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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建人之一，但他本人却牺牲在了1941年“皖南事变”中，对我党，我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可以说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但在皖南事变中，对于中央提出的“北上发展”的方针，项英一直存在抗拒心理，难道他另有“雄图大志”？
存在分歧
项英是一位老革命了，在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时，他就是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还在1925年当上了全国总公会执行委员，担任公会委员长早于刘少奇同志。
可以说，以项英的资历足以获得很高的声誉与威望，但他在一些问题上与毛主席等人并不相同，甚至存在明显的分歧。
1931年，蒋介石集中2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二次“围剿”，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党中央紧急召开了一场会议，讨论的重点便是“打不打”。
不过，在会上出现了两种不一样的声音，以中央三人团为代表的主张主动撤离，理由便是敌我兵力，武器装备差距过大，硬打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
显然，毛主席，朱德等人的意见是相反的，此时项英的态度就十分重要了，他当时是中央苏区的书记，但让人没想到的是，项英也同意退出苏区，还表示四川是理想的根据地。
但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认为绝对不会退出苏区，不然只有死路一条，还拿了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诱敌深入”的例子劝说项英。
毛主席说完之后，现场的气氛瞬间活跃了，不少人都反对撤离中央苏区，但项英看到之后并没有表态，最后还是三人组之一的任弼时同意了毛主席听一听各军干部的建议。
在第二天的扩大会议上，各军干部的主战情绪很高，所以党中央放弃了原来退出苏区的计划，并决定由毛主席来指挥，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企图。
在面对相差5倍的国民党军队，毛主席率部五战五捷，并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消灭了敌军3万人，也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和弹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拒绝北上
时间来到1940年，随着抗日形势发生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共”上，并将重点集中在华中地区，尤其是新四军身上。
同年7月，国民政府要求黄河以南地区我党领导的部队撤退到黄河以北，还要缩编，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蒋介石极有可能会发动内战或同室操戈。
为了抗战大局着想，毛主席急电叶挺，项英，让二人率领新四军在俩周之内渡江增援皖东，并给出了三条行动方案，同时刘少奇同志也认为必须迅速北上，不然国民党顽固派可能会阻断封锁。
自10月以后，毛主席多次致电新四军应快速北上，将主力移动到江北，电报内容有的是给予鼓励，也有的是批评，但核心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新四军北上，不要迟延。
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迟迟不为所动，选择了拒绝，有分析称因为皖南的特殊性，丘陵地区便于新四军在展开游击战，这一点是远超江北的。
江北多为平原，还是日伪的重点争夺区域，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鸡飞蛋打局面，但皖南地区则不同，如果国民党溃退，由日军占领，那这里就成了敌后根据地。
但毛主席的态度很坚决，随着国民党定下的时限马上就要到了，毛主席再次催促立即行动，但项英依旧列举了困难，认为北上有可能存在“拦腰截断的危险”。
毛主席接到电报后很气愤，但他依旧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再次发了一份电报，严厉的批评他们不执行北上方针，并告诫不要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你们的处境很危险，虽然到江北会有所损失，但骨干力量得以保存，前途依旧是光明的。
在毛主席的严厉劝诫之下，项英如梦初醒，意识到不能再拖延了，并在12月28日召开会议，决定在明年1月4日开拔，但实际上此时才采取行动已经为时已晚了。
除了小部分人突围之外，其余人大部分俘虏或牺牲，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遭到了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可谓是损失巨大。
而项英本人和副参谋长周子昆也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这样的结局，不免让人感到唏嘘。
另外，在皖南事变之前，有三条路供新四军选择，一条是向北，经过铜陵、繁昌一带渡江，最后抵达江北，但这一条路线上基本是敌占区，所以当初新四军并未选择。
另外一条则是向东，经过宣城县，由苏南北渡，所经之地是国民党和日军防区交错地区，最后一条是向南，也就是实际上新四军走的那条，经过的全是国民党的防区。
实际上，不管新四军选择哪条路线都是不容易的，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形成了包围态势，不打硬仗是很难突破包围圈的，关键还是错过了北上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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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晓农，《毛主席和项英的四大分歧》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0月10日，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项英为何推迟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