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昨日发布首支预告片，闻太师凯旋，纣王起死回生，邓婵玉请命讨伐西岐，两军列阵对峙，魔家四将、雷震子、哪吒等各出奇招。作为“封神三部曲”承上启下的关键篇章，《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讲述了殷商大军兵临城下，西岐保卫战一触即发，关于“封神榜” 的争夺仍在继续的故事。片中既有峡谷设伏、兵临城下等战争动作场面，也有仙法、神兽助阵等充满奇幻色彩的视觉奇观，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导演对于每一位角色的塑造，聚焦个体熠熠生辉的魅力，也平衡个体与团队整体的不可或缺。
影片将于2025大年初一上映，狠狠期待住了！在等待的日子里，不妨一起读一读《中国人的神神鬼鬼》中关于《封神演义》的章节，听听张一南老师对电影的喜爱与对原著的全新解读，感受中国神鬼传说的浪漫与想象力，直抵千百年来深邃人心。
以下节选内容摘自篇章《姬发三兄弟》。
电影《封神》有意无意间，把雷震子利用起来了，这是个好创意。雷震子是《封神演义》里的一个有趣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长雷公嘴的能飞的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文王在去往朝歌的路上收养的养子，文王的第一百个儿子。但是，在《封神演义》中，我们感觉雷震子跟武王没有什么紧密的关系，只是武王麾下的一员悍将而已。
电影《封神》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围绕着武王，可以构建一个新的人物群，也就是伯邑考、姬发、雷震子三兄弟。伯邑考代表姬发的超我，雷震子代表姬发的本我。伯邑考和雷震子的形象，都是在《封神演义》中正式出现的。《封神演义》给姬发安排这样一个哥哥和这样一个弟弟，可能是下意识的，却是合理的。
《封神演义》里的武王形象，有点弱了，只是一味地正面，没有矛盾，没有成长。这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正面领导人物的通病。武王是一个承载了一切美好的形象，就像纣王是承载了一切丑恶的形象。这本身没什么错，但是武王天然不如纣王容易出彩。特别是古人，只是把姬发当圣人供奉着，不敢去揣度他的内心。姬发作为中华民族记忆中一个祖先神式的人物，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新诠释。
姬发，以及姬昌和周公，是儒家的圣人。儒家在描述他们的时候，与其说是在转述史实，不如说是在描绘心目中理想的人、理想的家庭。我们今天又该怎样描述这些圣人呢？
这个家庭，肯定是不需要儿子剔骨还父的。一个不需要儿子剔骨还父的家庭，会是什么样的家庭呢？
我想象，这个家庭的父亲，姬昌，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中国人，可能像《三体》里的罗辑。姬昌做西伯侯，在他的领地内是说了算的，相当于这个地方的面壁者或者执剑人。一个脑子比较好的中国男人，生逢乱世，所幸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说了算，他的选择应该就是像早期的罗辑那样：我知道我管不了天下的洪水滔天，我只希望我和我的家人能幸福地过完这一生。实现不了另说，但他最初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一个对世界怀有深深绝望而希望家人幸福的父亲，是不会对孩子有任何要求的。当他看到新的小生命降生，就会像姬昌看见雷震子一样，觉得上天有好生之德，就让这个小东西活下去就好，长成什么样无所谓。而不是像李靖那样，潜意识里觉得这是一个会威胁到自己的妖孽，从而在“严格要求”的幌子下，对孩子展开种种攻击。
我们看见一个成长得很好的孩子，总会以为他受过怎样严格的管教。其实，培育一个生命，是最需要无为而治的，成长得好的孩子，都是因为父母对他毫无希望，只有生命最本真的爱。姬昌的儿子，应当就是在父亲无为的状态下长大的，他的本我，是毫不被寄予期望的雷震子。雷震子后来长得很强大，很有本事，但也怪模怪样的，其实就象征了一种从未受到拘束的本我。只有生命中有这样一层无拘无束的底色，他们后来的种种美好、文明、理智，才会牢固，才是真实的。
（来源：电影《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预告片）
一个体现出儒家精神的家庭，是以幸福为目标，而不以功利为目标的。不以功利为目标是父慈子孝的原因，不是用礼教压制欲望的结果。儒家的道德不是从说教、管束中出来的，而是从幸福自由的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因为父不指望子孝，子不指望父慈，所以才可以父慈子孝。如果父指望子孝，子就会指望父慈，再加上父要求子出人头地，子最终不会成为孝子，而只会剔骨还父。
伯邑考这个形象，确实是一种有魅力的人设，在原著中就非常出彩。小孩子第一次看到伯邑考的故事，总是会被深深地震撼。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如此惨烈的牺牲，而牺牲又可以这样睿智；原来会有如此美好的人类，美好的人类又会如此容易地湮灭。小孩子就此懂得，要做开天辟地的事，最先被献祭的是最美好的人。中国没有基督教世界那样的神话叙述传统，但是伯邑考的故事，会给小孩子很强的心理冲击。
（图片来源于网络）
伯邑考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承载了原来周公的功能，是儒家道德的完美体现。过于完美的道德，会妨碍做事，无法完成商周鼎革，所以伯邑考或者周公，需要作为武王的辅助者出现。这种完美的道德，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高悬在头上的目标准则，也就是武王的超我。许仲琳把伯邑考封为北极紫微大帝，所谓北极，就是高悬在头顶，给人们指明方向的，就是超我的作用。
伯邑考是伐纣之役中西岐献祭的第一人，他也代表了伐纣之役中西岐献祭的所有人。成功者把所有献祭者举过头顶，也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
还原到心理原型，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伯邑考这个形象之所以可以写得很出彩，是因为他踩中了中国人心底的一个重要的人设：早逝的长子。
在过去的时代，出于种种原因，总有很多年轻人会走在父母前面。他们有可能很小，也有可能已经成年了。按照中国人给扫地机器人都要缝小裙子的性格，后面不管有了多少弟弟妹妹，父母在感情上也放不下这个夭折的孩子。父母会对他们感到愧疚，也会放大他们的优点，忘记他们的缺点。从弟弟妹妹的角度说，他们会知道自己本来还有个哥哥。他们会觉得，自己分享了本应属于哥哥的资源，会觉得愧疚；他们也会幻想，哥哥如果还在，可以给自己遮风挡雨；如果早逝的哥哥曾经给他们留下印象，他们会记得的也是哥哥的好，会把逝者当作自己幸福童年的一种象征，当作精神上的故乡。
这些早逝的孩子，是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不能忘记的存在，也是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不敢提及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类似一种婴鬼，只不过，这里体现的不是对婴鬼的畏惧，而是对婴鬼永远无法完成的爱。他们代表了一种错过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还在的话，也许这个家会是另一个样子。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哥哥并不曾早逝。中国的长子是很有责任感的，他们可能为父母和弟弟妹妹付出了很多，这样的人物设定，也是令人感到温暖的。这种温暖，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感受的，而如果放大为神话，则是儒家理想中的温暖。在这里，长者对幼者，强者对弱者，不是蛮不讲理地欺负，不是死板地讲规矩，而是更多地考虑自己能做什么，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保护幼者、弱者。这时，儒家的礼教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那种逼得人剔骨还父的所谓“儒家”，并不是真的儒家。
大家迷恋死去的伯邑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伯邑考是姬发的替身。
实际上，在艰辛的伐纣之路上，承受了最多压力的是姬发，姬发才是新时代真正意义上的长子。人在承受了过多的压力时，就会激发出寻死本能，难免会想：“太辛苦了，还不如死了算了。”这么想，不代表真的会去死，只是想把眼前的辛劳和悲伤暂时丢开。姬发选择了担当，那就要活下去，所以他会分裂出一个伯邑考的人格，代替自己逃避。在痛苦得受不了的时候，姬发会幻想自己就是伯邑考。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与此相关，在象征意义上，伯邑考的死，也是一种弑父。姬昌对伯邑考的希望，是替他管理好西岐，担当起家与国的责任来。这个担子太重了。而伯邑考死了，就不必再承担这个担子了，反而是姬昌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姬昌没办法责怪伯邑考，因为他不是不成器，不是逃跑了，而是死了，而且还是尽孝而死的，是因为做好孩子好死的。被寄予厚望的孩子死了，也是一种剔骨还父，只不过这种剔骨还父过于温柔、过于悲伤，看上去不像一种攻击，只给父亲留下无法言说的内伤。
姬发没有死，但是他要完成伐纣的大业，很多时候也得背叛父亲。比如说，父亲一定是不希望他背起以臣伐君的罪名的，一定是不希望他去冒这个险的。姬发伐纣，就意味着听父亲话的那个孩子死了，他身上作为伯邑考的那一部分，也剔骨还父了。他在有意忽略父亲的部分遗嘱时，也会生出幻觉，认为自己是违背父命却尽孝而死的伯邑考。
伯邑考、姬发和雷震子，三兄弟是一体的，伯邑考和雷震子都是极端化了的姬发。所以，他们之间不必再存在权力的争夺。
代表了儒家理想的西岐，因为一切都是基于理性的，初衷是让一家人幸福，所以他们不会想争权夺利。对外不想争，所以姬昌对孩子们的要求不会很高，他会对孩子们说：“你们差不多就得了。我好歹是一方诸侯，家里有余粮，饿不死你们。但是我毕竟自己也不是大王，所以你们也不用做得特别好。”对内，他们也不想争，因为他们不认为当这个家长是什么好事。在末世中的一小方追求幸福的净土里，当家长不意味着任何好处，只意味着责任。所以，姬昌不会介意儿子取代自己，伯邑考不会吝惜让出唾手可得的爵位，姬发也不会想争哥哥的爵位。庄子曾经说过，有一个国君，因为父兄接连在宫廷斗争中被杀，所以坚决不想做国君，逃到深山老林里去，最后被国人搜到，抬出来做国君。庄子说，这样的国君，才会是好国君。姬家人就是这样的国君。
我说文王最初的理想就是让一家人幸福，你可能会想，我是不是把文王想得太懦弱了？文王这样的人，不应该一开始就胸怀天下吗？其实，儒家一直是先修身齐家，再治国平天下的。越是一开始以一家人的幸福为目标的人，当局势变动，一家人无法再幸福下去的时候，越是可以担当起天下来。那些在承平之世就大呼治国平天下的人，真正遇到考验的时候，反而是受不住的，因为他高呼的这些不是他真正的信仰。
当幸福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原来以幸福为追求的人，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并且用他一贯的理性驾驭这种力量，将自己最后的理想坚持到底。伐纣传说中的姬发，正是这样的人物。
伐纣的姬发，表现得非常坚定。他在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不祥之兆，但是他好像都能视而不见，若无其事地把这些轻轻拂去，继续前进。没有人知道，他承受了多少痛苦和恐惧。
伐纣之初，姬昌就去世了。姬发做了一件特别坚强的事，“载木主而东征”，不办丧事，把父亲的牌位放在车上，带着去东征。姬发这时候已经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继承了爵位，他要做的就是完成伐纣的大业。
东征的路上，他遇到大风吹折了他的旗杆，天火烧了他的房子，这都是极大的不祥之兆。我想，一个还会算卦的人，遇到这些兆头，不可能心里一点不打鼓的。但是姬发就当作无事发生，继续向前走。孤竹国的诸侯之子伯夷、叔齐来劝他，说你以臣伐君是不义的，姬发非常感动，说“这是义人啊”，然后命令左右把他们叉出去，继续往前走。姬发心里未必是没有动摇的，但是他的全部表现就是坚定地往前走。这种超稳定的精神状态，其实已经是一种近乎癫狂的精神状态了。而在做大事的最后关头，只有这种近乎癫狂的稳定，才能让人承受住此时纷至沓来的世所罕见的打击，把要做的事做完。
在心理原型层面，姬发是用雷震子的生命力，把一切不能承受的痛苦都推向了伯邑考。
姬发是中华民族记忆中第一个真切可感的帝王。之前的帝王都像神仙一样缥缈，像我们曾祖以上的祖先一样，我们确定他们存在过，但对他们没有印象。而我们对姬发是有印象的，就像对我们的祖父是有印象的，我们会乐于给姬发编很多质感真实的故事。我们遵从的礼乐文明，是从姬发兄弟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姬发才是现实版的“人文初祖”，是轩辕黄帝在人间的化身。正因为如此，儒家在讲述姬发的故事的时候，在他身上投射了很多理想的人格。姬发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姬发的人格结构和人格特质，也是我们每个人所共有的，可以看作我们人格系统中的主体形象。
【图书推荐】
《中国人的神神鬼鬼》
作者：张一南
出版社：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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