字的都做得差不了，为啥非得让进士干？
因为在宋朝之前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信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句话。所以进士作为宰相的种子，必须下基层锻炼，而且必须表现优异，对地方政务极为熟稔了才有可能被调回中央，从此步入升官的快车道。
像宋明等朝那样优秀的进士直接扔进翰林院，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结果培养出来的重臣只会纸上谈兵和清谈误国。
但基层锻炼只能保障进士的下限，那么上限的深浅该怎么测量？答案之一就是诗赋。
在那个只有文科的时代，要考察一个人的智慧、反应、格局、文字功底以及思维的开阔度等方面的能力，有什么是比让他限时限题作首诗或赋更有效的办法呢？
那么诗赋考出来的和经义策论考出来的宰相，到底哪个更靠谱？
唐朝的进士都考诗赋，明清的全考经义策论，没啥可比性，不过宋朝就不一样了。北宋的宰相除了徽钦二帝驾下那帮废物和奸佞外，所有的宰相都是考诗赋考出来的；而几乎全部的南宋宰相，统统都是“专经”。
偏偏还有无数人成天嚷嚷“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孰强孰弱，还用说吗？
06
科举必考，积分权重还最高，自然让读书人趋之若鹜。而诗赋的作用，还不止于此。
比如唐朝虽有科举，但并没有多重要，因为还有举荐、门荫等多种途径可以入仕。这也导致了中唐一朝289年里当上宰相级高官的524人（次）中，通过科举入仕的还不足一半。更关键的是，唐朝科举虽然理论上年年搞（共开科268次），但录取人数跟后来的宋元明清等朝比起来少得可怜——录取最多的一次是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共录取56人；最少的一次是在大历十二年（777年），才录取了12个；而年均录取数，也只有27人。
而每次进京赶考的考生通常多达两三千人，也就意味着99%将惨遭淘汰。而在其中占比极低的士族子弟，仗着基础扎实（家学渊源嘛）、关系过硬，又要理所当然的占据相当大比例的录取名额（唐朝宰相中，出身士族的占比高达65.8%）。那么出身差点的或是干脆寒门出身的，岂不意味着永无出头之日了？
其实也不是没办法，诗赋就是他们撬开拦路石的一件最有力的武器。
经常看到有资料介绍说武则天首创了科举试卷糊名防作弊的措施，其实这事跟我们理解的还是有点出入的。女皇陛下只是要求在确定进士工作分配的吏部释褐试中必须糊名，而决定考生能不能中进士的礼部试，则既不誊录也不糊名。而把考生当贼防、建立起完善的反作弊措施，那已经是宋朝以后的事了。
也就是说，唐朝的科举是可以作弊的。不但可以作弊，还是公开的作弊，甚至在官方都是鼓励作弊的。而在当时最通用的一种作弊手段，就叫“行卷”。
啥叫行卷？唐朝的科举规定，主考官不能“一卷定终身”，万一哪个考生发挥失常，岂不让朝廷痛失英才？所以考官在确定考试名次时，除了以考卷为主要依据，还得参考该考生以前作品的水平和声望。不仅如此，那些在政坛、文坛上有影响有地位或者与考官关系密切者，还可以公然向其推荐人才，甚至能决定录取名次，称之为“通榜”。
所以说唐朝的科举，其实在考前就有了结果，考试只不过是走个形式。基本上考官得到任命以后，再跟重臣、士族商量、交易一下，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这是不是很不公平？肯定是，但又不完全是。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斗争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那会儿，士族门阀几乎垄断了朝廷所有重要的职位，经常把皇帝搞成光杆司令。后来隋杨唐李发了狠要斗士族，双方斗争最激烈的，就是在人事这一块，才搞出了个科举。
杨坚李世民们搞科举，最根本的目的可不是公平竞争，而是打破士族门阀对朝廷官员的全面控制，给庶族寒门的人才打通上升通道。不过前文说过，士族门阀掌握着当时最顶级的教育资源，所以人家会怕考试？当李世民“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后不久，就发现这帮新晋进士不是姓崔就是姓卢、姓郑，不知道会不会尴尬到用脚在太极宫抠出个三室一厅？
事实上在整个贞观年间，出身寒门又能晋身高位的仅有马周一人，还不是科举考出来的。
这样一来，科举搞起来还有毛用？所以李家皇帝后来干脆公开作弊，考试前就先把“势力范围”划分清楚，总比被士族门阀将进士全包圆了要强吧？
可世家子弟大家都熟，出身寒门的大家都不怎么认识，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真才实学？所以每到科举将开时，各方势力都会大开文会、诗会吸引考生参加，从中遴选自己所需的人才。同时还鼓励考生将自己平日写下的诗文编辑成卷，呈献给考官和有能力决定录取名次的人，并对其中的佼佼者予以推荐。
这种行为后来形成潮流，被呈上的文集、诗集就被称为“行卷”，与科举考试中的试卷相对应。考官批卷时往往是一手试卷一手行卷，两手都够硬的，自然就成了进士。
就算录取名额有限没取中的，行卷的作用仍不可小觑。像诗圣杜甫虽然屡试不第，但他呈上的包括150首诗的行卷仍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才有了向李隆基献《三大礼赋》而得官的资格。
而在进入仕途后，诗赋仍是官员改变前途命运的大杀器。
比如著名的边塞诗派，又被叫做高岑诗派。为啥？因为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成就最高，谁都比不了，那他俩为啥都跑边塞写诗去了？
话说这两位都早早高中进士，但始终混不出头，后来干脆一咬牙一跺脚，跑到边疆军队里赚军功去了。而跟他俩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王维、王之涣、王昌龄、崔颢、王翰等一大票诗人，共同打造了唐诗中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即边塞诗派。
虽说汉唐读书人一手捧卷摇头晃脑一手拿刀嘎嘎乱杀是常态，但真要扔进战争这个血肉磨坊里去打几个滚，估计也没几个能囫囵着爬出来的。那这帮家伙还争相恐后的去送死，而且还大受欢迎？以至于开元天宝年间哪个封疆大吏到边关任职，若没随身带走几个著名诗人，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看看岑参的经历，答案就有了。
天宝十三年（754年），岑参在封常清的邀请下加入其幕府，担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不久后封常清率军于播仙镇（今新疆且末）大破吐蕃，凯旋归来后岑参立即献上组诗，即著名的《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该组诗流传到长安、洛阳后，引起了巨大轰动，尤其是其中的第六首，更是脍炙人口、传唱一时：
“暮雨旌旗湿未干，胡烟白草日光寒。
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
更重要的是，封常清因此诗名声大噪，成为市井乡里妇孺皆知的一代良将。而像哥舒翰、高仙芝等人的名头那么大，当然大部分是靠自己的本事打出来的，但仍然不能否认他们身边的“御用文人”的炒作之功。
要知道岑参虽然贵为天宝三年（744年）科举的榜眼，但也仅授了个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从八品小官，也不知道要在宦海挣扎浮沉多少年才有出头之日。结果两次出塞后靠一笔好诗名声大振，归京后就一路升官，最后做到了正四品的嘉州刺史。
所以会写诗，尤其是写一首好诗，在唐朝简直就是官场助推器。所以但凡是个读书人，就没有不学诗、不写诗的。有了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搞出个诗坛的黄金时代有啥可奇怪的？
07
但唐朝掀起的这股诗潮，从晚唐五代开始就被猛踩了一脚刹车。
原因有二。其一是世道乱了，手里拿刀的武夫成了社会的主宰和特权阶级。只有成为武夫，才能获得（相对的）安全保障以及较高的地位，哪怕读书读成了状元在刀子面前啥也不是，自然不再受到追捧；其二是士族门阀被黄巢和朱温联手杀光了，自隋唐以来300多年人们习以为常的那套人才培养系统瘫痪了，科举可以公然作弊由各方势力瓜分人才的基础也不存在了，想行卷都不知道往哪儿投递了，再写诗还有啥用？
没了利益，仅凭热爱，是撑不起一座诗坛的。
北宋立国后开始重视文官的培养，科举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在王安石变法前的一百多年里，科举仍以诗赋论高低，可我们看看这一时期北宋涌现出来的著名诗人，比如晏殊、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等——单以诗论，比起李杜白王等第一流的唐朝诗人，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为啥？要论才华，苏欧王范未见得比李杜白王逊色。之所以诗没人家写得好，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家的心思不在这上边。
唐朝第一流的诗人，虽然基本都能当上官，但要么是上不得台面的小官小吏，要么像白居易、元稹、贺知章那样当上了高官却成天摸鱼，要么像韩愈、张九龄那样“有心杀贼”，但在显职高位上没蹲几天就被踢走。所以人家都有大把的时间写诗，而且悲愤出诗人嘛，唐朝的诗人在官场上混得大多是一肚子气，所以就吐槽出精品喽。
但宋朝不一样。宋朝第一流的诗人，当上宰相都是寻常事，像苏轼那样从脑瓜顶到脚后跟就没一个地方适合当官的，也做过礼部尚书。宋朝的高官，待遇好到能把其他朝代的同行甩出八条街去，每天吃好喝好的自然也悲愤不到哪儿去。再一个贵人事忙嘛，不说范仲淹、王安石什么的成天张罗变法、跟反对派死磕，就连成天瞎扯淡的苏轼都修过苏堤、赈过灾、抗过洪，自然没那么多闲工夫吟诗作对。
其实唐朝也一样。唐朝的重要职位大多被士族门阀垄断，那些姓崔李郑卢的真要写起诗来未必就比那些第一流的诗人差多少，但人家真没那个闲心，也没那个必要。
再一个，就是社会风气的影响。
宋朝的社会非常畸形。一方面是不限制土地兼并，统治者根本不管农民死活，导致其生活极其悲惨，赋役之沉重、受剥削之残酷、生计之贫苦，在历朝历代中都算得上首屈一指。哪怕是在宋朝的极盛期如宋仁宗赵祯当政期间，也有无数农民失地破产，不得不去当强盗和造反，让欧阳修都哀叹“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
但另一方面，宋朝又极度重商，非常注意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导致城市极度繁荣和富足，又带动了娱乐事业的高度发达，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市井文化。
体现在文坛上，就是宋词的兴起和极度繁荣。
词这种文学体裁，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隋唐时称为“曲词”或“曲子词”，还挺流行。不过文化界认为这玩意格调不高，登不上大雅之堂，只能算“诗余小令”。啥意思呢？就是对极度爱诗的唐人来说，词不过是一场饕餮盛宴开始前开胃助兴的小菜，而诗才是无可替代的大菜、主菜。
但从晚唐开始，读书人中兴起颓唐和及时行乐的风气。许多人觉得与其费劲巴拉的搞诗这种“严肃文学”，不如专心填词更易扬名和获取利益，甚至出现了像温庭筠这样的当世才子专门填词而对写诗兴趣缺缺的情况，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及至如李煜这样的一国之主，都写词写成了“千古词帝”。词取代诗，或者说宋词取代唐诗占据文坛的主流地位，就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像苏轼写了首好诗，也许仅能在士林中流传一下。可要是填了一阙好词呢？应该有无数大有知名度的小姐姐争先恐后的免费替他宣传、广告，继而轰动全国，甚至在辽国、西夏都能赢得无数粉丝。换你是苏仙儿，更愿意写诗还是填词？
08
论诗，无人能出李杜之右；但苏辛可以问，敢跟俺俩比填词吗？而更后来的施耐庵、罗贯中以及曹雪芹们，亦大可跟这些前辈先贤们比比写小说……
事实上我们翻开《诗经》，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四言诗；从秦汉到初唐，五言诗是主流；而在唐诗的黄金时代里，七言诗是中流砥柱；到了宋朝，词是长短句；明清最流行的小说则是大杂烩，诗词歌赋啥都有，而且一整就能整出几十万字去……
这说明了什么？
在四言诗的时代，你要是写五言，会被认为太Low，或者水平不行；隋朝和初唐时的许多诗坛大家根本不屑于写七言诗，只爱五言；词在终唐一朝都处在文坛鄙视链的最底端，但在宋朝能让苏轼、欧阳修这样的文坛泰斗乐此不疲；元朝时读书人都去玩杂句和散曲了，明清大家都超爱小说……
会不会有人认为这是种礼崩乐坏，或者叫审美降级？
事实恰恰相反。
前文说过，教育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种极其昂贵且极其稀缺的资源，所以没法普及。而且年代越久远，这种情况就越严重，于是能读书的人就越少，能写诗的当然就更少。
当诗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时，自然越曲高和寡、越艰涩难懂就越能体现出这种差异感和优越性，就越要维持这种高高在上的神秘感。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等能读书写诗的人从万中无一到千一、百一的时候，诗也相应的从四言进化到五言，进而七言——没错，就是进化，而非退步。
因为一种文艺作品要保持生命力，必须贴合时代的特点与受众的需求。能读懂四言诗的无不是精英，但五言、七言的受众就大得多，而到了宋词的时代，则已能普及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卷下》）的程度。
更不用说戏曲、小说了。
也就是说文化的普及、娱乐的升级以及受众群体的扩大化，成就了唐诗宋词的的辉煌。但这种辉煌，注定被更为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所取代。
哪怕明清科举不考八股文，继续考诗赋，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