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陈力丹（1951年2月-），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是陈力丹教授历时十年从信息传播角度写的一本专著。为写此书，陈力丹教授通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做了名目索引约1万条、卡片3000张和一本提要笔记。全书系统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放的思想体系，阐述了他们所谈到的几乎所有涉及人类传播的各种现象和形态，诸如思维、语言、文字、印刷术、宗教、文艺、宣传、新闻、报刊等等，还论证了他们关于传播与法、传播心理、工人政党内部的精神交往、人类传播历经的三个发展形态等等观点。2012年，本书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本文为陈力丹教授其时的获奖感言，经“必记本”编辑重新发布，特此分享。
我1993年出版的专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2012年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而参加这届评奖的必须是2006—2010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所以，这次参评的版本是该书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如果没有再版，可能这本书将永远失去评奖的机会，尽管学科内的评价很高。所以，我虽然是高兴的，但没有一点激动，因为此前经历的两次评奖遭遇挥之不去。
《精神交往论》评奖的曲折遭遇
1997年，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开始评选，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可以申报一本著作参评，当时明摆着这本书是最有可能评上的，由于主要领导作梗，这个名额废了。令我感动的是，陈崇山研究员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短短的几天内，成功联络了社科院其他四个所的所长和政治学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白钢，联署提名《精神交往论》参评，因为还有另外一条上送参评的途径，即有五位以上的评奖委员联署提名。
我对此途径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我不熟悉任何一位外所的所长。然而，到了评奖那天，我刚进入会场（我也是评委），白钢把我拉到外面说，你们所长给四位所长打了电话，他们临时又撤了。我没想到事情会做得这样绝，但仍旧照常参会评别人送来的论著，至今那次评奖中一些做学问的典型事例，仍然是我现在讲如何做学术的素材。
1998年，第三届吴玉章奖评奖，我通过正常途径，经由两位教授推荐，将书送到了评审会上。很多年后，一位参会评委告诉我，当时的主持人说，关于这本书有不同意见，于是这本书没有被讨论而搁置了。我推荐的吴廷俊关于大公报研究的专著，获得那届吴玉章奖的优秀奖，但新闻学科一等奖空缺。后来仍然有一些评奖的机会，考虑到环境的恶劣，我均放弃申报，不想再为评奖消耗精力。
但是，这本书似乎没有因为没有评上任何奖项而受到影响。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专著（不是教材）在搜索引擎中得到的通常有几百条，多的几千条，而2012年5月在谷歌上搜索“《精神交往论》”，结果多达6万多条，这是本学科专著搜索中最多的。现在网上可以搜到2008—2011年关于本书的各种读书笔记，最长的1.2万字。
本书2002年重印（以第二次印刷的名义，实际上重排，页码变化，封面也换了），2004年第三次印刷。2006年，被列为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生主文献的8本专著之一，其中6本为外国人所著，中国人所著的2本，即这本和我推荐的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鉴于学科的需求，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我仅改动了其中的一小节，增加了参考书目，其他保持1993年的样子。现在，这个版本又要再次印刷了。这次以2008年版参评第六届吴玉章奖，衷心感谢方汉奇老师和所有评委们，他们给予本书的肯定，是对我当年潜心做学问的一种告慰。
2008年版
怀念“板凳十年冷”的研究环境
之所以这样感慨，在于现在我做不出20年前这样厚重的专著了，照理说我应该有更多的学术积累、有更开阔的眼光，但现在失却了做学术的必要条件：专一的时间和精力。各种晋级和竞聘，水涨船高，要求的论文、著述、课题数量越来越多，课题的经费（把能争取到多少钱作为衡量学人的标准之一，匪夷所思）越来越高，似乎多就是好。
于是，看看现在评职称或年终总结的表格，是个教授副教授的，在研究项目的一栏中，能够开列上十几项甚至几十项正在承担的课题。我无法想象这样多的课题是怎样完成的，完成的东西还能是个东西吗？我手头的课题相比之下不多，只有三四项，对我来说，已经疲于应付，想认真太难了。加上还有很多课、很多会议，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各种事务性工作，这种情形下要同时完成几个课题，还得学术水平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很清楚，《精神交往论》是我倾注全力、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其实，人文社科研究除了少量需要较多社会调查的项目外，主要是个人的脑力劳动，这种劳动是无法用钱交换来的，需要当事人耐得住寂寞，需要有多年坐冷板凳的毅力。我当时没有任何课题费，只是在接近完成的时候，得到过2 500元的资助，但是时间相对充裕，加上自己的努力，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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