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意味着对传统的继承与新局面的开拓，并将开拓成果延续到后世。本着这样的原则我们将宋代农业地理置于历史长河中进行评判，这一时期不仅成功地继承了传统，也为农业种植制度与土地拓展带来新的成就。
一年两熟稻麦轮作制是中国农业种植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这项技术起步于唐代，完成于宋代，延续使用至今。
农业生产为民众生活提供了衣食，而人口也在农业的滋养下不断繁殖。为满足增殖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扩充土地是一种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实行农作物的多熟制也是一种途径。多熟制也被称为复种，即同一个生长季内重复使用土地，一季作物成熟，继续种植下一季作物。复种轮作关键之处在于掌握前后作物生长期之间的衔接，前后作物多熟满足了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避免了同一作物连续使用土地带来的不良结果。
复种轮作需要自然条件支撑，以及对农作物生长期前后时间差的利用，准确意识到两者的信息并投入农业实践中，需要长期的摸索与社会需求，这个机遇就在唐宋时代。
《晏子春秋》载“橘逾淮为枳”，这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告诉我们淮河南北环境存在差异，淮河以北属于暖温带，渡过淮河就进入亚热带地区。温度带的变化，为农作物的多熟制提供了更充足的热量资源，但资源禀赋的优越并非农业技术进步的绝对条件，纵观历史，唐宋之前南方农业技术不仅没有超越北方，反而滞后于北方。当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拥有几千年中华文明政治中心、经济重心地位的时候，江南一带还处于“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农耕兼渔猎的时代。至于复种轮作，这项农业技术出现在江南，比北方晚了一千多年。
为什么？难道江南一带，热量条件的优势不够吗？其实，我们都知道农业生产是人类劳动、自然环境与农作物三位一体共同成就的结果，三项要素中农作物属于客体，自然环境的属性限制了农业发展的幅度，人类劳动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取向，而技术取向与人类需求始终捆绑为一体。司马迁《史记》告诉我们江南一带“地广人稀”，人口少，粮食需求少，在北方人大量南下之前，这里几乎没有提高产量、增加收成的需求。农业社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换作当代理念，土地属于不动产，依托不动的土地为生，“安土重迁”成为中国农民固守的信条，迫使人们离开家乡，战争是最主要的原因。无论中外，和平与战争始终交替旋转在历史舞台上，中国历史上发生在北方的战争一次又一次推动北方人出离家乡故土，南下逃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三次人口南迁的时间分别是西晋末年“永嘉之难”、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人口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北方人的到来为南方带来各种社会变化，其中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是不仅增加了大量劳动力，也加大了粮食需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南方，尤其江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有了重大改变，而一年两熟复种轮作制就在其中。
历史上江南一带的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制由几项技术构成，其中关键之处在于插秧。稻麦轮作起始于江南，插秧技术的本源却来自北方。水田技术源自旱地农业盛行的北方，需要探究与讨论之处自然不止一点。
插秧技术出自北方，见载于北魏农书《齐民要术》。水稻固然起源于长江流域，数千年间在北上南下的传播中，北方渭河、汾河、伊洛河、淄水等河谷地带早已栽植了水稻。《齐民要术》载这些“北土高原”植稻区，稻苗长到七八寸时，地里的草也随之长起，农民的除草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剪除杂草用水浸泡，令其腐烂；另一种是将水稻、杂草一起拔出，将草捡出浸入水中，稻苗重新栽植。两种除草方式中，第二种“拔而栽之”虽然不是易地插秧，仅是原地复栽，但从技术特征分析，与水稻移栽插秧具有同类性质。
与北方水稻种植技术不同，江淮地区至6世纪一直保持“火耕水耨”易田制。“火耕水耨”，这是我们今日并不熟悉的词汇，司马迁《史记》就是用它描述了江南地区的农业技术。那么“火耕水耨”的含义是什么呢？直白地讲就是将土地上滋生的杂草烧掉，作为肥源，随后灌水入田，播撒稻种，待稻出苗后，若再有杂草，拔掉踏入水中。无疑，“火耕水耨”过程中，杂草滋生，达到肥源标准，需要一段时间，若土地连续使用，几乎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火耕水耨”的除草方式建立在轮流使用土地的易田制基础上。
易田制下一部分土地休闲，另一部分种植农作物，土地利用率最多50%，也许比这还低，改变易田制的时代在唐代。发生在755年的“安史之乱”推动一波又一波北方人，一路南下躲避战乱。人多了，需要的土地与粮食自然也多了，单凭一半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无法满足需要，人口压力推动土地利用率从50%发展到100%。土地连作后，除草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当然不能继续采取“火耕水耨”，来自北方的农民，但凡操弄过稻田的都了解“拔而栽之”的复栽技术，自然也将这样的除草技术用在南方稻田之中。于是无须“火耕水耨”，北方人带来的技术解决了除草问题。
北方人复栽的目的本是除草，或许北人南渡后也是本着除草的意图实行复栽，但插秧技术却在复栽中诞生了。插秧由两个环节组成，每年三月前后将稻种播在拥有沃土的苗圃之中，苗圃中出土的秧苗几乎没有间距，因而占地很少，大约一个月后移栽到稻田之中。从苗圃中移栽稻秧，本意是将与稻秧同时长起的杂草除掉，无意中成就了插秧技术。唐人高适诗中写道：“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岑参诗中写道：“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两位诗人都生活在唐中期，诗中告诉我们，这时插秧在长江流域已经成为通行的水田技术了，但这时插秧的目的仍是除草。
插秧本意是除草，却为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提供了条件。这条件是什么？是时间与空间。如同教室中安排课程，一堂课结束，下一堂课才可继续，若同一间教室，前后课程时间相互重叠，课一定上不成。农业用地也是如此，地还是那块地，需要用时间进行协调。《齐民要术》告诉我们水稻直接撒种于农田中，“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收获期则在八月下旬。而冬小麦的播种期多在八月下旬、九月上旬，收获期却在四、五月。两种作物存在一段相互重叠的用地时间，没有在水稻收获后种植冬小麦的条件。有了水稻插秧技术则一切都不同了，一般三月育秧，这时虽然正是冬小麦的生长期，但育秧在苗圃进行，稻麦不存在用地之争，待四月末、五月初冬小麦收获上场之时，也正是水稻移秧的日子，同一块土地，稻、麦用地时间完美地衔接起来，前者下课，后者上课，用的是同一间教室。这正是宋人陆游《五月一日作》诗中“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的情景。水稻五月插秧，八月就可以收获了，宋人称“八月登粳稻”，冬小麦播种正好在水稻收获之后，“八月社前，即可种麦”。水稻改为秧播后，水稻在农田中的占地时间为五月至八月，冬小麦为九月至来年五月，稻麦两种作物在时间与空间上，正好填补了彼此的空白，为改变南方平原地区土地利用形式与轮作制度创造了条件。
从插秧到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制经历了不短的历程，唐代中期插秧普遍应用于水田，而稻麦一年两熟复种轮作大约出现在北宋中晚期，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中“刈麦种禾，一岁再熟”告诉我们，那时的太湖平原已经将稻麦复种纳入农作物的种植序列之中。从插秧到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相隔二百多年的时间，这二百多年，既是水田、旱地相互转变的技术探索过程，也是人口与粮食需求推动技术进步的时代。李伯重曾提到成书于唐代中晚期的《蛮书》记载，云南“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并认为这是唐代出现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的证据。面对这项记载，我们在肯定唐中晚期云南确实出现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制的同时，却不能将此结论延展至长江流域。地理常识告诉我们，云南所在的西南季风区与长江流域的东南季风区，有着并不相同的气候特征，四五月间正逢西南季风区的旱季，十一二月则属于少雨的凉季，无雨的天气帮了稻麦轮作一个大忙，整地、排水都变得容易了一些；而东南季风区就不同了，四五月间盛行梅雨，十一二月也不时阴雨连绵，正如元人白珽《过东寺》诗中“江南四月雨凄凄”，元人王冕《梅花其二》诗中“江南十月天雨霜”所说，春、秋两季多雨，在多雨的季节完成稻麦轮作，技术探索需要一段时间。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至北宋中晚期江南一带才有了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制。
“靖康之难”再次将北方人推向江南，无论百姓，还是姓赵的皇帝，此时南下的都是惯于面食的北人，在朝野士庶对于面食的需求的推动下，稻、麦两季收成中，国家只征一季水稻租税，有力地提升了农户种植小麦的热情。这样一个北人南渡的历史时期，为冬小麦在南方扩展与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制提供了机遇。我们在南宋时期的诗文中看到许多稻麦轮作、起麦秧稻的场景：“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四、五月间，冬小麦收割、水稻插秧都在此时进行，这是农家最忙的季节，乘着梅雨的间隙，抢种、抢收，“双抢”的紧张与繁忙，至今仍留在江南农家的记忆中。
农业并不是政治的产物，政治却将农业推向进步。北方的战乱成为江南农业发展的契机，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制不仅将江南的土地利用率从100%提升到200%，也将农作物的产量翻了一番。当然，这里所说的江南并非泛指整个长江以南，而是专指太湖平原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将近一千年前，这块土地在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的支撑下，有着超乎其他地区的富庶，余粮从这里输往各地，民谚“苏湖熟，天下足”包含着人们对这片土地的赞叹。从那时江南的富庶到今天的学术研究，于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命题便呈现在论著与课本之中。
（本文节选自《宋代农业地理》第三章“民生与国运——宋代农业地理的基本格局”第一节，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