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岑
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外交路线和他幕僚团队政策意向有关，但特朗普本人的政策偏好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近日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撰文称，基于特朗普的竞选言论、高层官员任命和其首个任期，可以勾勒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大致轮廓，但仍无法确切预测特朗普将如何处理重大外交政策问题。
约瑟夫·奈表示，在应对加征关税后贸易伙伴可能的报复、中东外交以及推动俄乌停火上，特朗普的表现是未知数。但约瑟夫·奈认为，特朗普宣称的“美国优先”实际上契合美国外交政策中传统的“山巅之城”理念，它并非孤立主义，而是在行动上避免激进干涉。以下是文章内容。
预测向来困难，预测美国当选总统的外交政策尤为棘手。特朗普不仅言辞轻率，立场多变，还将“不可预测性”视为一种有效的谈判工具。不过，我们仍可尝试通过他的竞选言论、高层官员任命以及第一个任期，勾勒出其外交政策的轮廓。
在华盛顿，人们常说“人事即政策”。但即便我们已经知道特朗普希望由谁担任重要职位，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人的公开立场有时相互矛盾。此次特朗普尽力避免启用那些在其第一任期内束缚他的传统共和党人，将任命标准聚焦于个人忠诚。然而，即使是这种特质，也未必能帮助我们准确预测他的政策走向。
以中国议题为例。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卢比奥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都是著名的“鹰派”人物，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因此主张采取强硬立场。从竞选期间的言论来看，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他渴望对盟友的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的关税。这表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可能是以经济施压和对抗为主要特征的。
▲12月8日，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节目的专访时被问及“是否会承诺协防台湾”，他回答道：“我从不说，因为我必须谈判。”
随着特朗普已宣布对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未来将会出现新的关税措施。然而，这些关税的税率、持续时间和豁免条件仍不明朗，并将受到国内政治压力以及特朗普个人偏好的影响。正如他提名的财政部贝森特最近所言：“我认为，他的许多举措是为了‘以升级促缓和’，而我在他的政府任职的目标是拯救国际贸易。”
同样不确定的是特朗普将如何应对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如果针锋相对的贸易战推高关税和物价，那么通货膨胀的回归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反弹。鉴于特朗普以其达成交易的能力自豪，他或许会寻求妥协。比如，他是否会向中国大陆提出削弱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此换取一项他视之为胜利的贸易协议？这正是一些美国的亚洲盟友所担心的情景。
根据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和上一任期的表现，我们还可以预见，他将进一步贬低多边主义和联盟的价值。特朗普已承诺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增加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与出口。尽管美国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一直在下降，但他的政策是否会通过削弱这些行业的相对成本竞争力，从而抵消这种有利的市场效应，还有待观察。
在中东，特朗普的竞选言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他仍以促成《亚伯拉罕协议》为傲：该协议实现了以色列与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当拜登政府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沙特阿拉伯承认以色列时，沙特提出了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采取措施推动巴勒斯坦建国。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联合政府坚决反对两国解决方案，而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公众对这一方案的支持率已从低点进一步下降。毫无疑问，特朗普希望在该地区延续其此前的成功，但他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是一个未知数。
▲12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巴黎举行三方会晤。
至于欧洲和北约，特朗普在竞选中曾表示他将在“一天之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他将如何尝试谈判停战，仍充满不确定性。一种可能性是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削弱其谈判地位，使其必须接受俄罗斯的条件。又或者，特朗普可以暂时延长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向 “朝韩方案 ”迈进。
在后一种情景中，目前的前线可能会成为一条由联合国或欧洲维和部队管理的非军事区。如果俄罗斯想重启战争，就必须先将这些维和部队驱逐出去。乌克兰或许仍能宣称对顿巴斯等地区的主权，但很可能无法加入北约；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由一些国家组成“乌克兰之友”联盟，在俄罗斯破坏非军事区时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然而，特朗普是否会利用其谈判筹码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促成这样的妥协，尚不明朗。但如果他在意自己的政治遗产，促成这项停火协议无疑是颇具吸引力的选择。
▲1989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发表卸任讲话时表示，美国是一座闪闪发光的“山巅之城”，它的灯塔之光指引着全世界渴望自由的人们。
即使基于竞选言论和人事安排的预测让人感到不确定，我们至少可以将特朗普的理念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传统中加以考量。回想他在首次就职演讲中宣称的那句：“从这一刻起，都将变成美国优先……我们不寻求将自身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而是让它作为一个榜样，自己发光。”这一观点契合美国外交政策中传统的“山巅之城”理念，它并非孤立主义，但回避激进干预。
与之相比，在20世纪，威尔逊追求一种确保全球民主“安全”的外交政策；肯尼迪鼓励美国人思考他们能为世界其他地区做些什么，并于1961年成立了和平队（Peace Corps）；卡特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关切；而小布什的国际战略则建立在领导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全球民主社会，以及促进自由、正义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支柱之上。
唯一可以确切预测的是，特朗普的世界观更符合上述第一种传统，而非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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