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束缚自我，以迎合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在社会交往中，自我抑制往往成为我们的习惯状态。
在极端的情况下，对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恐惧变得如此内化，以至于在独处时都在意他人心目中的形象。
为什么每个人都很爱自己，但却对自己意见的重视程度却不如对别人的评价那么看重呢？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社会性动物，对认可的需求源于对群体归属感的渴望。群体间的相互依赖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没有群体的相互依赖，我们就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源、配偶和保护。
虽然社会融合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福祉仍然至关重要，但它已不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许多人把社会的不认可当作是一种威胁生命的经历，促使人们不遗余力地去适应社会，而且往往是自我毁灭。
虽然 “合群 ”能满足与生俱来的进化冲动，但它并不等同于健康的社会融合。融入是对环境进行评估，然后成为被接受的人“，而 ”归属并不要求我们改变自己，而是要求我们成为自己。融入需要不真实和顺从，而归属则需要真实和接受。
对于社会一致性的复杂机制，有些思想家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它，有些人则从消极的角度看待它，但共同点是一致性的边界并不止步于社会化领域，而是作为社会规范和期望的内化声音而延伸。
亚当-斯密等哲学家认为，这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和谐与道德诚信，但其他人则倾向于持不同意见。
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揭开道德良知的神秘面纱，且认为我们对他人关于值得称赞和值得指责的特质的看法的知识积累，就像一面镜子，人们通过这面镜子来评价和规范自己。
公正的旁观者是一个想象中的第三方，我们通过这个想象中的 “他者 ”来客观地评价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内心的评判者具有同理心，能让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平衡、中立的评价，但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一个必然的内心旁观者，在心理学中被称为 “内心批评者”。
自孩童时起，人们从他人那里吸收并内化的判断、期望、态度和信念构成了内心评判者，我们对这些判断、期望、态度和信念能有多大的信任度呢？
哲学家福柯认为，社会规范，甚至是社会认为真实的知识陈述，都是在现有权力关系的背景下构建的。一个男女之间存在权力差异的社会，会产生性别歧视的规范、期望和信念，从而扩散和复制两性之间现有的权力关系。
除了对我们社会建构的 “内心法官 ”的所谓公正性普遍持怀疑态度之外，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从 “他人 ”的角度而不是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呢？
答案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接受自己，相反从外部来源外包了这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定义和自我价值完全取决于他人的看法。
我们的双眼被 “他人 ”的眼睛所取代，通过 “他人 ”的眼睛来看待、评判和审查自己。当我们为自我表达设置障碍时，我们就会在不真实中迷失自我，在社会期望的塑造下，不断努力实现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自我。
生活在不真实的状态中，处于迷茫之中的人，既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也无法成为别人。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区别在于 我是和我应该是，后者是社会条件的产物。矛盾的是，当我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时，我就可以改变自己。
一旦我是谁与我被期望成为谁之间出现不一致，就会失去真实性。在童年早期，人们经历了自发的自我表达与社会通过我们的主要照顾者的反应所产生的对抗。
我们学会了一些表达方式会得到奖励，另一些则会受到惩罚，这就是条件性积极关注。在我们完全依赖看顾者的时候，迎合他们的接受条件就成了生存问题，最终也成了自我价值问题。
以这种方式长大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法认识到自己与生俱来的价值，除非满足 “价值条件”，否则无法接受自己。
救赎真实性的途径在于实践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一旦接受自己，不以自己必须成为别人才能被爱为条件，我们就能开始重新找回对外部验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本质上是对内部验证的误导。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个人会越来越觉得自我评价的源泉在于自身，会越来越少地向他人寻求认可或否定，寻求生活的标准，寻求决定和选择。
自由在于重新找回真实，因为你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也就是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