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书中，甚至包括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当中，你都会听到类似的说法，大约五十万年前智人这个物种出现之后，虽然我们的祖先有和今天一样发达的大脑，但这些原始人还没有脱离自然，从事狩猎和采集，人和兽的差距没有太大。直到公元前15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之间，人类逐渐学会了用磨制石器，也就是新石器时代，那些代表人类特殊性的复杂行为突然出现，比如仪式、墓葬、艺术等等，然后农业又突然出现了，祖先们有了吃不完的东西，出现了人群的分化，于是就迈步走向了文明。
但是，从我们有能力创造文化到我们最终开始创造文化，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智人为什么要花几万年才意识到要追求美丽、才开始崇拜超自然力量、才发现自己能种植物？传统上，这一系列问题被称为“智人悖论”，为什么智人在几万年的时间里一直有脑子，但就是不用？
当然，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是从现代的狩猎采集群体的生活状态来看，还是从考古证据来看，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并不完全是以前想象的那样，吃了上顿没下顿。相反，人类学家甚至想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原初丰裕社会”。我们已经知道，在人类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除了因为儿童早夭情况比较普遍拉低了平均寿命，事实上大多数个体都能成长到六十岁左右，而且相对农业社会的人类个体来说，狩猎采集者因为有更高的食品多样性，每个季节甚至每天能够吃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很少出现营养不良的个体，平均身高也更高。简单来说，不需要农业，人类也能基本满足温饱，有条件创造一些复杂的问题。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出土，我们会发现可能“智人悖论”本身的前提就是错的，其实人类一开始就在做人类会做的事情。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发展出了复杂的文化行为。比如近几年新发掘出来的俄罗斯松希尔遗址就发现了精美的墓葬，时间大概距今3万多年。在这些墓葬中有大量由猛犸象牙和狐狸牙齿精心加工而成的小珠子，可能是身上衣服的装饰品，估计需要1万工时才能制作完成。而且不同的个体墓穴中还有不同的随葬形式，比如在两个小孩的墓葬中，他们的衣服明显要更奢华，还有两根用拉直的猛犸象牙制成的长矛，标志着他们的身份更高。无独有偶，在欧洲还发现了非常多的早期人类墓葬遗迹，我们可以看到需要大量投入的陪葬品，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方式，来自远距离的珍稀材料，不同规格的墓葬级别等等。
不仅如此，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还出土了一批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前的巨型石柱结构，有些柱子高约5米，重达1吨，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巨石阵。这些石柱总共有200多根，每一根都是独特的艺术作品，要么有复杂的浮雕，要么本身就是一个人形的雕塑。而在2.5万到1.2万年前的东欧地区，考古学家还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发现了很多复杂的圆形建筑结构，在这些用几十头猛犸象的牙齿和骨头搭成的框架上，骨头和象牙交替排列成不同的序列和样式，最大直径能达到12米。根据研究，这种大规模的建筑需要用到的猛犸象足够数百人吃大概3个月，很可能是大规模猛犸狩猎的纪念建筑，同时还能充当交易中心，用来交换来自远方的琥珀、海贝和动物皮毛等等。
这些好像都表明，这些连种田都还没学会的人类群落已经出现了复杂社会中才有的地位、权力的概念。那么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转一下，最早的人类群落形态其实不是原始的、平等主义的小群落，而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王权、世袭权力等等阶层制？
对，也不对。因为学者们同时也发现，这些复杂遗迹的范围很零散，活动时间不算很持久，在更大的地理范围中，还是有很多的简单群体。那到底要如何解释这些复杂遗迹的存在呢？
实际上的回答是，在所谓“文明时代”之前的几万年间，早期人类不是还没学会那些复杂的艺术、阶层社会等等东西，而是一会儿做，一会儿不做，根据季节变动，拥有很大的弹性，也就是所谓的“季节性”。这里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早期人类也会动脑，他们也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这种季节性的政治安排甚至也能在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中看到，比如说北美的因纽特人、巴西的南比夸拉人。我们就拿南比夸拉人作为典型案例。
南比夸拉人居住的地区是一片贫瘠的草原，虽说不至于饿死，但也没有什么物质积累，但即便如此，南比夸拉人仍然会选举他们的“酋长”。这些酋长会帮助南比夸拉人在季节之间转换社会形态。怎么回事呢？先讲讲地理背景，在他们生活的草原上，主要分为雨季和旱季，雨季时，他们就以数百人的规模居住在村庄里，从事园耕，而在旱季，他们就分散开来，变成觅食者小游群。在旱季，酋长们负责扮演“英雄”，带领小群体在草原上四处游历，比如要不要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要不要追逐一群动物，决定团体的去向，对成员们发号施令，命令他们做这做那。而在物产丰富的雨季，如果酋长们在草原上的冒险游历成功，积累了足够声望，就能在村庄里吸引人们住在他家周围，此时虽然他还是酋长，但反而不能强行命令别人，只能靠劝说和以身作则，同时还要负责分配资源，很容易就成为村庄中最穷的人。换句话说，旱季时他们像国王，而雨季时他们则只是平等主义的村庄中调解矛盾、分配资源的特殊个体。这些人有着充分的政治自觉，知道什么时候更适合做什么事。根据20世纪4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这些酋长“与他们的大多数同伴不同，纯粹享受声望本身，感到一种很强的责任感的召唤，而且对他们来说，承担公共事务本身就会带来回报”。他认为，这些酋长和现代社会的一些政客一样，懂得兼顾个人野心和公共利益，既能在物资紧缺的时候增强群体的适应能力，又能在物质丰富的时候帮助保障平等的社会秩序。
引入了季节性，之前所说的零散的奢华遗迹和简朴觅食群体共存的现象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许多。不管是哥贝克力的巨石阵，还是东欧的猛犸象牙建筑，其实就是某个季节的大丰收、大狩猎之后，有一个短暂的物质丰饶期，才会出现的大型聚落的遗迹，而其他时间里，这里的居民就会化整为零，分散成在周边从事狩猎采集的小群落。考古学家如今推测，几千年前建造英国巨石阵的群落就是这样的钟摆式社会，这些人既会以采集橡果为主食，还会养家猪与牛群，到了冬天就集中宰杀食用。每到一年中的某个重要时刻，比如冬至，他们就从整个不列颠群岛的各个角落汇集在英国南部的平原上，集中享用大鱼大肉，用木材和石头建造大型仪式性建筑，所以有些地方冬天是几千人的大型村落，夏天就是无人的荒地。而现在最出名的那个巨石阵其实是一系列纪念建筑的最后一座，不少更早的巨石阵、巨木阵都在建成一段时间之后被拆除。不过与南比夸拉人不同，他们在冬天的时候物质更丰富，还可能为了协调长距离运输石料和修建建筑而发展出类似“国王”的领袖角色，而在夏天时过着更平等的生活。而古代墓葬中的那些看起来更高贵的死者，生前可能就是在不同季节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实际上，这种季节性的钟摆社会其实也留下了一些痕迹，比如很多古老的节日都会有颠倒日常社会秩序的庆祝仪式，像是西方的万圣节、中国古代的元宵节，都允许人们暂时打破原本的社会禁忌，毫无顾忌地狂欢一把，有时也会修建短暂的仪式设施，比如华南地区有些地方会在中秋节舞火龙，或是拜神时焚烧精美的纸扎神像。还有些时候，会在节日庆典上用各种办法选出英雄或者领袖一样的人物，比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龙舟、抢花炮等等，赢家的特殊身份只会保持到下一次庆典为止。
总而言之，在漫长的数万年间，智人并非没有发明出包含仪式、艺术、地位等等特征的复杂社会，而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选择某一种形态，有着明显的季节性，有些季节中的社会已经具备了一般意义上“文明”的雏形。这种季节性意味着人类会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之间转换，有着很强的弹性，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会不停变化自己的组织形态来适应变化的物种。但我们又知道，后来的确出现了不随季节变化的复杂社会，也就是狭义上的、脱离野蛮的早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