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知名国际学者杜金最近一次接受国内媒体采访，再次解释了，为何当年他会对中国抱有这么大的敌意，甚至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瓜分中国”，为俄罗斯建立所谓“大中亚缓冲区”的主张。
杜金首先是强调，他对中国的“敌意”已经是过去式，甚至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俄罗斯一直在走下坡路，而作为一个“俄罗斯爱国者”，杜金对这种情况感到焦虑，开始研究，中国这个最大邻国，对俄罗斯究竟意味着什么。
由于那时的国际格局与现在完全不同，经历过苏联解体的俄罗斯，在西方的全球化与单极霸权面前崩溃，甚至是“完全屈服”，而中国却与美国的关系相对良好。
随后杜金承认，自己当初没法客观判断中国的真实情况，但确实认为，中国更像是所谓的“西方同谋”，试图成为亲西方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他对中国“敌意”的来源。
我们可以这么总结，杜金当时断定，中国已经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承担起关键环节，反观俄罗斯这边，一直都没有恢复元气，还被叶利钦引入了“休克疗法”的歧路，陷入危急存亡的境地。
中国既然与西方走得越来越近，而俄罗斯却每况愈下。那么家门口有这么一个处于“敌对阵营”的大国，俄罗斯的处境有多不妙可想而知。
于是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杜金开始讨论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出路，希望俄罗斯通过外交与武力双管齐下的方式，重建自己的大国影响力，挑战美国主导的“大西洋主义帝国”。紧接着他就提出，要“瓜分中国”，为俄罗斯打造一个地缘缓冲地带。
随后杜金谈到了自己为何出现转变，首先是看到普京开始掌权，觉得这个人“很合自己的胃口”。
我们也知道，杜金一直被外媒形容为“普京的大脑”“俄罗斯的国师”，这倒不是说，杜金和普京的关系很密切，甚至能主导俄罗斯的战略决策方向，只是在西方眼中，普京的执政理念，与杜金的理论在很多地方不谋而合。
何况俄罗斯这几年力推的外交战略，很多地方都能看出杜金“新欧亚主义”“多极世界”等理论的影子。杜金如今在国际学界的名气，很大程度是和普京强绑定的。
有必要指出，普京实际上是在靠拢西方时碰了壁，才意识到“向东看”的重要性，杜金的学说也因此有了用武之地，这里面的逻辑关系不能搞乱。
随着中俄加强战略互动，杜金对中国的看法也跟着出现变化，最后他认定，在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进程中，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战略盟友。
只要中俄都保持文化传统内核，就不会被西方所定义。
另外补充一句，杜金第一次大范围地进入国内舆论视野，是他对中国的激进主张，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的舆论形象。至于杜金后来的想法变化，就很少为外人所知。
而他第二次进入国内舆论视野，则是在女儿出事以后，这时候，杜金早就完成了理论思想的转变，与中国的互动逐渐频繁，最后在中国焕发了个人事业的“第二春”。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杜金一直在设法改善自己在中国的舆论形象。这就要求他必须直面自己当年的激进主张，反思当初对中国的敌意是否有失偏颇。
大半年前，杜金来了趟中国，回去后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起了中国的好话，认为俄罗斯应该“向中国学习”。
这一次在镜头面前，杜金总结说，他以前的观点，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上的绝望”，误解了中国在全球化的角色。
可现在的国际格局，与三十年前截然不同。俄罗斯重新登上全球政治舞台，或许还落后于中美，但国际影响力已经回归了大国范畴，而这一切，都是普京“力挽狂澜”。所以杜金就没有那么焦虑。
由此可见，杜金一直在向外界表明，他对中俄关系的战略意义有了全新认识，思想上的转变，更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如果一直炒作他当年的激进论调，甚至拿以前的作品断章取义，作出误导性的解读，“破坏他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点是不可接受的，也有刻舟求剑的嫌疑。
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杜金虽然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的敌意，对中俄合作持正向态度，但他欧亚主义的核心理论还是那几点主张，只是他开始承认，中国是俄罗斯理想的合作伙伴，当初敌视中国的观念，存在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