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书中，对卢汉似乎有些抱怨：“1949年，我被人用枪口顶在我腰上而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的档案，卢汉把它压在云南30年。后来因管理档案发现而承认我的起义，1980年，遂把我改为‘起义将领’。”
沈醉一方面认为自己被定为战犯是卢汉没有上交他的起义档案，另一方面又对“起义将领”这个身份有些愧不敢当：“像我这样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得到党和人民给我以‘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我非常珍惜，不用说，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就是通知我改换，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
”
有人说沈醉不要起义将领的身份，是还指望小蒋在台岛给他“补发工资”——曾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就有一百万美元“补发工资”，但文强坚决不肯去领。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他原来的部下，现在已经在岛上有很高位置的蒋志云告诉他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四百美金，每月还有一千二百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一千六百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一百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应该给你钱。”
文强认为自己要是真拿了这笔钱，两方面都不好看：“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拿了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和沈醉是军统“老同事”，在功德林又做了好几年“同学”，特赦后又分任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小组正副组长，但两个人的脾气秉性却完全不同：文强倔强到底，沈醉问一答十，还揭发了周养浩徐远举不少罪行。
文强和沈醉都写了不少回忆录，沈醉的系列回忆录笔者都买全了，但是有些事情却越看越糊涂：他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到底是真心拥护起义，还是另有企图？
文强是中将，所以有了一百万美元的“补发工资”，沈醉被捕前，也刚刚晋升了中将——“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
尽管沈醉这个“总司令”连一个排的正规军都没有，但毕竟有委任状在手，他可能是估计小蒋不会不认账。
我们细看相关人员回忆录，就会发现沈醉可能有要那一百万的意思，也可能没有要那一百万的意思，但无论如何，他都拿不到那一百万。
首先我们来看沈醉是真心起义还是另有企图，这个问题是说不明白的：沈醉自己在不同的回忆录中，对此事也有不同说法。
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被迫起义》中描述了他当时的真实想法，那就是“我要力挽云南危局，做个样子给你（毛人凤）瞧瞧！”
沈醉所说的“力挽危局”，当然是要阻挠卢汉起义，甚至要对卢汉实施暗杀，卢汉肯定是掌握了相关情报，这才没把沈醉列入起义将领名单。
事实上卢汉一开始还是比较优待沈醉的，也没有直接把他关进监狱，而是让他和李弥、余程万等六名蒋系高级将领住在一起，并任命了李弥余程万新的职务（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委员）。
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中说自己当时面临三条路的选择，第一条是顽抗到底，以死相拼；第二条是假起义，真潜伏以待时机，第三条是真起义，把一切都交出来，立功赎罪。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真起义：“只有这样才是一条生路。主意一定，我的心反而坦然了。我准备亲自号召云南省三百多公、秘单位的特务以及他们统率的特务武装部队，放下武器，交出电台和一切文件、器材，随我一同起义，并把我在上海藏匿的一些枪支、电台的地址供出来。我还想到当天中午才到昆明的四个老朋友徐远举、郭旭、成希超、周养浩，想把他们也交出来。”
同样是沈醉的回忆录，他在《军统内幕·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中又承认，他是假装起义，意图不轨。
1949年12月12日上午，沈醉与李弥、余程万、李楚藩第二、沈延世、石补天、童鹤莲等结为兄弟：“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
沈醉自己的回忆录自相矛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弥通过妻子跟昆明城外的敌军联络，沈醉是知情并提供了掩护的，甚至李妻的特务手段，都可能是沈醉教的。
沈醉作为当事人，在不同环境下会说不同的话，这些话真假难辨，我们也没必要去深究，因为沈醉已经被“恢复起义将领身份”，所以不管他是真起义还是假起义，都有贡献：他命令手下特务放下武器、停止活动，也是有功的，要是那些特务暗中搞破坏，确实是个大麻烦。
不管沈醉是真起义还是假起义，他都是关押了十年后才特赦，那么他能不能从小蒋那里得到一百万美元的“补发工资”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会得出结论：别说一百万美金，他连一美分都得不到！
沈醉不是文强，他与文强有三点最大不同，所以小蒋不派特务对他进行追杀就算不错了，补发工资是万万不可能的。
沈醉第一个“不如”文强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文强的人脉：文强跟戴笠、郑介民、毛人凤关系都很好，跟老蒋的两个儿子更是称兄道弟：文强厌倦了特务生涯，蒋经国邀请他给自己当副手；蒋纬国一直到死，也一直称文强为兄自称为弟。
笔者一直搞不明白蒋家父子为什么对文强那么好，直到看了《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才发现，原来文强的父亲是最早期的同盟会盟员，也是同盟会资助者，文强算程潜、张治中等人的“世侄”，也算老蒋的晚辈和学生。
沈醉上面只有戴笠一个靠山，而戴笠早就被毛人凤封在了水泥坟墓里（据说坟墓用水泥全封闭是很不吉利的），沈醉得罪过郑介民和毛人凤，估计在那边的档案里，沈醉肯定是被当作“叛徒”记载的。
沈醉与文强的第二个不同，就是文强心里认错嘴上不认，我们细看文强写的《戴笠其人》和沈醉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就会发现两人笔法有很大差异，对戴笠之死，文强表示震惊和遗憾，沈醉则表示那是戴笠恶贯满盈罪有应得。
文强和沈醉写的这两本书后来合成一本，书名就叫《戴笠其人》，那本书小蒋应该是能看到的，即使小蒋看不到，那些特务也会看到，于是给沈醉“补发工资”，也就不可能了——沈醉揭了蒋家和军统太多黑幕。
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特赦时间：沈醉是1960年第二批特赦的，也是最早被特赦的将军级特务，除了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董益三、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绝大多数特务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
特赦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确已洗心革面改恶从善，沈醉是符合特赦标准的，但这也恰好给了对面不发工资的借口。
沈醉和文强都没拿蒋家的“补发工资”，不管是不肯拿还是拿不到，这二位都有自己的理由，熟读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对此事肯定也是自有高见：在您看来，沈醉去了那边讨要工资，能要到多少？对文强和沈醉这两个曾经的中将级特务，特赦后的政协文史专员，您会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