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将星熠熠,共有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包括我们熟知的萧克、邓华、杨得志、许世友、杨成武、韩先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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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本来有57位,其中有两人是后面补授的,一位是李聚奎,另一位是王建安

李聚奎的情况比较简单,他授衔的时候正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石油工业部不属于军队系统,因此在1955年没有参与授衔。到了1958年,他与余秋里中将对调,出任总后勤部政委。上级考虑到他革命年代的贡献,最终为他补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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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建安是1956年被补授上将军衔,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直以来有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王建安受到黎玉的影响。抗日战争的时候,王建安曾长期担任山东纵队副指挥,而总指挥张经武仅在山东呆了一年,因此山东纵队的工作实际是由王建安和政委黎玉主持的,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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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说法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因战略问题,王建安与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发生了争执,甚至拍了桌子,这件事情后来传到了毛主席那里。因此,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毛主席特别批示: 此人骄傲自满,宜授中将。但是负责军衔评定的总政部主任罗荣桓认为,以王建安的资历和战功,给他评个中将太不公平,因此一直拖到了1956年才给他补授上将军衔。

第三种说法比较靠谱,王建安受到了“高饶事件”的影响。解放战争的时候,饶曾任山东军区政委、华东军区政委,他对军事能力出众的王建安特别欣赏,曾提议王建安出任华野东线兵团副司令员,两人私交甚笃。1954年“高饶事件”后,华东军区展开了批饶与自我批评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王建安拒绝批评饶,同时也拒绝展开自我批评。这种行为受到华东军区党委的点名批评,王建安因而受到党内记大过处分,军队级别也从正兵团级降到了副兵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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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总政治部递呈上将名单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想到了这件事,于是把王建安名字给圈了起来,并特别批示: 此人骄傲自满,宜授中将。

毛主席的意见不能不考虑,但是王建安的资历和战功也摆在那。负责评定军衔工作的总政治部主任是王建安的老领导,深知他的为人,如果真给王建安一个中将,那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于是暂缓了对他的授衔,直到1956年王建安做出深刻检讨和自我批评之后才给他补授上将军衔。相对来说,王建安比贺晋年幸运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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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性格耿直,敢说敢做,坚守原则,在战争年代没什么,但是到了和平年代却让他错失了很多机会,因此一直担任大军区副职,包括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和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这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分别是邓华、杨得志、韩先楚,资历均不及王建安。在57位开国上将中,像王建安这种情况的并不多见。

素与王建安有嫌隙的许世友曾这样评价他:“老王这个人,会上拍桌骂娘,但是会下从不拆台。”意思是,王建安脾气暴躁,容易冲动,但是光明磊落,私下里从不搞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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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王建安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叶帅在接见他时,不禁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后,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之后,王建安担任了中纪委常委一职,他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当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工作初期,信访件特别多,但是王建安基本上做到了来信必复。

此外,王建安对待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有错必批,而且常常不留情面,不徇私情,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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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叶帅都不忘提醒他说:“有人告你的状呢!”

对此,王建安毫不在意地说:“肯定是我批评过的那些人吧。”

在生活中,王建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部在外地工作。

有一次,夫人牛玉清想让王建安调一个子女回北京工作。那个时候牛夫人年纪大了,对孩子愈发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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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这个要求一提出,直接被王建安拒绝,他说:“只要我还没有死,一个也别想调回来!”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 一切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向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因此,好多老战友直到一个月后才知道王建安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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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委还亲自到王建安的家中转了一圈。王建安住的是单元式老房,卧室里没有地毯,也没有沙发,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床由条木拼接而成,以两长条凳支撑。看到这,李政委心里不是滋味,感慨地说道:“想不到建安同志生活这么俭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