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古籍钤印分类研究中存在对钤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准确，对钤印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认识不充分，对钤印分类依据、方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把握不恰当等不足。解决上述不足，可以“古籍钤印”作为顶层概念，在借鉴既有分类成果并占有更多材料的基础上，以功能为分类依据，将古籍钤印分为出版印、流传印两大类目，分别包含若干下位分类，从语义、语法、语用等角度就类目的概念、印文内容及印文组织形式进行综合剖析，重新构建种类涵盖广泛、类目设计合理、层级关系分明的古籍钤印分类体系，推动新时期古籍钤印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
关键词：古籍钤印 分类 出版 藏书
引 言
从出土材料看，中国印章的使用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领域。从权力地位的凭信、器物制造的考核、文牍物件的封检、生活资料的标记到文书签押的鉴证和书画图籍的收藏，印章无不发挥重要功用。魏晋以来，纸张广泛应用，印章实现蘸色钤盖，并与文献密切结合，印章的生成方式、使用方式、使用主体、使用范围随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并逐步形成文书、书画、古籍三大类文献钤印领域。三类文献的形态、内容、功能各有不同，决定了其钤印在施印主体、受印对象、载体材质、刻印工艺、功能类型、钤印位置、钤印规则等方面各具特点，需分别讨论。
钤印于书是中国古代颇具特色的传统，贯穿于古籍生成、流播、收藏与传承过程中。古籍钤印涉及古籍的编撰、校订、写抄、刻印、装潢、发售、搜求、购置、入藏、编目、管理、保护、观读、审鉴、校勘、题跋、赠授、借还、寄存、展陈、传承、转售、转移等一系列文献活动。从较早有明确纪年的抄写于北魏延昌三年（514）的敦煌经卷《成实论》卷末所钤墨印“敦煌维那”来看，古籍钤印至少有1500余年历史。目前我国已完成270多万部汉文古籍的普查登记，占总量的90％以上，以此估算，存世古籍数量应超过300万部（不含海外及民间古籍）。根据《中华再造善本》底本钤印整理情况来看，1178部珍本古籍的钤印数量达6449方，书印比例约1∶5。国家图书馆曾从1843种普通古籍中辑出钤印近6000方，书印比例约1∶3。按此推算，我国存世古籍中的钤印资源极为宏富，有待全面发掘利用。
科学分类是进行古籍钤印整理开发的前提和保障。目前古籍钤印分类研究中存在对钤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准确，对钤印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认识不充分，对钤印分类方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把握不恰当等不足，制约了科学分类体系的构建，从而影响古籍钤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一、古籍钤印分类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一）缺乏顶层概念及对应的分类体系
缺乏一个能够统摄古籍中钤印的顶层概念，以及将其作为有机整体进行分类研究的科学体系。目前指称古籍中的钤印，多用“藏书印”的概念，使用“古籍钤印”的较少。藏书印是从功能角度命名的概念，“藏”限定功能，“书”限定载体，如果超出此范畴，则不属于藏书印。即便使用广义的“藏书印”概念，也不宜超出“藏”的功能和“书”的外延。它是古籍钤印的重要组成，但无法涵盖古籍中所有的印章类型，“古籍钤印”的概念则能将古籍中所有钤印包容其中，藏书印是其下位概念。而目前使用“古籍钤印”概念的论著常将其与“藏书印”概念混同使用。如：钤印，也称藏书印；是书籍在流传过程中由藏书者钤盖在书上的印记。使用“藏书印”的论著又将非藏书功能的印章包含其中，如：抄书、拓书之印；刊行者或修补者之印、商标钤记、题跋识语下钤盖的印记；书肆版权印；宣告版权及刻书说明的印章；校勘印、抄书印、刻书印等校读印；各类书商的钤印木记广告。由此看来，使用“古籍钤印”作为顶层概念构建钤印分类体系更为科学。
（二）对藏书印以外的钤印类型关注不够
古籍中除了藏书印，还包括出版阶段由出版者钤盖的出版印。它与藏书印的钤印主体、钤印时间、钤印功能均不同，且数量可观。现阶段研究已对出版印及其与藏书印的区别有了一些了解，如认为藏书印应排除书籍在生产、流通领域出现的出版印、发兑印、藏板印等；明代内府刻本中的帝后玺印不是藏书印，而是发行印；明代图书封面钤印的图记与藏书印完全不同，是一种新式牌记和出版商标；钤印据其功能可分为成书印、出版印、流通印、收藏印、鉴赏印；书籍印记包括一切与书籍流传相关的信息，除了藏书印记，还有成书印记、刊售印记。广义而言，古籍出版涵盖编撰、制书、发行等一系列环节，出版印则相应地应包括编撰印、制书印、版权印、发行印四类（详见第二节）。在出版印之外，与藏书印同属流通环节产生的鉴读印、赠授印、题款印等亦值得关注。
（三）既有藏书印分类仍可进一步优化
藏书印的分类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20世纪30年代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最早发表相关论著，70年代末以来国内陆续有20多位学者对藏书印分类进行专门研究：王竞（1979）、瞿冕良（1988）、赖福顺（1991）、林申清（1992）、刘尚恒（2000）、熊焰（2003）、何宗慧（2003）、韦力（2004）、霍曼丽（2004）、孙学雷（2004）、杨艳燕（2011）、柳向春（2013）、漆永祥（2013）、施薇（2014）、吴芹芳（2015）、李素云（2016）、王雨霖（2017）、蔡云峰（2017）、刘鸣亚（2020）、王玥琳（2021）、杨耀田（2021）、王若舟（2023）、霍艳芳（2023）等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藏书印进行分类考察，深化了对藏书印类型的认识，完善了藏书印的类目设置，构建了多样化的分类体系，推动藏书印研究不断深入。但既有分类在分类方法、分类标准、类名设置、类目分级上仍有调整优化的空间。存在的不足有：
1.外延界定不当
关于藏书印外延的界定，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外延设定过宽，把古籍中的所有钤印都视作藏书印，包括前述出版印和流通环节的其它钤印。二是外延设定过窄，认为印文应包含“藏书”“图书”“读过”“审定善本”“校勘秘籍”等鉴藏字眼，将“一切可以多用的姓名章、字号章、室名章，或者作为借用的金石书画专用章以及其他各种各样与藏书涵义无关的所谓闲章之类”一概排除在外。古籍中钤盖的藏书人名章和闲章等，虽然印文并不包含鉴藏字眼，但同样体现藏书功能，不应将其排除在外。判定藏书印应主要考察其是否具备“藏”的功能，这是藏书印外延界定的关键。
2.分类角度混杂
印章可从印主、功能、印文、材质、形状、语种、字体、阴阳、字数、泥色、篆刻等角度进行分类，其中藏书印是从功能角度命名的概念，其分类的目的是探求“藏书”功能的多样化。早期藏书印分类存在多种角度，如从钤印主体分为藏书家及其后人之印、书肆之印、刊行者及修版者之印；从钤印时间分为收藏时钤盖、购入时钤盖、研究时钤盖；从钤印位置分为钤盖在单独纸片上粘贴或夹附书叶中的印、钤盖在扉叶的商标钤记；从钤印功能分为记录藏书来源、记录收藏及校读时间、标识校读和题识、区分不同时代版刻、提醒借阅注意事项、指示后人处置身后藏书。分类虽然细致，但缺乏条理。有的分类间杂多重角度，如既有按内容分类的名号、堂号、仕履、门第等印，又有按功能分类的鉴别、校读、观赏、记事等印，还有按印主分类的宫廷、藩府、官书等印。又如“藏家印记”“经眼者印记”“书贾印记”“刊书印记”“发售印记”“来源印记”“捐书印记”“联名印”“肖像印”等类目，亦间杂三种分类角度。多角度分类的缺点是类名繁多，类目杂糅。后来的研究者已注意到此问题，开始注重按功能分类，如：记人、记书、记事、记言；表归属、表鉴赏校读、表珍惜、表志趣爱好，单纯的功能分类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多角度分类的弊端，是藏书印分类优化的体现，只是尚不彻底。
3.类目名不副实
古籍钤印类目的命名经过了不断规范、日益精准的过程。早期类目命名较随意，既缺乏统一的句式，语言也不够规范和凝练，如“藏书家或其后人出售藏书时所钤记”“区分不同时代版本之印”“与借阅事项有关之印”；“一般以藏书为标志者”“爱护图书告诫读者或后人者”等。后来类目名趋于规范，字数基本保持在二至四字之间，但仍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如“名章”类，除了名号印外，又将收藏、校读、鉴赏之印归于其下，理由是其反映藏主与书籍的行为关系；“记人”类，除了名号印外，又将名号后缀以“珍藏”“收藏印”等鉴藏功能词的印章归于其下，依据是印文中包含名号信息。收藏鉴读类印文的句式一般为：印主名号+鉴藏功能词，有时还附加藏品对象，如“虞山毛氏汲古阁收藏”“张之洞审定旧椠精抄书籍记”，印主名号作主语，功能词作谓语，藏品对象为宾语，构成主谓或主谓宾结构。此类印应根据印文中起核心作用的谓词性成分，诸如“收藏”“珍藏”“审定”等功能词命名并分类，不能因为印文包含名号，就片面地判定为名章。又如“记事印”类，除了记藏书有关重要事件以及印主重要经历外，又包括标明书籍种类、特色等信息。种类、特色等是书籍属性特征，记录这类信息的印章，与“记事”类名的含义并不相称，不宜归入其中。
再如“闲章”类，既有分类对闲章概念的认识存在分歧：一是认为其印文仅限于诗文；二是认为其印文包括格言、成语、警句、箴言、吉语、诗文、典故等；三是认为除了前二者外，闲章印文还应包括生年行第、籍贯里居、家世门第、功名仕履等人物身份，藏品种类特色等书籍特征，观赏、鉴别、校读等鉴藏活动，人生重要经历以及肖形肖像等内容。闲章如何定义与归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闲章”一词的核心是“闲”字，“闲”有“与正事无关的”意思，因此，将记录印主身份信息和标识书籍鉴藏活动的印章归入闲章是不适当的。藏书印语境下对闲章应该这样理解：首先，闲章印文内容与书籍鉴藏活动无关，从印文中既看不出印主的名号、出身、经历等身份信息，也看不到明确指示书籍鉴藏行为的字眼，而只是有关闲情逸致、志向节操、祈福愿望的诗文以及与印主身份无关的图画。其次，闲章在内容上与藏书无关，但其功能并不“闲”。闲章的原生功能是言志传情，与书籍结合后则派生新的藏书功能。其印文虽无关印主身份和鉴藏信息，但其既为印主信物，印文的遣词造句、篆刻的字体章法、印面的形制规格等都是印主个性的体现，可看作隐性的名章。“从鉴定版本的角度说，它和其它印章同样，可以起到识别的标识作用”。
4.类目冗余冲突
既有分类中某些类目间存在包含或交叉的关系，造成类目冗余冲突。如“观赏印”和“校读印”并立，二者都是阅读过程中钤盖的印章，不必分立。类似者如“经眼印”和“品种印”，经眼是看过、读过的意思，属于观读范畴，可归入鉴藏印；品种印记录鉴藏对象的种类、等级、特色及名称，如“叶山民所藏乡邦文献”“贵阳陈氏审定宋本”“仪晋观堂鉴藏甲品”等，应归入鉴藏印。又如“四经四史之斋”“金石录十卷人家”等以特色藏品联接“斋”“室”“人家”等构成的印文，前者以藏品命名堂室，可归入名号印，后者表示“家藏有金石录十卷”的意思，可归入收藏印。另如“表志趣爱好”类，以志趣爱好命名印主名号，与“表归属”类中的“名号印”相冲突；“纪年印”类，印文记录印主生年、科举仕履及鉴藏活动时间等信息，而与之并立的“仕履印”“收藏印”“鉴藏印”“纪事印”等类目有时亦包含记录时间的印文，则与“纪年类”有所冲突。对于此类印文内容较多的钤印，应根据印文的侧重点进行分类。
针对早期类目过于繁多，缺乏层级性，类目间时有交叉重复的问题，后来者已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类目聚合，构建了具有层次的分类结构。如早期分类将名号印、室名印、生年印、里居印、仕履印、门第印、行第印等并立，后来分类者则将上述多个类目聚合形成“藏家名章印”、“反映藏书家的基本情况”、“表归属”、“记人印”、“记名印”等上位类目，原有类目则转化成二级类目。印文中的名号、堂室、生年、里居、仕履、行第等都属于印主身份信息，将其归并于一个一级类目之下，是分类完善的体现。另如将收藏印、校读印、鉴别印、观赏印、经眼印等类目聚合形成“藏鉴印”、“表鉴赏校读”、“记书印”等，实际是把对书籍的收藏、鉴赏、阅读、校勘等鉴藏活动聚合为一类再进行下位划分。再如将箴言印、吉语印、诗文印、典故印等置于“闲章”一类之下，亦属类目聚合。通过类目聚合归并，可减少类目冗余，避免分类繁复，促进分类体系不断完善。
二、古籍钤印分类体系的构建
本文进行古籍钤印分类的基本思路：一是把“古籍钤印”作为顶层概念，涵盖古籍中的所有钤印，以体现分类的穷尽性；二是将古籍钤印分为“出版印”和“流传印”两个一级类目，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下级划分，以体现分类的层级性；三是以功能为依据进行分类，从具体文献语境中判定钤印的功能类型，尽可能避免兼类，以体现分类的排他性；四是在功能分类的基础上，从语义、语法和语用等角度对印文进行综合解析，以体现分类的学理性。
（一）出版印
出版印是古籍在编撰、出版和发行过程中，由出版主体钤盖以记录出版信息的印章。它是记录并传递出版信息的重要工具之一，主要包括编撰印、制书印、版权印、发行印四类。
1.编撰印
编撰印是编撰者钤盖的记录编撰者、编撰方式、编撰特色、编撰时地等信息的印章。编撰是出版的前提和先决条件，编撰信息是对书籍知识版权的宣示，除了在卷端、扉叶、封面等显要位置进行刻写外，也可以通过钤印的形式来标识。编撰印的印文内容及组织形式有以下几类：
（1）编撰者+编撰方式。编撰者一般为印主姓名字号，编撰方式如撰、著、编纂、辑录、校订、评点、鉴定等，可称为编撰功能词，是判定编撰印的标志，如清董文焕稿本《藐姑射山房诗集》卷端（见图1）既有墨笔题“洪洞 董文焕 研秋甫”，又钤有著者董氏“研秋小草”“研樵诗草”“研樵手校”等编撰印，印文中“小草”“诗草”“手校”即编撰方式。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王綍钤印本《书学印谱》卷端钤“王氏手著”一印，“手著”即亲手编印。清雍正十三年（1735）果亲王府刻四色套印本《春秋左传》卷端钤“果亲王点定”印（见图2），表明此书经果亲王修定而成。另如清康熙十八年（1679）天盖楼刻本《金石希先生全稿》扉叶钤有“江南学院鉴定颁行”，民国十年（1921）古鉴阁珂罗版影印本《魏崔敬邕志集联拓本》书后版权页钤“薾云后裔松曾审定”，都表明了具体编撰方式。
（2）编撰时间。印文记录书籍编撰时间，如明天启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康熙二十五年（1686）钱士谧重修本《文选》扉叶钤“康熙丙寅重考古本，订正无讹”印，编撰方式为“重考”和“订正”，“康熙丙寅”为编撰时间。清光绪十年（1884）刻钤印本《守砚生印存》护叶钤“光绪甲申春季大兴心斋王祖光自订本”，其中“王祖光”为编撰者，“自订”为编撰方式，“光绪甲申春季”为编撰时间。另如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学海堂四集》扉叶钤“十三年正月重校本”，墨字牌记记初版时间“光绪十二年五月”，钤印记重校时间“十三年正月”（见图3）。
（3）序跋者。古籍一般附有序跋，序跋撰写亦属于编撰的环节之一，序跋落款常见撰者钤印。有学者曾对373 种明清广东方志中811篇序跋进行统计，其中421篇有钤印，数量达874方，但这类印是根据序跋底稿描摹上版刷印的，并非蘸色钤盖。本文讨论的序跋印是指序跋落款时以原色钤盖的印记，这类印记在原钤印谱和套印本中较为常见。原钤印谱序跋落款的印章大都是钤盖的，旨在呈现印章的原生形态，与印谱中的印蜕形成照应。如清康熙十七年（1678）童昌龄刻钤印本《史印》童序末落款 “童昌龄”“鹿游”二印为朱泥原钤（见图4）。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明清套印本及清代内府刻本的序跋，其落款印记多为朱色，其中有一部分是另以雕版据原印进行摹刻，再以套印的方式刷印上纸的，与原钤方式截然不同。虽摹刻亦工，但其形神与原印相去甚远，需留心辨别。如清康熙内府刻本《佩文韵府》康熙御制序末 “体元主人”“万几余暇”二印（见图5），实际是朱色套印形成的印记；清乾隆武英殿刻套印本《御制圆明园诗》御制序末“乐天”“稽古右文之玺”二朱印亦属此类。
2.制书印
制书印指在古籍中钤盖的记录制书者、制书方式、制书材料、制书时地等信息的印章，其印文内容及印文组织形式表现为以下几种：
（1）制书者+制书方式。制书者以人物名号或机构名称表示，制书方式则包括写抄、雕印、排印、石印、拓印等。写抄如：清乾隆吴翌凤抄本《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卷端钤“古欢堂钞书”印，“古欢堂”为制书人吴翌凤室名，“钞书”为制书方式；清孔广陶抄本《闽省贤书》卷一卷端钤“孔氏岳雪楼影抄本”印（见图6），“孔氏岳雪楼”为制书者，制书方式为“影抄”；清同治九年（1870）刘履芬抄本《梵隐堂诗存》卷一卷端钤“彦清缮本”印，“彦清”为制书人刘氏字号，“缮本”为制书方式。雕印如：宋福州东禅等觉院刻《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二四四末钤“王兴印造”，“印造”即雕版刷印；民国潘宗周影宋刻本《礼记正义》卷末钤“南海潘氏宝礼堂镂版”印，“镂版”即雕版；民国三十二年（1943）诗婢家汇印本《诗婢家诗笺谱》扉叶钤有“诗婢家制”印，“制”在此具体指套印；清同治洪氏晦木斋刻本《隶释》牌记叶钤有“荆塘义学初印本”印，另有牌记“皖南洪氏晦木斋集赀摹刻”，牌记所记“洪氏晦木斋”为刻版者，钤印所记“荆塘义学”为刷印者，后者用前者版片刷印，二者都属于制书人。排印如：清光绪二年（1876）京都聚珍堂活字印本《绣像红楼梦》扉叶钤“聚珍堂摆印”（见图7），制书者为“聚珍堂”，制书方式为“摆印”。拓印如：清末鹤洲拓本《瘗鹤铭》末叶钤有“焦山僧鹤洲手拓金石”印，其他如“芑堂手拓”“蒙庵传拓”皆属此类。制书者既包括直接参与书籍制作的刻工、写工、印工、装背工等，也包括书籍出版的主持者、资助者或监造者等。制书方式既包括抄、写、刻、印等直接操作，也包括对书籍出版的主持监管工作。如清刻本《温疫论》扉叶钤“苏州绿荫堂鉴记精造书籍章”印，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景德镇陶录》内封钤“景德镇同文堂监造”印，清同治九年广州倅署刻本《李义山诗集》扉叶钤“广州林记书庄督造书籍”印，即记录监制者信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敬元堂刻本《海隅纪略》卷末钤“塘底、美南、那洲、坑美等村金山友助银刊印”，记录资助刊刻者信息。
（2）制书者。印文为制书者名号等身份信息。如明杨小闽刻本《合刻诸名家评点老庄会解》扉叶钤“杨小闽”印（见图8），为刻书者姓名印；民国十年上海广仓学宭影印本《草隶存》书后版权页方框内钤“广仓学宭”印，为出版机构名称。也有以籍里入印的，如明崇祯元年闵齐伋刻本《书集传》扉叶钤“吴兴”印，记制书人闵齐伋籍里。名章类制书印易与名章类收藏印相混淆，除了上述“广仓学宭”有专门著作权框作标识外，如“杨小闽”这类印则需要根据具体文献语境对印主在其中充当的角色加以考察，否则会误作收藏印。另外在古籍扉叶上常见名号与“图书”“藏书”等字眼连接的印记，不一定是收藏印，也可能是制书印。如明万历十四年（1586）三乐斋刻本《楚辞笺注》扉叶钤“三乐斋图书”，仅看印文可能会认为是收藏印，但印下又有“三乐斋梓”墨字，则知此印应为制书印，印文意为三乐斋所刻图书。
（3）制书方式。印文单纯记录制书方式，前面无制书人名号信息。如清赵执信稿本《毛诗名物疏钞》卷端除钤盖赵氏名号印“执信之印”“秋谷”二印外，又另钤“手抄”一印，记制书方式。清光绪十年（1884）皖城杨霖萱刻本《孙子十家注》扉叶钤“原版翻刻”“犹恐遗失”二印（见图9），“原版翻刻”即制书方式。
（4）制书时间。印文记录书籍抄写、刻印时间。一般在制书者或制书方式前标明制书时间，如清乾隆刻本《西京职官印录》卷下末钤“乾隆甲戌年冬邓尉徐氏开雕”印（见图10），“乾隆甲戌年冬”为制书时间，其后“邓尉徐氏”为制书人，“开雕”为制书方式；有的印文仅记制书时间和制书方式，而无制书者信息，如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碧云楼刻《明人尺牍选》扉叶钤“康熙乙酉年刻”；有的仅记制书时间，如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京都琉璃厂观光阁刻本《大清仕籍全编》内封钤“丙戌夏季”。
（5）制书用纸。印文记录书籍用纸的纸名和纸号等，又称纸号印。纸号印是纸张生产者在产品上钤盖的商标性质的印章。纸张经裁切用于书籍印刷，纸号印在书叶上时有出现，位置并不固定。纸号印虽然是纸商而并非制书者所钤，但其记录了书籍用纸的品牌、品种、材质、产地等信息，可作为版本鉴定的凭据，可看作制书印的一种特殊类型。如宋婺州义乌酥溪蒋宅崇知斋刻本《礼记》书衣钤“金粟山藏经纸”印，可知书衣采用金粟山藏经纸制作；元刻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书衣钤“乾隆年仿澄心堂纸”印（见图11），可知书衣采用仿澄心堂纸制作。另如清翁方纲稿本《复初斋文稿》中可见如“惠亨何记”“吴正有号”“吴义然记”“吴正裕号”“张敬裕号”“旭祥字号”“金粟山藏经纸”等多个纸号印，可知其书稿用纸较为复杂。
（6）制书背景。有的钤印记录制书的背景和缘起，如清光绪十八年（1892）辉棣旧庐刻本《产科心法》扉叶钤“是书江浙无板，幸从京都求得。用治女科甚效，特刻印出敬送”，说明书板来源及刻印目的。
3.版权印
版权印指钤盖在书上用以宣示书籍版权的印章。印本书籍需先制版后印刷，包括雕版、活字、影印等。拥有书版才有权进行印刷出版，除了自行刷印出版，还可租借、转售版权。出版者常在古籍扉叶或书尾刻印记录版权信息的牌记，有时还利用印章对版权进行宣示：一是在牌记基础上，再钤盖印章明确版权；二是当版权转移时，新版权所有者通过印章标识新版权，以区别于旧版权。版权印的印文内容一是记录版权所有者信息，二是维护版权的警示语，其印文表现形式有以下两种：
（1）版权人+藏板。版权人一般以人物名号堂室或机构名称表示，其后联接版权功能语“藏板”。制书人有时就是版权人，因此存在制书印和版权印同时钤盖的情况，如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云林大盛堂刻本《增补五经汇解》扉叶“云林大盛堂梓”墨字牌记上加钤“大盛堂藏板”印，此处制书人与版权人是一致的。之所以两者分列是因为其印文中的功能语不一样，显示为不同的功能类型，制书印主要体现具体的写抄刻印等制书方法，版权印主要体现印主对图书的版权。清康熙陈友恭刻本《伤寒论条辨》扉叶墨字牌记“浩然楼藏板”上另钤“大经堂藏板”，说明墨字牌记记原版权人，钤印宣示新版权人，此为版权转移的情况。版权印有时不用“藏板”二字，而用“图书”“藏书”，实际与藏板同义。如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天藜阁刻本《陈检讨集》扉叶“天藜阁藏板，翻刻必究”墨字牌记上加钤“天藜阁图书”印；明毛氏汲古阁刻本《松陵集》扉叶印有墨字牌记“吴门寒松堂藏板”，钤“寒松堂藏书记”印。二印实为版权印，不能因印文中有“藏书”“图书”而误作收藏印。有时印文只记版权人而无“藏板”二字，但仍为版权印。如清初聚锦堂刻本《五子性理发明》扉叶钤“聚锦堂”印，印旁有墨字牌记“聚锦堂藏板”；清乾隆三年（1738）刻本《诗经叶音辨讹》内封钤有“寿峰书屋”印（见图12），印下有墨刻牌记“寿峰书屋藏板”，可知二者都为版权印。另如清宣统三年（1911）藜光社石印本《宋稗类钞》书后版权叶设有专框，内钤“藜光社印”（见图13），再结合版权叶上的其他信息，亦可知其为版权印。有时书上会钤盖两个以上版权印，如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云林大盛堂刻本《唐宋八大家文钞》扉叶有墨字牌记“云林大盛堂梓”，其上钤有“大盛堂”印，可知为大盛堂刻印，扉叶版框上方又另钤“大盛堂藏板”印，可知制书人与版权人是一致的，二印同属版权印。有的版权印记录藏板地址，如清嘉庆十一年（1806）刻本《羊城古钞》扉叶钤“广州永汉路登云阁藏板”，清咸丰七年（1857）刻钤印本《冷澹盦印谱》扉叶钤“板藏福省南台横街福安会馆”。
（2）维权标语。版权印除了记版权人外，印文中经常使用“翻刻必究”“版权所有”一类警示性的标语。如明天启元年（1621）闵一栻刻套印本《唐诗艳逸品》扉叶钤“翻刻必究”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婺源县志》扉叶钤“志书公发，须防盗卖，立此为记”印。有时是版权信息与维权标语连用，如明崇祯二年（1629）武林钟越跃庵刻本《宋文文山先生全集》钤有“武林博溪钟府藏板，翻刻定行追究”印。有的标语文字较长，如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挹奎楼刻本《春秋单合析义》扉叶钤“本衙藏板，发兑四方。尊客请认杭城板儿巷叶宗之书馆内宅便是。若无此印，即系翻本。查出千里必究”印（见图14）。印文既指出版权人信息，又注明发兑地址，最后是维权标语。
4.发行印
发行印指记录发行信息的印章。发行信息相当于销售广告，发行印也称广告印。印文有以下几种形式：
（1）发行者。印文记录发行者名称、商标、肖像等，如明天启六年（1626）陈仁锡刻本《宋元通鉴》扉叶钤“金日升印”。有的在发行者后联接“发兑”“发行”“发售”等字眼标识发行，如明刻本《班马异同》扉叶钤“古香斋杨初升发行”，“杨初升”“古香斋”为发行者姓名和室名，其后联接“发行”一词；清刻本《武备志》钤有“广州求是书局选办”，发行者为“求是书局”，发行词“选办”即采选置办的意思。类似者如：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梅花杂著》扉叶钤“五凤楼发兑”印；民国二十二年（1933）大成会刻本《重订杨园先生全集》扉叶钤“成都志古堂经售”印。有的发行信息以图文形式呈现，可看作发行商标，如清同治十年（1871）粤秀山文澜阁刻本《经典释文》扉叶钤“粤东文雅斋发兑”印（见图15），边框为工形纹饰，框内为印文。叶内另钤有“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图记”印，标明发售书籍的采购来源和制书信息，属于经营业务的广告。发行者肖像如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汪文英刻本《楚辞集解》书前护叶钤有售书人唐少村戴笠托书肖像印（见图16），其上又有文字“先知我名，现见吾影。委办诸书，专选善本。唐少村小影”，可谓图文并茂，是典型的书坊商标。其后叶又有墨印“本坊精选新旧足册好板书籍，倘有残篇短缺，认明兴贤堂书铺唐少村无误”，亦为书坊经营广告。
（2）发售地址。印文记录书籍发售商家地址，如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碧云楼刻《明人尺牍选》扉叶钤“姑苏阊门内官厅左间壁绿荫堂书坊发兑图章记”印（见图17）；清末羊城十八甫文宝阁铅印本《南海麦仕治先生广州俗话诗经解义》卷端钤“总售处西关存善大街麦天成洋货铺，又耀华北街第三十三号门牌内”印；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张氏庆藻堂刻本《采风类记》扉叶钤“皮市街金狮子桥南首朝东升衖内本衙发兑”印。这类印相当于广告宣传，指引购书人前去购买或刷印。
（3）销售价格。印文直接标明书价，让购书人一目了然，保证交易透明和公平，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如清嘉庆十七年（1812）冶城山馆刻本《续古文苑》扉叶钤“每部工价纹银四两”；清同治十三年（1874）金陵冶城宾馆刻本《舒艺室随笔》扉叶钤“定价划一，每部两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杭州史学斋刻本《十九世纪外交史》扉叶钤“每部实洋一元，不折不扣”。除了成书售价外，还用于标明赁板刷印的价格，如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文盛堂刻本《温病条辩医方撮要》扉叶钤“板藏滇省三牌坊文盛堂，每部工本纸张纹银玖分”印（见图18），记藏板处及刷印工价。
（4）广告宣传。通过印章向购书人宣告书籍的特色和出版价值。宣示编撰特色的，如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京都琉璃厂观光阁刻本《大清仕籍全编》扉叶钤有“随日校对，随到随补”印。此书为坊刻职官录，官员升降调动的频繁性要求职官录随之动态更新，一般按季出书，因此宣传其“随日校对，随到随补”的编辑特点。提示修订增补的，如清康熙刻本《杜少陵全集详注》扉叶钤“七番修改，新增补注”印（见图19），注明此后印本在原刻基础上有所修订和增益。宣扬校勘精审的，如清初武林圣雨斋刻本《新镌四书说约大全合参》扉叶钤“字遵正韵，点画无讹”印。宣扬绘图精美的，如清康熙六年（1667）汇贤斋刻本《山海经广注》扉叶钤“精绘图像”印。强调版本价值的，如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古趣亭刻光绪墨润堂印本《诗渖》扉叶钤“墨润堂印行”“范氏原板”二印，分记印行者与版本；清乾隆宝笏楼刻本《李太白文集》扉叶钤“进呈御览，采入四库全书”，表明此书曾进呈四库，为官家所重；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乐山张汝杰刻本《全蜀艺文志》扉叶钤“姑苏”“原板”二印（见图20），因为苏州刻本夙有刻印精良的声誉，故“姑苏原版”成为一种标榜质量的常用广告语。提示重要篇章的，如清乾隆十一年（1746）终慕堂刻本《学宫辑略》扉叶钤“馆课余谈并请颁书原呈附后”印，对所附《馆课余谈》《请颁书原呈》两个篇章进行提示；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贯华堂绘像第六才子西厢》扉叶钤“内附醉心编”印，提示书中所附《醉心编》。预告新书的，如清康熙长洲顾氏秀野草堂刻本《元诗选》扉叶钤“先编百家，全集嗣出”印。
还有以名文锦句入印作广告宣传而用的。印文援引读书治学、修身处世等古今名句，多与书籍主旨和内容相契合，或对其书主题宗旨进行发明，或对其书价值功用进行褒扬，目的是对书籍进行广告宣传，吸引购书者。如清康熙长洲顾氏秀野草堂刻本《元诗选》扉叶钤“遗稿天留”“别裁伪体亲风雅”印，前者说明书稿之珍贵，后者则体现诗集编选的宗旨。清康熙元年（1662）周亮工刻本《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扉叶钤“奇书无价”印，标榜其书新奇珍贵。清初武林圣雨斋刻本《新镌四书说约大全合参》扉叶钤“圣经贤传”印，指明其书主旨是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清初刻本《性命圭旨》扉叶钤“济世宝筏”印，夸耀此书具有济世度人之功效，又钤“静坐蒲团学定禅”印，与书中禅法相关的篇章相照应。明天启六年陈仁锡刻本《宋元通鉴》扉叶钤“欲为天下真才子，须读人间未见书”印（见图21），夸饰其书珍贵稀有，以及对君子修身炼心的作用。这类印文容易引起读书人共鸣，激发购书欲望。
另外，发行印中也常用图画印作广告，图案多为传统寓意纹样。印中图画与版面文字相互映衬，其精美的图案和鲜明的色彩极为引人注目，而印图寓意也易引起购书人的共鸣。图案最常见者为“魁星点斗”图，魁星即文曲星，北斗七星之首，主宰文运。科举取士，其首称“魁”，士人皆供奉魁星，以祈功名。“魁星点斗”图多为鬼面人形，抓墨执笔，翘脚踢斗之状，仿佛“魁”字。有的脚踩鳌鱼之头，意寓“独占鳌头”，如明程龙湖刻本《邵康节先生前定锁地钤》扉叶上部所钤圆印（见图22），前文图20中所钤图印亦同。这种钤盖在古籍扉叶上的“魁星鳌头”图画印，称为魁星印，以其吉祥寓意招徕读者，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出版文化。其它寓意图案，如明金阊叶瑶池刻本《五车韵瑞》卷端钤青龙图；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针灸大成》扉叶钤钟馗图；明杨小闽刻本《合刻诸名家评点老庄会解》扉叶钤龙凤呈祥图；明映旭斋刻本《文献通考》扉叶钤玉堂柱石图。有的采用图文合一的形式，如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蠡吾赵锻庄静穆堂刻本《诗经传注》扉叶钤三戟瓶图（见图23），寓“连升三级”之意，瓶中又刻发行者名“守拙斋”。这类图画印大多钤盖在扉叶栏框上方正中，十分显著。
5.综合出版印
综合出版印指印文包含两种以上出版印的内容，简明扼要地记录各类出版信息。如清道光八年（1828）张廷济刻钤印本《清仪阁古印偶存》扉叶钤“购古印四十余年，去其复者，得三百三十有奇。印三十五部，部六卷，朱纸，工银六两。道光戊子夏日叔未张廷济记”印（见图24），印文包含了多种出版信息，包括编撰人、编撰方法、制书人、制书方式、制书时间、制书成本、制书材料等信息。再如民国十四年（1925）葛昌楹钤印本《傅朴堂藏印菁华》书前护叶钤“搜印十五年，得印二行钮，选印四百方，凡百廿四家，分十又二卷，用乾隆古墨、漳州印泥精工摹拓。成非朝夕，得者珍之。乙丑夏五，《藏印菁华》初次成书二十五部，特钤朱记，以告后人”，印文记述了编辑体例、制书用料、制书方式、制书时间、制书数量等出版情况，同时也融入印主对书成不易的感怀。
古籍中记录出版信息的方式包括牌记和出版印。出版印和牌记功能相似，在记录内容上有所交叉，但二者的生成方式和表现形态截然不同。出版印是印章，蘸色后印面向下抑印于纸而成印迹。牌记则是刻于书版，上覆以纸用墨刷印而成。图24的印记从形式上看与传统牌记相似，但实际是用印章钤盖形成，印迹线条周围可见印泥油晕，属于出版印。明末清初古籍出版普遍流行一种专门的书名牌记叶，将题著信息和出版信息融合在同一版面上呈现，一般是大字书名居中行，小字题著和牌记信息居左右和上行，其余空白处则钤盖出版印，构成较为完整的版权叶，其中出版印和牌记互相搭配、互为补充，共同承担出版信息的记录职能。如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扉叶中“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内附醉心编”“风雅千古，翰墨云烟”三印均在版面墨字空余处钤盖（见图25），与墨字牌记互为补充,前文图14、21亦同。
（二）流传印
流传印是指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记录流传信息的印记。其印文内容丰富、印章形态多样，涵盖古籍的搜求、购置、收藏、编目、管理、保护、装潢、观读、审鉴、校勘、题跋、款识、赠授、借还、展陈、寄存、传承、转售、转移等一系列流传活动，是考察古籍鉴藏和传承活动的直接材料，已成为古籍善本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根据流传印的功能，结合印文及其组织形式，可分类如下：
1.收藏印
收藏印主要用于表示对图书的收藏和所有。印文一般由印主、收藏语、藏品对象三个基本成分搭配构成，有时会在末尾加上“（之）印”“（之）章”“（之）记”“印信”等表示印章事物类称的印语，一般根据篆刻章法需要来决定是否使用，对印章功能影响不大。收藏印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印主+收藏语。印主一般以印主的姓名、字号、室名、籍里、行第、家世、功名、官职等身份信息以及机构名称表示。收藏语是表示收藏功能的语词，如“藏”“珍藏”“家藏”“所得”“所买”“购藏”“寄存”等。二者结合构成主谓结构句式，如：“红豆斋收藏”“木斋珍藏”“黄裳鉴藏”“佩裳宝藏”“鸣晦秘宝”“长洲张氏藏弆”“团瓢誃室弆次”“盱眙吴氏家藏”“藏真精舍偶得”“江都汪氏问礼堂收藏印”“江山刘履芬彦清父收得”“清苑樊氏荫荪所有”“曾经王韬藏过”“元胎所得之记”“徐氏南州书楼寄托”。印主和收藏语中间有时会添加修饰成分，如：“瑞京戊子前所得”，“戊子前”作为状语修饰收藏语“所得”，标明入藏时间；“玖聃三十年精力所聚”，“三十年精力”修饰“所聚”，标明收藏的时间跨度；“潘飞声藏于梧桐庭院”，“于梧桐庭院”作为补语，标明收藏处所；“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藏”，“为江南图书馆”修饰“购藏”，标明所为购藏的对象。另外还有“收藏语+印主”的形式，二者构成介宾或动宾句式，收藏语一般为“在”“藏”“归”“留”等，如：“藏之大千”“曾在李鹿山处”“曾藏周亮工家”“曾寄申江郁氏处”“偶归周大烈家”、“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见图26）。
（2）印主+收藏语+藏品。三者构成主谓宾句式。藏品一是“图书”“书”等总括性概念，如：“季振宜藏书”“陶庐藏书”“亦楼藏书之章”“尚同藏书小印”“鄞毛馥棣藏书标记”“务耘藏真”“胡氏茨邨藏本”“扫尘斋积书记”“茂苑厚斋汪氏家藏珍玩”“璜川吴氏收藏图书”“成都李氏收藏故籍”“金氏星轺珍藏图书记”“半树斋戈氏藏书之印”“吴燧宝藏先泽”“宝静簃主王静宜所得秘籍记”“山东省立图书馆点收海源阁书籍之章”。二是具体的藏品类称或名称，如：“松荫轩藏印谱”“洪氏小停云山馆珍藏金石书画碑帖砖瓦之印信”“翰生藏丁部书”“知堂收藏越人著作”“齐氏所藏戏曲小说印”、“纫芳簃收藏唐宋以来歌词类总集别集之记”（见图27）、“吾家有一尊一鼎十研一百奇石二千古泉二万卷书”。在“印主+收藏语+藏品”的主谓宾结构之间，有时会加上修饰成分，如：“星吾海外访得秘籍”，其中“海外”作为状语修饰收藏语“访得”，标明访书所在地；“汉阳周贞亮退舟民国纪年后所收善本”，“民国纪年后”作为状语修饰收藏语“所收”，标明收藏的具体时间。此类印有时会省略印主成分，如：“珍藏秘籍”“庚申以后所得”。
（3）印主+藏品。印主联接藏品对象构成表示所有格的偏正结构，体现印主对藏品的所有权。如：“秦氏之书”“礼部官书”“秘阁图书”“清閟阁书”“孙思和图籍”“缉熙殿书籍印”“拜经楼典籍印”“广东国民大学圕用书”“东吴毛氏图书”“敬德堂图书”“述古堂图书记”“澹生堂经籍印”“藏园秘籍孤本”“越雪山堂诗词书画之记”“果亲王府图籍”“杨庵秘籍”“价藩韩熙珍秘”“孙伯渊宋元秘册”“王培孙纪念物”“竹叶庵中云烟过眼之物”“无竟先生独志堂物”“礼堂长物”。藏品对象前有时会增加修饰限定成分，以标明重要信息，如：“叔居京师时所买书”，“书”前加上定语“居京师时所买”，标明其购书来源地。有的藏书家以特色藏品名称入印，如：“梅花一卷”。或在藏品后加上“人家”等词，其涵义可理解为收藏有某藏品的人家或某人家收藏有某藏品，实际仍属于收藏印。如：“临安志百卷人家”“孝经一卷人家”、“金石录十卷人家”（见图28）、“四经四史之斋”“泰华双碑之馆”等。
（4）印主。印文单纯为印主信息，无收藏语和藏品等成分。印文内容有三类：一是印主身份信息，一般为印主姓名（名称）、字号、室名、籍贯、居里、生年、行第、家世、郡望、科举、官职等。名号如：“范”“莫”“骞”“荦”“增湘”“张叔未”“王氏乃昭”“苏完瓜尔佳景霖”“改氏伯韫”“张钧衡印”“陈沅之章”、“莫科莫祁莫棠之印”（见图29）、“白岩草庐主人寰滔氏周浩印”“中岳山人戚希仲氏”。机构、处所如：“韶州府印”“翰林院印”“最高法院图书室印”“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籍贯居里如：“西泠吴氏”“新会陈垣印”“华亭王庆麟字治祥别号澹渊私印”“扬州阮伯元氏藏书处曰琅嬛仙馆藏金石处曰积古斋藏研处曰谱砚斋著书处曰研经室”。行第如：“由拳钱四”“徐十三”“大关吴五”。生年（年龄）如：“惟庚寅吾以降”“戊戌人”“天启甲子”“七十行欠二”。家世郡望如：“闽粤世家”“清河世家”“平阳旧族”“吴越王孙”“右军后人”“渊明四十五世孙”。居里如：“东里”“家在五羊城下”“小桐溪上人家”。科举如：“戊戌状元”“甲戌榜眼”“道光秀才咸丰举人同治进士”。官职如：“古司马氏”“参知政事”“礼学馆顾问官”“大司农印”“总制淮扬楚粤等处十省军门”。二是印主经历，印文记录印主人生重要事件和经历，如：“天津李氏庚子前三年入蜀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曾游南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二十二通籍三十八省亲归里四十陈情乞养六十二致仕”“一霎声名上九天冰霜回首廿余年恩荣独破红颜例萱陛亲呼女谪仙”“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三是印主肖像，如：陆心源“存斋四十五小像”、陈鳣“仲鱼图象”、袁克文“皕宋书藏主人廿八岁小影”（见图30）、许应鑅“星台六十八岁小景”等。这类印相当于名章。名章的原生功能是身份凭信，在具体文献语境中，因用印需求的不同而派生新的功能：名章用于宣示出版信息的为出版印，记录收藏信息的则为收藏印。因此，名章是一种多功能印，需要结合具体文献语境进行考察。
2.鉴读印
鉴读印记录对图书的珍赏、观读、审鉴、校勘等活动，印文以表示鉴读活动的语词为标志，构成主谓或主谓宾结构句式：印主+鉴读词、印主+鉴读词+对象，其中鉴读词是印文的核心和印章功能的集中体现：
（1）珍赏。表示将图书视若至宝般珍惜、喜爱以及欣赏，印文中通常出现“珍赏”“真赏”“欣赏”等表示珍赏的语词，如：“木斋心赏”“荐秶珍玩”“冕群所珍”“语村所喜”“北溟珍爱”“贞久欢喜”“启周所好”“赵氏开仲珍赏”“潘氏珍赏之章”“杨氏协卿平生真赏”“伯弓平生笃好”“碧梧翠竹书屋清赏”“任斋铭心之品”。联接珍赏对象的如：“陈氏秘玩书印”、“听雨楼查氏有圻珍赏图书”（见图31）、“鄞马氏廉隅卿所珍爱书”。
（2）观读。表示对图书内容的浏览、阅读，不仅限于收藏者，也包括借阅者和经眼者的观读，印文中一般出现“阅”“读”“观”“过目”“经眼”“浏览”“寓目”等表示观读的语词，如：“裳读”“海宁陈鳣观”“任斋与子启迪同观”“枚庵浏览所及”“刘世珩经眼”“百耐眼福”“荛翁借读”“王铁夫阅过”“邓实读既”“俪笙复阅”“澹渊洛诵”“雨生入目”“汪士钟曾读”。联接观读对象的如：“汪士钟读书”“汪鱼亭藏阅书”“紫泉莫友芝读本”、“刘明阳王静宜夫妇读书之印”（见图32）、“如皋冒大所见金石书画图记”。
（3）审鉴。表示对图书的形态、内容和价值进行鉴定和评价，印文中一般出现“审定”“鉴定”“考藏”“鉴赏”等表示审鉴的语词，如：“乾隆鉴赏”“野石鉴定”“广圻审定”“忠谟继鉴”“沤波舫鉴藏”“云间韩氏考藏”“汲古阁鉴定本”“完颜景贤精鉴”“翔鸾阁精鉴玺”“颐志斋鉴赏章”。联接审鉴对象的如：“木斋审定善本”“颐巢甄录图籍”“桂瑟考察人物”、“张之洞审定旧椠精钞书籍记”（见图33）、“朱氏九丹审定书画印”“臣元奉敕审释内府金石文字”“伍元蕙俪荃甫评书读画之印”。
（4）校勘。表示对图书文本内容进行校订，印文中一般出现“校”“校勘”“批校”“校正”等表示校勘的语词，如：“澹渊手校”“旷翁手识”“尚同点勘”“柘唐雠校”“文弨校正”“漱绿校本”“乃昌校读”“愚山手披”“宗颐斠读”“肇庚手斠”“廷芳手勘”“沈燕谋校读记”“节子手校一过”“华延年室收藏校订印”。联接校勘对象的如：“子清校藏秘籍”“鹪安校勘秘籍”“顾广圻批校藏书印”“红豆山房校正善本”“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有的在校勘功能词后又联接补语，如：“皖南张师亮筱渔氏校书于笃素堂”（见图34），标明校书场所信息。有的印文省略主语，如：“手校三史”。有的印文单用校勘语，如：校。需要注意的是，若校勘行为针对的是出版环节中的书稿，则应属于出版印中的编撰印。
3.管理印
管理印指书籍入藏后，为标识书籍的管理活动而钤盖的印章。其中一类记录编目和流通信息，以便对书籍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可称作登录印，印文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版本信息，如：“甲”“善本”“元刊”“宋本”“宋刻本”“四库附存”。二是来源信息，如：“乾隆三十八年月翰林院编修朱筠交出家藏《韩集举正》一部计书十本”“书呈钦定四库全书馆采入提要”。三是编号信息，如：“徐汤殷整理编列字号年月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昭.15.5.4）”。四是分类信息，如：“宝笈三编”“广东文献”“乡邦文献”。五是册次信息，如：“上下”“元亨利贞”。六是用途信息，如：“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用”“曾经民国二十五年浙江省文献展览会陈列”。另一类记录对藏书的检查、整理、修复和装潢，使散乱古籍得以理顺，受损古籍得以修复，可称作检修印。印文一般出现“检”“整”“装”“修”等表示检查修复的语词，如：“光绪辛丑后雁峰重检藏书记”（见图35）、“光绪甲申海宁蒋光焴命子望曾检书记”“怡斋所遇善本重加整理之记”“咸丰辛酉月河丁白重整遗籍”“万历戊寅玄孙见荣重整”“鹅湖华开荣修复古籍印”“夏淡人手装善本”。
4.赠授印
赠授印指表示印主将图书赠予或传授他人的印章，印文中一般出现“赠”“捐置”“遗”“传”等表示赠授的语词，格式一般为：印主+赠授语。表赠予的如：“蔡守持赠”“刘盼遂赠书”“叶恭绰奉赠”、“甘泉书院官书沩宁周渭臣捐”（见图36）、“张太无教授夫人钟金重捐赠章”。有的赠授语后补充捐赠对象及藏品，如：“刘盼遂赠书”“前分巡广东高廉道归安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书籍”。表传授的如：“衎斋师友传遗之物”“笥河府君遗藏图书”“会稽陶氏家传”。
5.题款印
题款印指古籍中题跋、题字、款识后的钤印，是对题款内容的原创性和撰者身份的真实性的鉴证。其内容一般是题款人姓名字号、生年行第、家世里居、功名官爵等信息，有的还搭配闲章钤盖。它们依附于题跋、款识文字并与之结合，共同构成题款。可分为以下三类：
（1）题跋印。题跋是在古籍鉴藏中形成的评论性文字，题跋落款后多有钤印。有学者认为，题跋印属于藏书印，如：较短题跋识语下印章一般作为藏书印处理；题跋末的落款印记应纳入藏书印范畴，通过实例可知二者有所不同。如元至正二年（1342）日新书堂刻本《四书辑释》书末林佶朱笔题跋（见图37），款文“侯官林佶题”下径钤“林佶”印，此印与款文搭配而用，属于落款的组成部分。与此叶尾题一行下所钤“仲堉”“竹轩”两个收藏印相比，题跋印与题跋文字结合紧密，收藏印则相对独立，二者在钤印位置、功能上均有区别。有些题跋篇幅稍长，为对文字进行装饰点缀，借鉴书画印中的引首、压角和拦腰等印章的使用，如宋刻本《纂图互注礼记》书尾张蓉镜跋尾钤“张”“蓉镜”二印，补记一条后又钤“芙川氏”印（见图38）；题跋篇首上钤引首章“明月前身”，下钤压角章“冰莲”，四印均围绕题跋文字进行布置，是题跋构成元素之一，亦与收藏印的使用有所不同。
（2）题字印。书名题字在古籍中普遍存在，收藏者入藏某书后会重加装潢，常在封面、扉叶、书签等处题写书名和著者、版本等信息，落款后多加以钤印，称题字印。其与落款文字相互搭配，共同构成题款。如：明刻本《管窥外编》扉叶康有为题字“管窥外编”，款“更生题”，钤“康有为印”（见图39），印与款紧密结合；宋刻本《纂图互注礼记》书前有林佶篆书题字“宋刊纂图礼记二十卷”，款为“鹿原林佶题”，后钤“林佶”“鹿原”二印，与款文配合使用，构成完整的题款，与单独钤盖在古籍书叶中表示收藏的名号印功能有所不同。古籍如经多人递藏，尤其一些珍秘之本，常见多人题字胪列书前。在稿抄本中，除了稿抄者自题之外，还延请同好、名宿、显贵等题字，以提升书籍的价值和影响力。如明稿本《珊瑚木难》函套有马家桐题签“珊瑚木难”，款“棣华书屋所藏，辛丑五月家桐题”，下钤“井繁”印（见图40）。
（3）款识印。款识是相对于题跋而言内容更加简要的文字，如古籍的观款、校款等，其后多有钤印，印文一般为印主名号。如清康熙刻本《杜工部诗集》卷十一目录末有齐召南观款“己酉腊月一乾诵”，下钤“召南”印为观款印（见图41）；明抄本《通玄真经缵义》书前护叶下钤有冯煦校款 “丁巳芒种以浙刻聚珍本校煦”，下钤“蒿叟”印为校款印（见图42）。与通常单独钤盖的鉴读印不同，款识印钤盖在款识之后，与款文紧密结合，共同构成款识整体。对款识印中的观款印、校款印与鉴读印中的观读印、校勘印应加以区分。
6.言志印
言志印用于寄托和表达印主的思想感情，印文多为诗文、词句、成语、吉语、图画等。言志印的原生功能是言志传情，其与书籍结合后则派生藏书功能，在言志传情的同时又标识对书籍的鉴藏活动。据其印文主旨可分为以下类别：
（1）明道修身。如：“求是”“澹泊明志”“拙于用大”“得大自在”“明月前身”“貌衣不胜”“乐天知命”“清白传家”“长啸若怀人”“汲古得修绠”“卓为霜下杰”“寸心千里云山万重”“莲乃花中君子”“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肝肠如雪意气如虹”、“正心修身克己复礼”（见图43）、“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慕韩伯休之为人”“余不忍为此态也”“实事是正多闻阙疑”“畏天畏人心法积书积德名家”。
（2）读书治学。如：“语古”“读书怀古”“拾遗补阙”“含英咀华”“诗书不负人”“名岂文章著”“不事元后人”“恨不十年读书”“万壑千峰一卷书”“唐诗晋字汉文章”“诗卷长留天地间”“自书自勘不辞劳”“一种心勤是读书”“独立苍茫自咏诗”、“空读南华第二篇”（见图44）、“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远慕秦嘉近希荀粲”。
（3）藏书心迹。如：“传之子孙”“人生一乐”“乐此不疲”“金石因缘”“人间孤本”“卖书编书”“与身俱存亡”“拥书岂薄福所能”“每爱奇书手自抄”“贪嗔虽断剩书痴”“愿流传勿损污”“万物过眼即为我有”“老见异书犹眼明”“万卷书藏一老身”“黄金散尽为收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十年作吏仍糊口百金购书收散亡老矣不能穷蠹简一廛幽僻得深藏”（见图45）。还有一种类型是印文中出现收藏人信息，如“寒云子子孙孙永宝”“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是可为拜经楼藏书之雅则”，因其语义的重心是表达心迹，而非收藏，故可置于此类。
（4）闲情逸致。如：“旅泊”“芳草”“乐饥”“痴绝”“流水音”“苕之华”“绿窗人静”“苍藓盈阶”“济雨时燠”“半窗蕉雨”“游方之外”、“性本爱丘山”（见图46）、“天许作闲人”“世上一闲人”“诗思清人骨”“个是醇夫手种田”“云光闲弄影”“花气清消尘”“白发满头归故园”“十二桥南烟舍”“官冷身闲可读书”。
（5）祈福祝愿。如：“日利”“长乐”“宜子孙”“祝秋日利”“花好月圆人寿”“广运之宝”“寿命永昌”“嘉遁贞吉”“亮功锡祜”“饮且食兮寿而康”、“慈圣御赐多受福祉”（见图47）、 “御赐宜尔子孙”“李岳瑞长寿年”“高世异宜寿昌”“看到子孙能几家”。此外，将动植物和祥瑞图案镌于印章以寓意吉祥的图画印亦属此类（见图48）。
三、结语
中华古籍浩如烟海，其中蕴藏的钤印资源极其丰富，是有待发掘的宝贵文化遗产。目前古籍钤印的发掘整理总体仍处于初步阶段，是古籍整理学科的冷门领域和薄弱环节。科学分类是进行钤印资源系统整理、科学揭示和合理开发的前提和保障，但目前古籍钤印的分类研究相对薄弱，学界对古籍钤印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有待深化，对古籍钤印类型多样化和复杂性的认识有待加强，对钤印分类依据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的把握有待提高。本文以“古籍钤印”作为顶层概念，在借鉴既有分类成果并占有更多材料的基础上，以钤印功能为分类依据，从语义、语法、语用等角度就类目的概念、印文及其组织形式进行综合剖析，力图构建种类涵盖广泛、类目设计合理、层级关系分明的古籍钤印分类体系。然因古籍钤印规模庞大、内容复杂、功能多样，分类工作较有难度，不足之处有待指正。希望能与从事古籍钤印整理研究的同道共同开拓新思路，挖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推动古籍钤印分类研究的深入。
承蒙国家图书馆樊长远老师、武汉大学图书馆吴芹芳老师见示稀见外文文献及其译稿，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而中肯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莫俊，暨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文献学、篆刻学。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 文章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编辑 |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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