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的扮演者高玉倩，原名高晨，学名高永菁，1927年生于北京，从小没了父母，四五岁时开始流浪生活；后被一高姓饭店老板收养，养母待她非常好，但没过多久，养父就遗弃了娘儿俩，她跟着养母给人家洗衣缝衣糊口。
8岁那年，高玉倩进入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永字班学员，先后师从王瑶卿、于连泉、韩世昌、雪艳琴、欧阳予倩、程玉菁等，主工青衣花旦。抗战爆发后，高玉倩跟着戏班辗转武汉、重庆，一边学戏、一边演出。
这一时期，高玉倩曾给马连良、周信芳、姜妙香等大师们配过戏，并获益匪浅。1947年，高玉倩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在杜月笙六十华诞南北名伶义演时，和梅先生同台演出了《四郎探母》、戏中饰演了四夫人。同年，高玉倩加入焦菊隐主持的北平艺术馆。
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7月28日，作为中国戏曲改进会发起人之一的高玉倩，参加了北京饭店举行的戏曲的改进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讲了话。
郭沫若认为，旧戏曲的改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戏曲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它是土生土长的民族形式，是很重要的社会教育工具之一；改进戏曲，不仅是改进戏曲本身，而是为了改进社会，改造人民的旧思想……
1950年年，高玉倩调入中国京剧院。1963年底，中国京剧院准备参加第二年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主要剧目有《战洪峰》《红色娘子军》以及《红灯记》。身为剧院二团的花旦兼刀马旦演员，导演阿甲把《红灯记》剧本交给了她，让她试演李奶奶。
这对于高玉倩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李奶奶一角是老旦；她一旦改演“老旦”，可能会毁掉自己演“花旦”的嗓子，弄不好“老旦”演不成，“花旦”也砸了。但她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剧本。
据《红灯记》中饰演李铁梅的刘长瑜回忆说“由花旦改老旦，从小嗓到大嗓，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挑战太大了，可是她完成得极好，很多地方甚至真正的老旦演员都未必能达到那样的高度。”
刘长瑜还说，“我进《红灯记》剧组比他们晚，他们从1963年下半年就开始排了，而我是1964年3月才进的组。整个排练演出期间，高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引领着我进入角色，演好角色。”
《红灯记》一上演就获得成功。1964年11月7日，毛主席亲自观看了《红灯记》，当看到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时、主席热泪盈眶。
在当时，文艺问题作为“上层建筑”中一个重要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而戏剧作为一种影响面大的特殊文艺形式，则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那时的主席，对于戏曲改革已形成一个初步思路，那就是先搞几个好的剧目出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
导演成荫（右二）在给演员说戏工作照。左起：刘长瑜、钱浩梁、高玉倩，右一是作曲于会泳
毛主席去世后，《红灯记》作为样板戏之一，受到不少诟病，甚至那个时期被说成是“文化荒漠”，其实这些言论都脱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背景，而对于教育改革，主席历来强调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
1965年3月12日，中国京剧院在沪首演《红灯记》，主要演员钱浩梁（饰李玉和）、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饰演鸠山）。当时是在上海的人民大舞台连演42场，观众达11万5千人次，打破了该剧场建立以来单个剧目上演的最高纪录。
这里有个小插曲：那个时期，毛主席对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比较关注，曾在和刘大杰、周谷城谈话时说起，主席说《红灯记》《沙家浜》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再把它提高一步。
主席说的需要斟酌的地方是《红灯记》李玉和赴宴斗鸠山一场中，鸠山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席觉得这里有些不妥，特别是后两句。但是，四句话都是佛经很难改。
据称，江青知道了主席对于这几句台词的看法后，曾专门找人多次修改，也都没找到更好的表达。“样板戏”在艺术上对于精益求精的精雕细刻，由此看见一斑。
2018年12月23日，高玉倩病逝。此去经年，愿“李奶奶”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