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自：外滩教育（ID：TBEducation），作者：吴仲豪，编辑：Lulu
社会阶层流动一直是大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当一个家族绵延数代后，它还能靠什么保证家族地位，让家族“照常升起、照常繁荣”呢？下文中，外滩君根据美国经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教授研究理论，以中外数个精英家庭为例，从史学角度揭示了家族传承中“文化遗产”和家庭文化的重要性，为家庭教育提供更多借鉴意义。
1839年，达尔文结婚了，作为进化论奠基人、信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著名生物学家，不知道他有没有思考过自己的后代会如何发展、“进化”。
一项追踪数据告诉了我们答案，即使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到了达尔文的第五代子孙，达尔文家族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在二十七个玄孙中，有六个大学教授，四个作家，一个画家，三个医生，一个著名环保人士，以及一个电影导演。
无独有偶，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家金庸（查良镛）以及现代派诗人穆旦（查良铮），两人不仅是堂兄弟，而且都出身于代代相传的书香世家——海宁查氏。
往上追溯，海宁查氏不仅在明清两代出了许多进士，其中还有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因此查氏祠堂中有康熙皇帝御题的对联和匾额，可见其文士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文坛的两大人物：金庸和穆旦。
很明显，无论中外，无论从先祖追踪子孙，还是从子孙追溯先祖，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其子孙后代延续“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这个研究结论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雷戈里·克拉克教授，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他擅长从“长时间段”中去研究和发现社会经济、国家财富的“隐秘”，从而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反常识”性结论。
在这项经济史研究中，他颠覆了人们普遍相信的“富不过三代”的认知，正如他的著作名称The Son Also Rises所揭示的秘密：社会地位的流动是缓慢的，出身于高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孙有非常大的可能（0.75）继续保持家族地位，“照常升起、照样繁荣”。
子孙“照常升起、照样繁荣”
克拉克教授的结论一经公布便引起了公众关注和争议，因为它颠覆了人们对社会的常识认知。
具体来说，无论是中西社会，还是中国地区之间，研究结果却惊人的一致：社会地位与身高、基因等生物性因素一样是可以“遗传”给子孙的，一个高社会地位的家庭，要经过十到十五代的传承（三百到五百年），家庭最原始的优势才会逐渐烟消云散。
如果真是这样，北欧等高社会福利国家也是如此吗？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身边许多社会地位变动的真实例子呢？
那是因为我们目前观察到的事例都发生在一、两代人之间，不足以反映长时间的规律或特征，而且通常情况下，我们经常把“财富”和“教育”当作单一的标准看待社会地位，但其实社会地位是由财富、教育、收入、健康状况综合作用的，甚至寿命都是考量因素。
为了证明这一社会流动现象的广泛性，克拉克教授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瑞典，英国、美国，甚至亚洲国家印度、中国、日本等，并且跟踪了上百年的历史数据。
而且克拉克教授的研究方法也比较“奇特”，他选取了不同社会中的精英姓氏，以三十年为一代，追踪了这些显赫姓氏在三百年到五百年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化。
比如他选取了瑞典历史数据中的医生、律师、大学生、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在这四类中挑选了可以代表高社会地位的姓氏；而在中国，他选取了清代进士名录中的“精英十三姓氏”，来对比这些精英家族跟普通姓氏（家族）的差异。
看看你属不属于精英十三姓氏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的祖先在三百年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孙后代的成功，那“躺平”的人岂不是会越来越多？
大概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个结论，克拉克教授也直言了自己研究的不足（或差异）。
那就是他能找到的精英家族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只能占总人口的0.5%-8%，因此克拉克教授也一再强调，他做研究的目的无意于讨论“真假”、“对错”，在历史研究中没有“绝对的真实”.
而数据反应的也是一种“相对”，毕竟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经常有一种被“数据”平均的错觉（人均收入达标了吗？年终奖符合人均数据吗？）。
克拉克教授是想通过结论，探讨社会地位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这对普通人更具借鉴意义。
什么影响了社会地位的流动？
要谈论社会地位流动的影响因素，克拉克教授告诉我们要先厘清什么是“社会地位”。
很多人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肉眼可见的，住房、车辆、收入、职位、教育水平，综合起来就可以“估算”他处于社会的什么地位。
然而并非如此，用克拉克教授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型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其“基因型社会地位”，这个是隐性的、潜藏的，不容易被人看到的根本社会地位。
这就好比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是大学教授，这种深层潜藏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受教育水平？这些隐藏的“基因型社会地位”才是更值得探讨的。
在“基因型社会地位”中，智商和基因遗传不在探讨范围之内，而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形成的家庭环境、文化环境中。
克拉克教授指出了能够代表“基因型社会地位”的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家庭或家族内的教育（主要出现在讨论中国社会的章节），另一个是婚姻。
1、为什么只有“富不过三代”，而没有“文不过三代”？
家庭教育作为“基因型社会地位”的表现，可以体现在教育资源和文化遗产两方面。
比如，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克拉克教授指出，如果一个人的“表现型社会地位”是出身于贫困家庭，但他却拥有一个显赫姓氏的大家族（有着优质教育资源和高社会地位），那这个人有很大可能通过其“基因型社会地位”而改变自己的“表现型社会地位”。
因为在晚清民国时期，名门大族设置专门的族学供同姓子弟接受基础教育，同时有专门的族田给同姓子弟用于教育支出。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童年时期每个月能领到宗族分发的五块钱“膏火费”，也就是读书时要用到的蜡烛、灯油钱。
如果说“族田”“族学”这些教育资源还算是具象的，那家族或家庭中的“文化遗产”则是一种更为隐形的传承。
先来说家族的文化遗产。中国家族有着重视“文教”的传统，无论是前面提到的无锡许家（许凤藻、许倬云）、无锡钱家（钱基博、钱钟书）、海宁查氏（金庸家族），都秉持着“诗书之家”的家学渊源。
也就是说，每一个后代都必须以读书受教育作为维持家庭地位的主要方式。同姓子弟均能通过科举取士的概率极低，但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能取得举人资格，那整个同姓家族的教育资源和社会地位就可以延续下去。
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是“富不过三代”，却从没人提出过“文不过三代”。
比如许倬云所在的许家，在无锡的开坛始祖最高职位曾到湖南巡抚（1764年），到许倬云出生的1930年，按30年一代来算，经过了5-6代人。
虽然在五代人的发展中并没有取得大的成就，但每一代人都秉持“读书传家”的家风，直到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成为海军将领以及海关监督，才又达到家族地位的一个高峰。
历史学家许倬云
除了家族的文化遗产，在更小的家庭范围内，家学的渊源对子女的影响更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种说法是很有依据的。
许倬云日后成为历史学家，深受童年时期父亲的影响。抗战时期的重庆，许倬云和父亲每天听BBC的新闻，里面有提到关于欧洲和中国战场的报道之后，父亲就会在地图上标出来，并且从战争的角度来分析给许倬云听，而父亲书架上的历史书也成为许倬云最早的读物，因此，对于他来说，“父亲不仅是父亲，也是我的老师。”
家学的影响对子代来说不是“大张旗鼓”显而易见，而是“润物无声”的滋养，作为信念、精神、文化遗产在代际之间流传下去。为什么“合适的配偶”不是车与房，而是看祖辈？
2、为什么“合适的配偶”主要看祖辈？
除了教育之外，好的婚姻对于维持或提升社会地位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克拉克教授认为，“适合的配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门当户对”，即“表现型社会地位”的匹配，而是要深入分析“基因型社会地位”。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小A现在有两个看上去很合适的结婚对象，在同等情况下（学历、家庭状况、收入等），其中一人拥有全国三大姓氏之一，另一人拥有精英十三姓氏之一，小A选择哪个更有利于其社会地位呢？
如果让克拉克教授来做建议，他会认为拥有精英十三姓氏之一的人是更为“合适的配偶”，当然这是从社会地位的维持和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个角度来看。
换句话说，从婚姻的角度来分析“基因型社会地位”，不仅要看本人，还要从其全家乃至全族去看。不光看TA爸妈、兄弟姐妹，还要看TA的堂表亲，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等等。一旦TA的亲属关系中出现过高社会地位的存在，也暗示着TA在未来达成高社会地位的高可能性。
其实中国传统的精英家族“深谙其道”。
许倬云在回忆录中提到，无锡的许、华、孙、钱等几大家族都有联姻的习俗——“结老亲”。
“结老亲”不是从财富角度来看是否匹配，而是作为文人大家族，大量成功的祖先进一步增加了子孙获得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
在这里还想延伸说一下“基因型社会地位”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受现代新思潮的影响，长三角地区大家族往往开风气之先，办实业、兴新学，许多开明的大家长不仅让女儿从缠足的梦魇中解脱，而且让她们上女校，接受中西教育。
比如在《合肥四姐妹》一书中，讲述了合肥书香世家张家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发展。
重点在张元和、张充和、张兆和、张允和四姐妹身上，她们在传统大家庭的文化“熏染”中，不仅接受了新式教育，还习得了传统教育。
四姐妹各有所成，后分别嫁与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从家族的社会地位延续和传承角度来看，四姐妹比她们的同胞兄弟们更具代表性。
合肥四姐妹及她们的家庭
总体来看，无论对男性还是对女性，基因型社会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无疑，这对当下流行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今天的社会流行着高嫁、高娶的“攀高枝”择偶理念，选择标准从身高长相，到学历工作，再到“房车标配”不等。这些标准，用本书的观点来看，属于表现型社会地位。
比起这些，一个人的整体表现中有没有体现出家庭文化的（多代）传承，有没有良好家庭教育的积累印记，才是更重要的，这些隐而不显的，不是一两代的快速长成，而是多代、长时期的浸润和积累，是更宝贵的。
为了下一代，
父母能为孩子做些什么？
行文至此，相信有很多读者会问：那父母能为孩子做些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传统精英家族是怎么做的。
以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为例，钱氏家训为“读书传家”，世代书香，到了钱基博这一代，他精通文史，后成为教授、古文名家，弟弟钱基厚擅长工商实业，成为无锡商会会长。
钱基博的儿子钱钟书从小博闻强识，对文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理科可以说一窍不通（清华入学考试数学只考了15分）。
钱基博对钱钟书的教育理念不是“全才”，而是将兴趣和禀赋发展为擅长，出于对儿子的观察和了解，他着重培养钱钟书在文学和历史上的涵养，对钱钟书而言，这是他日后成为中国文史大家的必不可少的“家庭教育”。
钱钟书故居
再来看钱钟书的堂弟、钱基厚的儿子钱钟韩，他从小的兴趣更倾向于工科和理科，父亲钱基厚作为无锡工商商会会长，非常重视实业和科技对社会的作用，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钱钟韩及其同胞弟妹，他们无一例外都选了工程、光电等工科专业，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理工人才。
正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同样的家族传统，却能根据孩子不同的禀赋和兴趣，将上一代的优势发展为下一代人的教育资源，并且让“家庭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坚厚基石，最终决定了一个孩子最终能飞多高、走多远。
这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家庭都很有借鉴意义，钱家的故事不仅暗合了克拉克教授强调的长时期的影响（书香世家），也肯定了短时间内（一代人或两代人）子孙的努力。正是在钱基博、钱钟书这两代人之间，钱家的社会地位到达了不曾有过的高峰。
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一代人在社会地位上的积极争取和积累都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只有积累到一定的量变，才会产生质变。
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说话，在1830年代，英国精英姓氏进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概率是普通姓氏的50倍，但到了2010年，这个比值降到了6倍。
这意味着在180年内，选择了教育这条途径的群体中，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进入到英国最顶尖学府。
这个结果无疑与普通人越来越重视教育、支持教育有关。就像老生常谈的那样，在每一代人之间持续获得高等教育水平，是维持和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
当然，今天的我们已然更懂得尊重个体的差异和选择，也更明白多元化发展的可贵。精英教育未必适合每个孩子，但是，具有终生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对孩子们来说将是必选项。
因此，父母从自身一代开始做起，为子孙后代创造“文化遗产”和家庭文化环境，也许是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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