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鹤见俊辅（1922—2015）
日本思想家、文化评论家、社会运动者。曾任教于京都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同志社大学。与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等人组成“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其主导的刊物《思想的科学》为战后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杂志。强调“思想·良心的自由”，积极参与反对越战、推动慰安妇赔偿等运动。著有《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战争留下了什么》《漫画的战后思想》等。1994年因其对现代思想和大众文化论的贡献以及在野思想的确立，荣获“朝日奖”。
在战败之初的日本，或是由于纸张短缺，或是因为作者难寻，出版书籍和杂志变成了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当时市面上已有的书籍和杂志多是在战争末期刊行的，只不过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对其“后记”略加了一些修改而已。
但没过多久，大抵自 1945 年 12 月起，战败后方才启动 的《新生》《近代文学》等杂志便开始在店头现身。至翌年年中，小篇幅的杂志也接二连三地出版。而战前业已存在的 《文艺春秋》（KING）也在此时加入了这些小杂志的行列，迎来了新的发展。于是就像参加青梅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那样，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开始向前奔跑了起来。
《挣扎中的决断：竹内好传》
[日] 鹤见俊辅 著
刘峰 译
光启书局 出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竹内好曾在其中一份小杂志上发表过题为《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的文章。
此文在开头即介绍了林语堂（1895—1976）的《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及其续篇《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前者出版于 1939 年，翌年被译成日文时出现了三 种版本。即：
《北京历日》，藤原邦夫抄译，明窗社
《北京之日》（全两册），鹤田知也译，今日之问题社
《北京好日》（全三册），小田岳夫、庄野满雄、中村雅 男、松本正雄译，四季书房
竹内说，这部小说和中国文学史上同时代的作品相较而 言算不上优秀。因为它看似模仿《红楼梦》创作而成，使用 了类似风俗画卷般的手法，却并不具有《红楼梦》作者那样 的反俗精神。和同时代小说家茅盾从《子夜》到《霜叶红似 二月花》不断走向成熟相比，林语堂的作品作为现代的中国 文学很难称为优秀。
尽管如此，竹内仍在文中介绍了这部小说。其原因即在于三种日译本都无一例外地存在删减省却的内容。
这或许是受制于当时的环境，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若不采取此种办法就无法获准出版。虽是无奈，却也可惜。而若将其完整译出并刊行上市，一旦那些可能有助于日本国民反思战争的最佳材料的关键部分遭到扭曲或抽离，或许又会带来反作用。林语堂在书中控诉日本国民道德责任的言辞会反过来给日本读者留下死鸭子嘴硬 的印象；若强调中方在道德上占据了制高点，则会被视 作“弱者的哭诉”。甚至不仅仅是被视作哭诉，为译本添加解说的人还可能有意识地将此种偏见强加于读者，并强调进行删减不会影响作品的本质。
譬如在当时的译本里，有如下一段话值得推敲：
“博雅这人，他决心戒毒的原因是非常有意思的。说是有一天他和太太在东安市场走着，某国的水手跟在后面摸了他太太的臀部，到第三次再出手时，她太太实在不堪其扰，便大声喊了起来。博雅大怒并回过头去，结果那个水手又朝博雅脸上扇了一巴掌，哈哈大笑了起来。由此，博雅便下决心要戒毒了。”
木兰问：“被打了之后，博雅怎么办？”
“能怎么办，什么也做不了。中国警察可管不了这事。”
木兰的内心被触动了。
同样一段话，竹内是这样翻译的：
“谁让博雅下决心戒毒，您知道吗？是一个日本水手。……穿日本水手制服的人跟在他们后面……博雅的 太太回身看了，那人仍不肯作罢。太太感到害怕，便低声细语地告诉了丈夫。于是那日本人第三次动手时，太太尖叫了起来，博雅则愤然回过头去。没想到那日本水手竟然‘啪’的一声朝博雅脸上扇了一巴掌，然后哈哈大 笑起来。博雅对日本人的恨真是渗入了骨髓。他意识到 自己抽白面儿的习惯是日本人造成的，所以决心戒掉。”
木兰问：“他被打了，后面怎么办？”
“能怎么办？中国警察管不了日本人。有治外法权哪！”
木兰的内心被触动了。
在战时的译本里，原文中的“日本人”全部被替换成了 “外国人”，抑或是翻译成“某国的水手”。有敏锐洞察力的日本读者，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在说日本人。但这样一种逃 避式的翻译手法，却导致林语堂原文中那股横溢的气魄完全丢失了。
可以看到这一部分，是环儿在解释博雅这个吸毒者（曾 在天津的饭店里抽了一支茶房递来的藏有白面儿的香烟，从 而上瘾）是怎样通过自己的意志戒除毒瘾的。在竹内看来， 作者林语堂把博雅化作了中国人的代表，如果在这里不提及 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那种复杂纠葛的关系，那么“木兰的内 心被触动了”一句就会像是悬在半空的说辞。只要读到这一 节，中国人都会感同身受并与木兰产生共鸣，美国人在读英 文版时也能够有所察觉，而日本读者，即便读了三种不同的译本，也无法真正领会其中的含义。
当时日本的军部一直通过秘密机关从事鸦片的销售，在中国人群体中不断增加鸦片、海洛因吸食者的数量，并利 用手头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来对其进行操纵。竹内在提到此 事时是这样说的：
那些贩毒的和走私的，从未在道德上质疑过自己的 行为。若试着分析他们的内心，我作为日本人是能够找到原因的。即，其道德的根源在于国家，且是由一个作为神的人统治的国家。若给其一个爱国的暗示，则必当确信一切都是善的。里面不存在所谓人文主义这一市民 社会性的伦理感。因此，贩毒的和走私的其实也有值得 同情之处。从另一方面说，这同时也证明问题在于日本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培养出此种伦理感来。不仅没有培养，反倒使之走向了退化。商人的素质也好，在华浪人的素质也好，自岸田吟香以来一直都处在退化之中。而军队的素质，义和团运动时期和此次战争时期有着天壤之别。 基于帝国主义论来看，其中或许正存在着某些不可分割、切离之物。进一步说，如果认为此次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或许有些夸张了，它实际上更像是近代 以前既已有之的掠夺战争。至少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伪装成帝国主义的原始掠夺，带有特殊的、日式的双重性格。
竹内提出这一见解的根据，来自他曾作为士兵参加侵华战争的亲眼所见。而对其来说算不上优秀小说的《京华烟云》，则能展现出日本人无法看到的侵华战争的另一面相。
林语堂是如此看待战争的。对他而言，战争就是野蛮人的入侵。因而只能实现暂时性的征服。（而 Moment in Peking 这一英文标题即来源于此，所以日文译名并不 妥帖。所谓的“Moment”，不仅是指 1937 年以后，或许亦可回溯至 1900 年以后。）
在这里，竹内把中国人“视五十年如一瞬（Moment）” 的历史观和日本人“视眼前胜利为一切”的历史观做了对比。
他指出，林语堂将日本的侵略看作一个 Moment 并始终坚信中国人的道德持久力能将其一口吞噬，这相较于鲁迅的 “绝望”或许缺乏足够的深度，但对比同样处在“Moment in Peking”这一战争中并鼓吹所谓“Moralische Energie”（道义生命力）的日本御用学者，却显然更加亲近人民大众。
林语堂通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野蛮为野蛮所灭的历史观，且不断鼓舞着中国人民凭借自身力量完成抗战。他寄希望于身患毒瘾的博雅自力更生，正是在中华民族面对压迫而挺身反击时向自己发去的喝彩。尽管在延安提出“论持久战”的毛泽东和林语堂有着完全不同的身份，但两人在对日抗战这一点上却是彼此相通的。而其中的鸦片问题，实则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长期以来，鸦片始终是中国军阀的财源所在。因此禁止鸦片的政策总是在垄断利润的诱惑中败下阵来。即便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它也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禁止，现实中，鸦片仍在半公开地进行贩卖。而与日本占领区接壤的中共根据地，却彻彻底底地实现了禁制。由此，走私又开始活跃起来。若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此种政策是不甚妥当的。因为它似乎是在用自己的资金为敌方的战斗力提供保证。但是中国共产党绝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背弃自己的理想。他们即使知道此举对自身不利，仍然会坚持不采取任何措施。我还曾在战争时期和内蒙地区调查机关的一位研究者聊过这个问题。他当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共的战斗力展开了细致的调查。以致我对日本军部利用马克思主义一事倍感惊诧。然而，那位研究者的调查终究只是停留在数据层面而已。 对于理论层面的观察与思考，他是没有半点兴趣的。
竹内的《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一文刊载于元山俊彦主编、国土社出版的杂志《知性》的 1949年5月号。虽然这本杂志体量不大，且在刊发该文之后不久便告停刊，但对我而言，竹内的论文却是难以忘怀的。在战败后数年间不断涌现于众多杂志的大量优秀论文中，它显然占据着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我记得自己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便第一时间拜读了。
林语堂这个名字不会让人感到陌生。1935年，他出版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曾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在书店堆积如山、备受欢迎。我曾在留学美国之初拜读过该书的英文版。其遣词造句较显温和，英语表达流畅，但相较于此前读过的鲁迅《阿Q正传》 来说，并没有给人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当时，鲁迅那种沉郁的文风更能吸引我。而《京华烟云》一书，我在美国也曾读过，当然也知道其日文版的问世。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当竹内从新的视角审视我曾走马观花般读过的书籍时，我内心是颇为震撼的。
据说为了撰写这篇论文，竹内曾集中阅读过林语堂的著作。他在《林语堂》（《鲁迅杂记》，1949年）里面曾有如下记载：“他的反动言论，纯粹来自他的‘爱国心’，并非来自私欲或妥协。这点是能够触动人心的。自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他在两条备选的道路中选定一条之后，便忠实地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地向前迈步了。”对竹内而言，“他虽然没有达到思想家的高度，但作为评论家却有着敏锐的感觉。他那捕捉舆论盲点的慧眼总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成功”。
林语堂曾在 1945年的《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中写道：“孔子和马克思正在中国进行论争，我更想把赌注压在孔子身上。”他之所以认为孔子能够胜出，系因在其看来，当时的共产主义忽视了民族的传统，即使能够取得成功，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林语 堂》，《东北大学新闻》，1948年5月）
1951年河出书房刊出《现代中国论》时，竹内曾为《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写过追记，其中写道：
林语堂现在正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去。但是我却感到，这似乎是日本人对华认知中的一个弱点。故渴望再次深挖。
竹内只是从同时代的一个小问题入手，却最终把问题引 向了滚滚洪流。明明是日本人缺乏对华认知的一个小例，他却展开了深刻反思并借此折射出日本人所面对的现实。其中存在着一种对日本传统的委婉解读。以往有关日本的论述， 往往会集中强调日本传统之美，抑或是否定日本的传统。竹 内却与之相异，并没有完全摒弃日本传统中的负面遗产，而 是让其存留了下来。
在侵华战争至太平洋战争的漫长岁月中，日本人始终坚信：服从国家（其实是当时的政府）即为一种“道德”。因而，从不会去思考敌对一方所持有的道德。
中国的国民理论之崇高，支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基础。与此相反，日本在这一方面则几乎为零。虽然仅从理论层面分析战争是不对的，但也不能完全忽视理论。（中略）虽然人是由利益所驱使的，但也不是仅靠利益来驱使。
那场侵略战争造成了日本国民价值意识的混乱，亦 如林语堂所言，带来了一种对道德毫无感知的病症。此 乃不争之事实。但同时也可以说，正是国民道德意识的 低下导致侵略成为可能，甚至时至今日，国民仍未对此有所觉察（例如，可参考张群访日后的印象记录）。若将反人道罪消解在反和平罪里，或许我们肩头的重担会减轻不少，但这绝不意味着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我们必须深究反人道罪本身固有的意味，仔细地审视自己在镜子中反射出来的野蛮性，凭自身力量从根本上把握住洗心革面的契机。若不主动经历这场痛苦，我们的子孙将再无望立于世界市民之列。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从 1900 年“义和团事件”写到抗日战争期间的1939年，可谓一部记录欧洲与日本侵华史的长篇小说。竹内所审视的日本现代，则肇始于日俄战争之后的1905年，截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盟军占领下的1949年。这大体上与林语堂作品中涉及的时期相互重叠。
面对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时局，日本曾围绕现实问题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效果。而同一时期，中国人的课题设定却显得较为散漫且充斥着失败与错误，此后，便走向了包括林语堂和毛泽东在内的广泛团结，进入抗战时代。可见中国人是在较长的时段里把握现在，日本人则是在较短的时段里把握现在。但战前、战时、战后的日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却无法感知两国之间的龃龉。身处同一时代的竹内，却对此种龃龉感到焦躁、失落。苦涩，是其日本论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