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山水画家杨留义以恢宏巨制与气象盛大的城市风光写意而闻名于当代画坛，近年来，他的一系列作品奠定了其作为城市山水画家的地位和声誉。
《澳门吉祥》年112cmx281cm杨留义
应该说，杨留义的城市山水画创作是源于现代文化语境的启发和影响，因为其思维方式、形式语言、笔墨技法、价值观念和文本结构等等，无不深受20世纪末兴起的“城市文化研究”的影响和启发，甚至可以说，是对全球文化，乃至全球文化景观的回应。
具体而言，杨留义近年精心绘制的一系列城市山水作品问世，并以此享誉画坛，不是偶然的。画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每幅作品都是在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苦苦求索中完成的，而每幅作品的完成对画家而言都是一次更迭、技法的提升、精神的升华和从物象到心象的超越。因此，杨留义作品的艺术特征，具有文化的意味、实践性的特点、笔墨技法的创新，以及开放性的特征。而实际上，画家面对庞大的城市及其文化氛围时，总是要把人类历史累积的文化成果转换为话语资源，进而展开对城市风光与城市文化的多向度阅读与理解，寻绎创作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并在更为深广的语境中赋予城市风光以新的质素与时空关系；显而易见，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城市山水”的想象、理解与运用，其着意点与归宿无不存在很大差异，但我们仍可发现它们的共通之处，比如在对城市风光的南北、东西的地域差异性、互补性和过渡性的考察中，将静止的“城市画面”同活动着的“世界”结合起来进行视觉诠释，以及物质与人的互换互证……它们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画家笔下的城市风光，正完成着从物象到心象的升华，将城市风光这一“凝固的音乐”篇章变为可感、可观的现实与想象交互的动人诗篇。
当然，从物象的原生态转化为艺术作品，是要经过艺术思维这一审美中介得以实现的。或者说，正是艺术思维带着丰富多彩的生活素材，经过画家头脑和笔墨提炼，才得以走进艺术殿堂，最终凝结为独特的、有别于生活原样的新的艺术文本。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像《澳门吉祥》这样的鸿篇巨制，靠的是画家极强的艺术想象力、感悟能力的细微与丰富，使之在“创造性思维”的空间里获得生命活力，其笔下艺术必然体现为文本与情思交织而产生的丰、厚并茂，蕴含沉郁的内力，令人常读常新。
物象一经提升为心象并经过有机整合，便会自然生出一种将天地元气与人的精神气貌相比拟的联想与直观的特点。在《澳门吉祥》中，映入视野的是澳门回归祖国后的繁荣景象与蓬勃发展的生机，在长2.8米、高1.2米的画幅中，鳞次栉比的建筑在高低错落中，沿濠江两岸排开和延伸。画面基本按中国山水画的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进行结构和铺排，近景以“平远”法呈现，在绿树掩映下的高楼大厦呈现出强烈的节奏感，在参差错落中见出伟岸与巍峨的雄姿，折射出澳门在祖国的怀抱中获得的新生和发展活力；中景则以“平远”和“深远”手法表现了澳门蒸蒸日上的态势，尽显了繁荣、强盛与势不可挡的发展势头，而标志性建筑——电视发射塔、大三巴等地标与市区商业、市民生活相关联，形成了一种蓬勃发展与安居乐业的城市生活景象，在总体“平远”构成的城市风光中，以电视发射塔、大三巴等矗立的建筑意象穿插了“深远”的表现手法，使画面产生丰富的变化，更富于情趣意味。与此同时，“静态”的城市建筑与濠江的游艇、渔船等的画面组合，产生动静结合的效果，而且，城市上空云烟之上的群山之巅的“高远”效果运用，使作品平添了气韵与诗意，平衡了城市建筑线条的僵直与刻板。特别是在笔墨、语言、形式、结构中，融入了作为当代画家的个人情怀、生活感受和情绪性的体验与感悟。如同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样，《澳门吉祥》的高明之处在于画家独辟了一条通向“由小到大”“平中见奇”“以技入境”的个人化道路，使作品远离了一时一地的历史表象，而成为一种内涵层次丰富的心象表达和展示。
显而易见，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种崭新的心态，它不是故步自封，也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有创造力的热情自由的感性心态。在《澳门吉祥》中，画家杨留义力求表现的是古老民族的博大胸怀、行为方式、心理结构和精神气质，在历史渐进的过程中对人类文化最充分的吸收，并在这一过程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因而，它是丰富的，而作品的新样式、新形态，表明的是画家致力于推进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创造以及为中国艺术恢宏雄伟的品格添砖加瓦的努力。
杨留义在《澳门吉祥》的创作中，显现出让思想向八方驰骋，让想象在九霄腾飞的创作特点和能力，并在深思熟虑中酝酿作品的草图，几易其稿后，定形城市山水的想象性图景，完成了由物象到心象的提升；最后，画家以现代文化语境为背景，将承载情绪、情怀、情思的心象进行组合，信笔挥洒而成作品。这个下笔成篇的过程是艰苦的，因为，画家要把广阔天地都囊括在胸中，把众多万物都凝聚于笔端。所以，杨留义在创作中不仅重视艺术思维的巨大作用，将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而且致力于艺术时间与空间的放大与浓缩，宏观与微观集为一体，以使自己的艺术表现达到畅通无阻、挥洒自如的境界。
杨留义近照
杨留义认为，在《澳门吉祥》的创作中，他固守了某些传统的东西，也颠覆了某些传统的东西，还创造了传统中从来没有的东西……这一创作过程，使他对传统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譬如，中国画的笔墨，既有实在性，也有诗性的虚无特点，但在更多情况下，是具有“彼岸性”的特点与运用，在于它从中透露出来的笔墨本体性特点：“不似之似”“熟后生”“无法之法”。而笔墨的依附性与笔墨本质的意义是一对矛盾，并不是谁克服谁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持平衡与和谐共处的问题……无疑，杨留义的艺术思考是一种审美逻辑的价值超越，因为任何一种现世的价值体系和观念都有自己的依存法则和秩序法则，中国画以“意”为上的表达方式，显然是一种非审美逻辑的展开方式，其视域超越了千百年来常规的审美范畴，它以新的思理揭示了中国画写意的超常规本质。画家杨留义汲取了写意的某些超常规本质入画，使《澳门吉祥》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尽显出“澄怀格物”的审美理想与方向。
《澳门吉祥》标志着杨留义城市山水画的成熟，也标志着杨留义的艺术攀上了新高度。当然，画家杨留义还有着更远大的艺术理想和目标，他正在脚踏实地地向着自己树立的理想和目标行进，他把自己的追求，看作终生的使命与责任。（作者徐恩存系《中国美术》主编，著名美术评论家、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