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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洪秀全集合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正式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其中有一条便是“别男行女行”，要求“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规定男女不得授受相亲，虽夫妻亦不得同居。
太平天国便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建立女营，它既是军营的一种特殊编制，又是管理妇女的特殊组织形式，后期发展为完善的女馆制度。只是太平天国的女馆制度仅仅是战时特殊时期的附属产物，是战时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政策，而非当权者站在妇女角度主动采取的保护措施。女馆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妇女的作用，但揭开其背后的真相，却是一种极其违背人伦的制度。
女营的兴起
太平天国从金田到南京的进军途中，洪秀全颁布了《定营规条十要》，其中便规定分设男营女营，相互之间不得私相授受。之后军中便一直严令禁止男女混杂居住，女性被统一安排在女营中，严禁男女互相探视，即使血亲之间也只准“在门首回答，相离数武之地”，“不得径进姊妹营中”，男女包括夫妇如果私自同宿，就会遭到严行诛戮。
在专门向太平军将士进行政治教育的 《天情道理书》中，有一处特别讲到军中实行男女分营的原因，大概意思是由于天父洪秀全的号召，许多人皆是带着父母妻子叔伯弟兄加入战斗，为了方便互相照应；但正值战争初创之时，必先有公而后有私，也为了内外避嫌，是故将男女分别。
由此可见，在许多人都是举全家之力参加革命的情况下，男女老少都齐聚在太平军队中，若是没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组织形式，必定会造成内部的混乱，还哪有心思打仗。于是为了使这种情况适应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初的战争环境，将一家大小分别编入军队的各种组织之中，严格实行的男女分营的制度便应运而生。
在没有任何较为固定的根据地而处于流动作战的情况下，这一制度无疑是正确且必要的。同时，正因为有女营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更多地吸收群众举家参军，正如《平贼纪略》中所记录的，太平军中男女之别甚严，即使是夫妇亦不能同居，因为怕“贼众引家，不与力战”，因而设置女馆，“掣家同行，以系恋之”。由此可见女营制度对于安定军心、解除将士的后顾之忧，有着重要的意义。
女馆的发展与变质
1851年9月，太平军攻下永安城，而以此为分界点，太平军在对待占领区域的妇女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在这之前，太平军对占领区域的妇女原则上是尊重个人意愿，愿意随军者便收编，不愿意者也不强求；但是在此之后，太平军开始在所克城池范围内实行严格的男女政策，成形与占领武昌，成熟与攻下南京。
在攻克武昌后，太平军将全城居民不分老幼，皆按性别统一归馆住宿,彼此不许往来，若遇到激烈反对之人，就采取强制性手段，强行将城中妇女迁入女馆，若遇不从者、迟到者便是拳打脚踢。何况当时的妇女多以缠足而行走不便，且抱儿挈女，依然逃不了“鞭棰促之”的待遇，一时之间“络绎衢巷”，满城哀嚎。
“或有男至女馆，女至男馆，一经败露，即时斩首”
太平军在武昌短暂地停留了不到一个月，便举兵占领南京，也是这时，开始真正大规模地严格地实行女馆制度。1853年3月太平军定都南京，军中不仅严格按照性别将男女分开,甚至将整个南京变成大军营，原来南京的男女居民，也统统编入男营、女营。此时，女营改称女馆，仍按军事化编制，集中居住，由洪秀全的亲信蒙得恩统管。
太平天国最初的女馆，受到洪秀全的“兄弟姐妹”论影响，妇女不论老少均以姊妹相称。住所条件开始是以25个人为一个房间。
“继则人数不等。或有六七十,或有一二百,锁闭严紧,不许亲人窥探……”
温饱也是“初尚给以饭食,继则不问”，而太平天国在南京设置的女馆,可谓“钤束更甚”，其实在这时不难看出，女馆的性质已经悄然转变。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对于所攻占地区的妇女的从军态度也也随之改变。
为了扩大太平军的声势，太平天国领导人允许“裹胁壮丁”；为了确保作战军需开始“搜刮柴粮”；为了保证太平军的战斗力和断绝将士后顾之忧，开始“兼掳妇孺”。这些情况直接导致了太平军“每至一村，必尽焚房屋，绝百姓顾念，势必随行”的状况。
虽然太平天国编制这些女馆时，仍然按照军事制度编为八军，但是此时的女营已经丧失了原先较强的战斗力，完全变成“女馆”的性质了。在南京城里的女馆多是各街扎馆，占用当地民房，连成一片，再将其内部打通，互相之间有门相通，只留一个总的大门供人出入，以便关防。不仅如此，还设置巡查官，专门负责巡查街道,管理女馆。那些被授予军师、丞相各种大小官职的妇女，干着恃强凌弱之事，其余人在长期身心遭到打压的环境下，早已丧失了战斗力，不见往日之彪悍。
女馆的废除
女馆制度的存在，的确在战乱年代起到了一定的的作用，为广大妇女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但这样的安稳只是相较于整个战争环境，贫困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之下，从人道主义上说这是完全灭绝人性的制度，是被军事政治所裹挟的产物，尤其到攻占南京之后，女馆制度已背离了初衷，正如简又文先生曾指出太平天国女馆建立的四个原因：
一是遵循天条，“杜浮防乱”；
二是确保士兵因沉迷儿女私情而分心；
三是“以眷属为质”，使士兵不敢萌生杂念；
四是保护供养妇女,带有一定的妇女救济性质。
但是在“女馆”建立的背后，天国统治者最主要的意图仿佛并不在于改善女性的生存状况，而是始终围绕“杜淫防乱”这一原则而施行政策的。
攻占南京之后，即便是在相对和平的区域内洪秀全仍然不让夫妻团聚，甚至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来执行女馆政策，普通民众如此，高干亦如是。即便是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与妻子同寝之后依然难逃被斩首的命运；秋官正丞相卢贤拔，刚与其妻团聚两天，便受人揭发，因受到杨秀清的力保才得以捡回性命，最后仍然以革爵治罪收场。
继陈宗扬、卢贤拔等相继受到惩办后，便有许多大官借去外地出差的由头而潜逃，这一举动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加之这种女馆制度剥夺了妇女做妻子、做母亲、做女儿、做姐妹的权利，这种囚禁人性，违反人伦的制度在那种相对和平的统治区域内，这种军事大家庭式的生活结构变得极其不合时宜，民间早已怨声载道，反对的呼声日渐高涨。
迫于内外压力，也为了安抚人心，洪秀全于1855年春宣告男女分馆政策终止，不仅宣布取消了女馆制度，允许男女婚配，还设立媒官专门负责此事。自此，南京的“女馆”正式废除，开始恢复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
结语
太平天国在施行女馆制度的过程中过于偏执，不仅隔离一般男女，连正常的婚姻与家庭都被军事编制所取代，所到之处均为军营，实在违反人性，从而走向极端，不得人心。尽管迫于形势的压力，“女馆”在相对和平的时期被废除，但“女馆”制度却仍然施行于许多占领区并带来了很多弊端，并始终存在着“强制独断”的缺憾。
这种打着幌子的妇女解放制度至多只能算作“解放妇女”的运动，而与“妇女解放”相距甚远，可以说，“女馆”制度在发挥其救济功能的同时，更多表现的是男性当权者的“高姿态”。太平天国领导者在制定女馆政策的时候，其出发点只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服从于这场战争，一切都为都为赢得战争为目的，本就不是站在妇女的立场思考妇女的需要，更遑论解放妇女，甚至于这一政策在后期的实际运作中连初心都已丢掉，为本已深受苦难的妇女带去了更剧烈的风暴。从这个意义上说，“女馆”制度的局限性远大于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创新之处，值得人们深思。
参考文献
《太平天国》
《平贼纪略》
《金陵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