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八路军作战科长回延安，彭德怀给了他一个麻袋，里面装的全是黄金》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之初，国民政府是按4.5万兵员的数目来发饷的。但是，蒋介石根本就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八路军的存在，他的心里一天到晚所想的，就是怎么弄死八路军，对于八路军的军饷，自然是能拖就拖，能欠就欠。
即使这样，八路军挺进敌后，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还是迅速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八路军整编的时候只有12个团，到了1940年8月发起百团大战的时候，投入战斗的正规军达到了27万人！这，还没有包含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在内。
相较而言，南方的新四军的发展就有点慢了。
新四军1937年10月成立时有1万人左右，到1941年皖南事变时，则只有2.5万人，可以说，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
表面原因是新四军所活动的地区还没有完全沦陷，有国民党军队驻扎，限制了发展的空间。
实际原因却是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项英一直在坚持王明路线，以“服从统一战线”为荣，对中央指示的东进北上的方针以种种理由进行推脱。
这，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经过重建，短短三年，就发展到了十万多人，也得到了反证。
关于项英，老覃多年前发布过《敌人大举来攻，项英主张撤出苏区，毛主席：只有36计用完才可以走》《1932年，任弼时、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等一系列文章，详细讲述过他在创建江西苏区时的一些事迹。
说起来，他的来头很大。早在1922年4月，就以武汉工运领袖的身份加入了党；1928年7月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就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是我党最高领导人之一。
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一度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受到了斯大林的单独召见，获赠一支精制的小手枪，聆听过斯大林关于“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的高论。
1931年1月，他担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人。
即使王明中央后来把“中央三人代表团”派到瑞金，项英仍然代理了中华军委主席。
不用说，那一段时间，项英是很有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的。
不然，他也不会在处理“富田事变”时做出了那么尖锐的批评；更不会在宁都会议上那样“猛烈开火”。
1933年1月至11月，项英取代朱德担任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完全不顾毛主席的劝阻，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总顾问提出的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错误战略，把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方面的军事行动，使得红军陷入了被动、失利的不利战局。
1934年1月，项英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毛主席共事，却又为执行《国际来信》和《劳动法》等问题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项英在成为了新四军领导人后，为什么总是执行不了毛主席的指示的原因了。
话说回来，项英是怎么成为新四军的领导人的呢？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在中央苏区待不下去了，主力部队8.6万余人必须转移了。
当时留下了16000左右人，都是拿着大刀梭镖的非主力部队，其中还有2000多是重伤员，是不可能和老蒋那几十万带着飞机大炮机枪的部队硬扛的。
老覃在另一篇题为《军事顾问李德回忆：长征前夜，项英一再告诫我要警惕毛泽东的举动》的文章中提到：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被委任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留下来领导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的全面工作。
项英无惧生死，临危受命，无数次闯过生死线，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则当南方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他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项英为什么被留下不能参加长征呢？
根据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长的李维汉后来的回忆：对于哪些人留下来或随军出发，主要是由博古、李德等人的个人喜好来定的。
伍修权在他的回忆文章《我的历程》也直言：“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所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这些人后来大部分牺牲了”，“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我们不妨来看看，被留下来的重要人物都有谁：有患病体弱、被博古等人另眼看待的瞿秋白，有腿部负伤、说话向来犀利的陈毅，有被视为“毛派分子”的何叔衡、周以栗、陈正人、古柏、毛泽覃、曾山等等。
毛主席也是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才得以参加长征的。
项英在当时可是博古“左”倾中央所信赖的“股肱”人物，为什么也被留下了呢？
1992年，和项英一起留在南方打游击战，解放后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在一次谈话中披露说：
“项英被留下来打游击战，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如果被中央主要领导人喜欢，也就不会被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