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1908年隆冬的维也纳，雪如撒盐，一如往年。乘着朔风，一封满载担忧的信飘向了阿尔瑟格伦德区（Alsergrund）拜格街（Berggasse）19号，这里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诊所。
寄信人是弗洛伊德的拥趸，也是一位快5岁男孩的父亲。这不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通信，实际上，他们的书信往来已近两年，所谈的都是这位父亲对儿子日常言行和心理活动的记录。只不过这一次，文字中少了点从容，多了些焦虑。深吸了一口钟爱多年的雪茄，弗洛伊德放下信纸，陷入了沉思......
男孩名叫汉斯，好奇、活泼、善良、粘母亲......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小孩子，但如果非要找一些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他对自己小鸡鸡强烈的探索热情，以及对5岁到15岁女孩们花花公子般的朦胧“爱情”。尽管如此，在父母或任何旁人眼中，他都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好孩子。
然而几周前的一天，小汉斯跟母亲散步时，被一辆翻倒的马车吓坏了，之后，他再也不敢上街了（20世纪初汽车还未普及，城市交通多为马车）。哪怕是在自家院子玩耍时，看到外面经过的马车，也会吓得跑回屋里。而且每到晚上，小汉斯总是又哭又闹，不好好睡觉，让汉斯夫妇非常担心。
汉斯父亲是精神分析票友，知道儿子得了焦虑症和恐惧症。他认为症状可能与汉斯母亲的纵容亲昵有关，也与这一年来，小汉斯时常玩弄自己的小鸡鸡有关。然而，为什么玩小鸡鸡和亲昵母亲，会引发对马的恐惧和泛化的焦虑呢？他没有头绪，于是写信向弗洛伊德求助。
弗洛伊德如何分析我们稍后再说，对于那些像我一样，还没有孩子的年轻观众，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不到5岁的没毛屁孩，哪里来的玩小鸡鸡的兴趣呢？荒谬！
真有疑问呢，各位绅士可以去问问自己的父母，如若老人家开明且诚实，他们大概率会揭开一段消失在你记忆中的童年尴尬史。各位淑女的童年也不遑多让，我就点到为止。
其实，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了儿童自慰现象的普遍性，男女都有，甚至在一岁婴儿中都能观察到。与青春期后的自慰不同的是，儿童自慰大多不掺杂性幻想，类似于吮吸手指，是一种探索身体的方式罢了。
结合之前汉斯父亲提供的记录，弗洛伊德认为小汉斯所表现出的，是典型的发生于性器期（3-5岁）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性本能是人类所有行为的驱动力，他将人的性心理发展阶段分为口欲期（0-1.5岁）、肛门期（1.5-3岁）、性器期（3-6岁）、潜伏期（6-12岁）和生殖期（青春期到成年）。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特定的心理冲突需要被解决，否则人格就得不到健康的发展。
在进一步解释小汉斯的俄狄浦斯情结之前，我要先给你介绍一个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重要概念——防御。
阿Q被赵太爷扇了嘴巴，心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这就是防御。
丘吉尔曾嘲讽又高又瘦的萧伯纳：“人们看到您，定会认为我们的国家在闹饥荒。”萧伯纳回怼发福的丘吉尔：“对，但别人会认为这是因为您造成的。”这也是防御。
小丑认为哥谭市民都有病，病得最重的就是蝙蝠侠，这还是防御。
心理学中的防御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像一个守卫，看管着潜意识中的性或攻击欲望，不让它们遁入意识、流于觉察；它像一个保镖，警惕着我们的羞耻和自恋型脆弱，不让它们伤害我们的自尊。而这大部分工作都是“地下工作”，也就是，我们在日常交流中大都会启动防御机制，往往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
防御的类型多种多样，境界有高有低：阿Q的“精神胜利法”包含了防御中较原始的“合理化”和“否认”；萧伯纳的反击属于防御中较成熟的“幽默”；而小丑的防御叫作“投射”，在和蝙蝠侠的关系中，他还用到了“投射性认同”。电影中，蝙蝠侠用强大的自我“反弹”了小丑的投射性认同，因而没有被小丑操控。
至于什么叫“投射”，什么叫“投射性认同”，以及分裂、解离、理想化、躯体化、退行、分裂样幻想、内摄、认同、移置、理智化、情感隔离、性欲化、反向形成、压抑、抵消、抑制、禁欲、利他、预期、升华等等的防御机制，因为这期视频不是以此为主题，就不展开说了。但是了解它们，会让你在日常人际交往中理解绝大数的词不达意和言不由衷。如果想深入探索，还请多多点赞分享，近期我就把“防御——头脑中的地下工作者”安排上。
在小汉斯的案例中，恐惧症是对焦虑的一种防御，而焦虑来源于无意识的本我冲动，那么小汉斯的本我冲动是什么呢？
通过汉斯父亲的记录和后续的通信交流，弗洛伊德确认了小汉斯焦虑的源头，即潜意识中对母亲的占有欲、对父亲的嫉妒和敌意以及爱和依赖的矛盾、对自慰和恋母的惩罚——即阉割的恐惧。这种种潜抑掺杂进日常经历，如看到马的大阴茎、无意中听到马会咬人的传言、目睹马车翻车等等，让小汉斯对父亲的情结转移到了马的身上，最终导致神经症的出现。
精神分析的治疗，很大一部分是帮助患者觉察潜抑的欲望或情绪，即“被看见”本身就有疗效。所以后来，在父亲温和耐心的引导下，小汉斯逐步打开了心扉。阳光洒进来的地方，阴霾自然就退却了。仅仅几个月后，他不再害怕上街和马车，那个活泼开朗的小“花花公子”又回来了！
100多年后的今天，精神分析或心理动力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针对各种心理障碍，心理学家们还发明了认知行为疗法、人本主义疗法、存在主义疗法、家庭疗法、催眠疗法、接纳承诺疗法等等的武器，但似乎我们的精神状况并没有比100多年前的人好多少，毋宁说，精神危机在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突出了。
证据是明显的：网络上，“地铁判官”、“00后小学老师因工作压力大自杀”、“大同四年级小学生遭同学霸凌甚至性侵长达两年”......类似这样的热搜事件层出不穷；各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精神卫生中心人头攒动，一号难求；《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2年我国成人抑郁风险检出率为10.6%，焦虑风险检出率为15.8%，仅有36%的国民认为自己的心理健康良好，而在自我评估较差的人群中，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45.1%。
数据告诉你：在我国，至少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你是那不幸的七分之一，还是幸运的七分之六？
而我要告诉你的是：不论你认为自己“不幸”或是“幸运”，你都是错的！
接下来，我将四个境界告诉你为什么。
境界一：生态谬误
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精神科医生是如何界定我们健康与否有所认识。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有病”“神经”“神经病”“精神病”“神经质”等来揶揄或论断某些不合常规的言谈举止，而如果以专业人士严谨的态度来说，它们基本都属于误用。
在医学上，神经病（neuropathy）指的是神经系统发生器质性病变导致的疾病。比如史泰龙的面瘫，是他出生时，护士操作助产钳失误，伤到了他的面部神经所致，是典型的神经病。而精神病（psychoses）是一系列异常心理过程、异常人格特征和异常行为方式，由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复杂因素导致。有时候，神经病和精神病会有相同的症状，比如瘫痪：如果是脊髓或周围神经损坏导致的瘫痪，就属于神经病症状；如果是心理冲突导致的躯体形式障碍中的转换障碍，就属于精神病症状。同样是瘫痪，去医院就诊时挂神经科还是精神科，是要分清楚的。
另一个易混淆的概念是“神经症”，早期又称“神经官能症”。虽然有“神经”二字，却属于精神病。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1769年，苏格兰医生William Cullen在《疾病分类系统》中首次提出了“神经症”（neuroses）这一概念，表示神经系统的一般性疾病。后来医生们发现，在没有神经系统病变的前提下，病人仍可能出现神经症，于是19世纪时，有神经病理形态改变的疾病都从这个概念中被剔除了出去。现如今，虽然这个词还在被使用，但有些权威的疾病分类手册，比如由世卫组织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简称ICD-10），就抛弃了神经症这一概念。
除了ICD（最新版为ICD-11），CCMD（《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被广泛应用的为CCMD-3）和DSM（由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最新版为DSM-5）也是精神科医生常用的诊断标准。这些“标准”显示出，除了由不同国情引起的小异，更多的是各国专家对精神疾病的共识。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五彩斑斓的病态世界。
精神病也叫“精神障碍”或“心理障碍”，有的专业人士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混用这几个概念，比如，说“精神病”时指的是比较严重的精神障碍，说“心理障碍”时指的是轻性精神障碍。在这里呢，我们统一一下，不论是“精神病”还是“心理障碍”，统统将其称为“精神障碍”。
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一般有四个：症状标准、严重标准、病程标准和排除标准。比如抑郁症的诊断：症状标准是至少出现心境抑郁或丧失兴趣其中之一，外加失眠、体重异常、疲乏、自责等症状中的四项；严重标准是指社会功能损害程度，比如能不能上班；抑郁的病程标准是至少要持续两周；排除标准指要排除其他因素导致的抑郁症状，比如吸毒、大脑外伤等。
有了上述诊断标准还不够，譬如就体重异常来说，体重浮动超过多少算异常呢？因此需要一种正常和异常的界定标准，这个界定标准也包括四个方面，即主观经验、社会常模、统计数据以及病因与症状的存在与否。主观经验就是大夫“望闻问切”、观言察色的判断能力。社会常模就是你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序良俗，你在三里屯裸奔就有精神障碍的嫌疑，但你在某亚马逊原始部落裸奔，可能只是在追捕一顿午餐；在大多数国家，如果你说你能听到已去世母亲的声音，会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而在某些文化中，听不到才是有问题的。统计数据有重要的辅助功能，譬如如果儿童在标准化智力测验中的得分低于70分（正常人是90-110分），在两个标准差之外，那么就有智力障碍的嫌疑。
抑郁、焦虑、社恐等是我们最常听到的精神障碍，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在精神障碍的大家族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待我稍一总结，你就会对精神障碍繁杂的轮廓建立起一个清晰的图景。
精神障碍患者的病症，从轻到重可分为神经症水平、边缘性水平和精神病性水平。
神经症水平的病症有惊恐障碍、广场恐怖、社交恐怖、特殊恐怖、强迫症、广泛焦虑障碍、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躯体形式障碍、解离障碍（旧称“歇斯底里症”）等。
最后两种障碍不容易顾名思义，稍作解释：心理冲突以身体障碍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躯体形式障碍，比如，有人被领导批评了，他心理不怎么难受，但会胃疼；心理冲突损害了认知功能就会出现解离障碍，比如好莱坞电影中的常见题材——多重人格障碍，就是解离障碍的一种，又称“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躯体形式障碍较容易与心身疾病混淆，后者虽然也有心理因素的作用，但有明显的器质病变，如争强好胜的人易得冠心病，而躯体形式障碍在心病去除后，身体障碍也就消失了。
边缘性水平的患者的情绪变化剧烈，容易采取极端行为，且情绪与行为不符合常理，难以被人理解。
精神病性水平的病症包括心境障碍和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主要与大脑中主管情绪的边缘系统的功能性改变有关，精分主要与大脑皮层各区的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有关。抑郁（又叫“重性抑郁”）和双向情感障碍都属于心境障碍。精神分裂症以牵连观念（将无关的外界现象解释为与本人有关）、妄想和幻觉为典型症状，又分为偏执型精分、紧张型精分、青春型精分等等。精神病性水平的精神障碍往往对社会功能损坏较重，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
另外，像物质滥用障碍（如吸毒、酒精成瘾等）、各类人格障碍（如偏执型、表演型、自恋型、反社会型等）、各种性偏好障碍（又称“性变态”，如恋物症、暴露症、窥阴症、异性装扮症等）、各种神经发育障碍（如自闭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智力障碍等），也都属于精神障碍的范畴。
介绍完精神障碍的全家福，需要强调的是，只有精神科专业医生才有资格对上述病症下正式的诊断，一般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师是没有资格的。
但是，专业医生做出的诊断，就一定客观吗？
相对于票友，专业人士的意见大概率是更客观的，我在这里并不是质疑精神科医生的业务水平，而是，相对于诸如癌症、艾滋病、阑尾炎、胃溃疡等病因清楚、病灶鲜明、疗法成熟的疾病，精神障碍就像一团巨大的混沌系统，连过河的石头都掩盖在重重迷雾中。
就拿这个系统中的一小块——精神分裂症来说，我国精神病学专家许又新先生在其著作《精神病理学》中提到：“将精神分裂症有关的事实编织成连贯理论的最大障碍是异质性问题，即，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疾病还是多种疾病。”
实际上，对精神障碍的研究古已有之。古希腊人研究过歇斯底里症，认为是女性的子宫在体内游走所致。我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上有“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记载。中医理论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并提出了类似五行相克的情志相胜。到了近现代，遗传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脑神经科学等先后崛起，为大脑和精神障碍的研究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信息。
纵然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和现代科学的信息加持，今天，我们已然可以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定位致病的单核苷酸，我们已然发现了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五羟色胺等神经递质的作用机理，然而，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精神障碍，以至于面对这个敌人，我们只能被动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有诗人这样形容：“足以驱逐我们疾病的智慧之丝，日日都在产生，但却没有织布机，可以将它们织成布。”
为什么会这样？脑神经科学的知识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人脑的工作基于约一千亿个神经元，以及万亿级别的神经胶质细胞，平均每个神经元又与另外一千至一万个神经元连接。如此复杂的网络，奠基于我们诞生时自带的基因，成形于婴儿时与环境的互动，雕饰于我们的每一次喜怒哀乐，汇编于我们的每一遭成败起伏。而且，只要我们还活着，大脑的网络就始终处在微妙的流动和迭代中。所以，全世界有80亿人，就有80亿颗千差万别、极具个性的大脑。
I.B.M.的工程师爱默生·普（Emerson Pugh）有一句名言，巧妙地描述了大脑的复杂性：“如果人类大脑简单到我们可以理解它，那么我们就会简单到无法理解人类大脑。”
面对高度个性和极度复杂的大脑，任何统计分析都可能造成生态谬误，如果随意给任何具体的个人贴上有病或没病的标签，都是以全概偏的井蛙之见。
正见是：相对于健康或不健康的二元对立，人的精神状态更接近一个连续谱，谱的一侧是理想状态下的完美人格，另一侧是极端严重的精神分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中间的某个位置。那些抑郁的朋友，只不过是心情和状态比所谓的“正常人”低迷了一些。这正如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你非要在六十步的地方设条及格线，那你是裤裆里撒盐了，还是喝凉水塞牙了？
境界二：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提出的，指出了不同于物的人的存在状态。
什么意思呢？比如一个斧子，我们脑中先有斧子的材料、形状、用法等，然后照脑中蓝图，制作了一把斧子，这把斧子就一直以这样的材料、形状和用法存在着，这叫“本质先于存在”。而人是截然相反的，在一个人诞生之前，我们对他的主要属性，即他的知、情、意无从知晓，当他6岁时，可能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小淘气，当他12岁时，可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独行侠，当他20岁时，可能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当他35岁时，可能是个宽厚温和的父亲......当然，他也可能变成杀人犯，变成出家人，变成流浪汉......他本质上是个什么人，我们不能事先揣度，只能事后总结。这就叫“存在先于本质”。
斧子的本质先于其存在且一直不变，而人的本质却如一条不舍昼夜的川流，无时不变。偶尔如激流勇进，三日令人刮目；素常如波澜不惊，十载一鸣惊人。
以这样的认知，我们的心理状况就不仅是一个横向的连续谱，而且是一个纵向的渐变线，微观上是大脑中神经网络的此消彼长，宏观上是智识和情意上曲折盘旋的进退升降。
所以，疾病和健康不是绝对的标签，而是一条流动的弧线。此刻的你也许深陷于抑郁的泥潭，而未来的你很可能惊喜于美好的平凡；此刻的你也许沉浸于成功的春风得意，而未来的你也有可能煎熬于欲望的马失前蹄。
太阳底下也许并无新事，但你的人生一定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故事！
我想，“存在先于本质”不仅适用于人，也适用于人所构建的文明。文明的发展有其规律，但也是事后总结的规律。回看历史，我们可以归纳出人类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和电气时代，人类推动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石器时代的最强大脑无法想象Chat-GPT，同样，我们也无法预言未来的文明走向。未来学家可以猜测，也许是共产主义，也许是人工智能革命，但有没有可能是人类回到部落时代，甚至人类文明毁于一旦！
帕斯卡说：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
刘慈欣说：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因为，存在先于本质。
境界三：疯癫与文明
ICD从1853年第一次编制开始，到2018年已修订了11次；DSM从1952年首次出版，至今已修订了5次；我国的CCMD从1958年第一次提出精神疾病的分类草案，到如今已经修订了三版。
在CCMD-3以前，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变态，曾被纳入到我国的诊断标准之中，而在CCMD-3中，则被删除。在最新的ICD-11中，游戏成瘾以“游戏障碍”的名称被划入了精神障碍。
这些诊断手册的每一次修订，不仅仅在于研究人员对疾病认识的更加深入，也在于社会发展对人们认知的普遍更新。
上个世纪上半叶，同性恋在英国不仅是病，而且是罪，图灵就因为同性恋被强制施行了化学阉割，因副作用而精神萎靡，最终自杀，年仅41岁。这位二战的功臣、被后人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的天才，陨落于世人对人性的无知。
类似于图灵的悲剧，历史上并不少见，只不过受害者多为无名之人，他们的消亡只留下了一片沉默的遗迹，无人问津。直到福柯拿起一把哲学的洛阳铲，在疯癫与文明的关系史中深入挖掘，拨开了其上掩盖的障眼尘埃，得以让我们站在新的、更高的视角重新审视精神障碍。
福柯提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末，人们创造了疯癫，异化了疯癫，将疯癫与理性、犯罪、道德截然对立，又在20世纪给疯癫套上自然现象的项圈（即强调精神障碍的生物学基础）。由此，福柯总结道：“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代而变的异己感”、“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文明催生了疯癫，从某个角度来说，疯癫也促进了文明。
“我无法和任何人在同一个屋子里住超过两天......一有人靠近我，我就对他们怀有敌意。”
“我是一个厌世者，但内心仁慈。我这个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对劲，但作为一个超级理想主义者，我对哲学的理解比对食物更高效。”
“我爱人类，但我讨厌人。”
说出这些疯人疯语的不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诺贝尔和爱因斯坦。
梵·高有双相障碍，贝多芬有双相障碍，米开朗基罗有自闭症，托尔斯泰有抑郁，林肯有抑郁，丘吉尔有抑郁，海明威有抑郁，牛顿有抑郁，达尔文有恐惧症，张伯伦有精神分裂，约翰·纳什有精神分裂，尼采有精神分裂......
我不敢肯定这些伟人的精神障碍和他们的成就之间有多强的联系，但我敢肯定，如果我们的世界少了些诸如抑郁、强迫、焦虑等的“神经质”气质，我们的世界一定不会像现在一样丰富多彩。道理很简单：“健康”的心理都是相似的，“不健康”的心理却各有各的魅力。
境界四：诸漏皆苦
佛教中有“四法印”的说法，即，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什么意思呢？
四法印可以看作是佛教徒的宇宙观或四条真理，即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诸行无常）、一切情绪皆苦（诸漏皆苦）、一切事物皆无自性（诸法无我）、涅槃超越概念。
时长原因，以后有机会展开细说，这期视频先说说这条“诸漏皆苦”。
你可能会疑惑：失望、嫉妒、悲伤等负面情绪是让人苦恼的，但惊喜、欣赏、欢乐等正面情绪怎么会是苦呢？
来看一种常见的心理：过年的时候你花不少钱置办了一身行头，在镜子前“搔首弄姿”，“哎呀，我怎么这么好看！”心情无比舒畅。这时候家里来亲戚了，你一看大表哥一身名牌西服，二表姐满面珠光宝气，人家的装备丝毫不差于你。当然，你不会在脸上表现出什么，但刚刚的舒畅是不是会打些折扣呢？
可能你会说：我心态非常好，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要今天的我不比昨天的我更差，我就心满意足了。
虽然说这种话的人大多只是嘴上说说，但姑且假定你是知行合一的，这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你能保证每一天的你都和昨天的你至少持平吗？
所以，佛教认为“诸漏皆苦”的原因不在于攀不攀比，而是喜与悲、勇与怯、爱与恨，乃至心理的常态与变态，都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割的。你在成功时有多得意，你在失败时就有多沮丧。你在多大程度上爱一个人，你就能在同样的程度上恨一个人。
当我们鲜花着锦的时候，佛看到了百花凋零；当我们烈火烹油的时候，佛看到了人走茶凉；当我们孤苦伶仃的时候，佛看到了众星拱月；当我们空空如也的时候，佛看到了万象包罗。
佛眼中，没有非此即彼，没有二元对立。无喜，故无悲；无胜，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无我，故无分别。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超越概念，无法言说！
在娑婆世界中挣扎的我们，眼中满是好与坏、善与恶、高与低、强与弱......这是我们难以逾越的经验阈限。在受限的认知中，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一个完美的人格，就像全能的上帝造不出他无法搬起的石头，就像彭罗斯三角无法存在于三维世界。
由于这个阈限的存在，无论如何粉饰遮掩，我们都是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障碍患者。
终章
1922年孟春的维也纳，拜格街19号的诊所里，弗洛伊德正沉浸在清脆的鸟鸣和缭绕的香烟中，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宁谧的氛围，弗洛伊德挥了挥眼前的烟雾，“请进”，嗓音有些嘶哑。
进来的是一个小伙子，朝气蓬勃的样子，似乎把窗外的春天也带了进来，让弗洛伊德不由心情为之一爽。只是，这个小伙子是谁呢？
“教授，好久不见，我是汉斯！”
那天，弗洛伊德和汉斯相谈甚欢。十多年前的那个小“花花公子”已经长成了一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让弗洛伊德欣慰不已。同时，让弗洛伊德想不到的是，当提起汉斯小时候的神经症时，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若干年后，当弗洛伊德把小汉斯的案例写成书时，他大概会感叹：这就是“看见”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