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政治学家杜金不久前在一档对话节目中，回应了他当初为何对中国抱有敌意，相关视频也在近期发布在了中文社交媒体上。
他表示，在苏联刚解体后，他看到中国拥抱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在他眼里，中国更像是西方的“同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帮助西方围堵俄罗斯。但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了中国与自己想象的不同。尤其是在近些年来到中国，进一步了解中国后，他彻底改变了看法，意识到了中国是推动多极化的重要力量。
无独有偶。早在今年5月，也就是杜金刚刚入驻中文社交媒体后不久，也曾有过类似的表态来回应网上对他过去言论的质疑：
“我注意到网络上对于我本人的攻击，一些人用我在30多年前发表的观点来攻击我。不过，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那时我认为，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会失去主权，背叛东方文明，拥抱并支持全球资本主义。”
杜金强调，随着他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多，他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他说：“我了解中国越多，我就越仰慕中国。”
杜金到底是真的改变了想法，还是单纯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里我们不作猜测。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杜金奉行的新欧亚主义没有变，变的是中国在其中的定位。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也就是其争议言论的来源。
“欧亚主义”起源于十月革命后，来自一群流亡到海外的俄国思想家，他们既反对愚昧保守的斯拉夫主义，也反对发轫于彼得一世，类似于日本“脱亚入欧”的西方主义。其核心就是“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俄罗斯是特殊的存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欧亚国家。
在苏联时代，欧亚主义并非显学，其离经叛道的思想几乎没人敢研究。直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融入西方的尝试失败了。如何定位自身，国家又该何去何从，成了俄罗斯思想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这种背景下，欧亚主义迎来了复兴，旗下各种流派百家争鸣，其中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由于其大胆和夸张的设想而最为出名。
杜金认为，要将俄罗斯从“绝望的地缘危机”中拯救出来，应该首先在原苏联地区建立起一个既不属于亚洲，也不属于欧洲的“欧亚国”。
但仅仅这么做是不够的，他认为，仅靠俄罗斯单打独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以美国主导的大西洋主义和全球主义对抗，需要联合其他民族国家。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杜金眼里，欧洲和日本是俄罗斯最应该团结的对象——这里欧洲主要是指老牌的西欧国家，包括法国、德国，但不包括英国。
值得一提的是，杜金的地缘设计显然来自麦金德的大陆岛思想，即最大的陆权带来最大的海权，从而为创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打下基础。
杜金选择欧洲和日本，显然主要是出于实力的考量。杜金用于阐述“新欧亚主义”的著作《地缘政治的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成书于1997年，那个时候他们是少数能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的势力。
至于中国，当时还没有实现崛起，因此并未被杜金所看重，反倒是他戒备的对象。一方面就是他今年多次提到的，他当时认为中国已经拥抱了美国的全球主义，跟美国是站在一边的。
另一方面则是他在节目中没提到的。包括他在内，当时很多俄罗斯政治、思想界的精英都错误地认为，如果中国崛起，那么俄罗斯可能会丢掉远东和西伯利亚。2000 年，就连刚上台的普京都曾公开推测，在一代或两代人后，黑龙江的俄罗斯一侧将会是哪种语言占优势，是俄语还是汉语。
所以杜金在书中提出“肢解中国”的设想也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危险的邻居”，应该将包括东北、内蒙、新疆的中国北方地区纳入俄罗斯的控制范围，以作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带”。而作为补偿，中国可以南下控制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另外，杜金还提议拉拢日本，以更好地遏制中国，为此，俄罗斯可以把北方四岛让给日本。
后来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尽管杜金的思想在莫斯科一度盛行，其著作也被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采用为教科书，但时代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其理论的错误，杜金在俄国内的影响力也很快就下降了，2014年后他甚至无法在俄罗斯的政论节目中登场，后来更是因为其极端思想失去了莫斯科大学的教席。
当然，杜金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市场。从2017年起，他开始参加一些在中国的学术活动。从今年开始，杜金更是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正式进入中文舆论场。
杜金深知，自己曾经的争议言论为他带来了知名度，带来了进入中文舆论场的“门票”，而现在是时候回应、打消这些争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