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的3月25日（二月十八日），一个幼小的生命诞生在淄川县傅家镇一户农民家庭里，他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姊妹三人，自小接受了私塾教育。
我的高祖是清贡生，授登仕佐郎，曾祖是廪生，与傅家村的廪生，知名画家王慕徽结成了儿女亲家。后王又将孙女嫁给了祖父。祖父也是读书人，对五经四书颇有研究，曾在淄川西关经商。
父亲于1929年与母亲结婚，生下了我们姊妹八人。他们在老家经营了几亩薄地，因生活入不敷出，又去淄川经商，由于生意难做，只好仍回老家种地。
1947年8月，在我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有着一定声望和群众基础的父亲被推举为村长，配合上级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建国初期，他仍担任生产队的管理人员。与村民一起认真贯彻党的农业合作化指示，积极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当我两三岁的时候，父亲就用五音不全的腔调教我唱《东方红》及其它歌颂党，歌颂新生活的歌曲。我八岁上学，在本村读完初小，又去南家村读高小。学习之余，常提着瓦罐带上煎饼给在田间耕作的父亲送饭。他起早贪黑，忙忙碌碌，操劳着一家十余口的生活。
1960年8月，我考上“淄博市煤矿学校”，当时去学校报名时是父亲陪我去的，我们从家里走到远隔六里路的“五公里车站”坐火车到淄川三里沟，下车后再走十几里才到洪山学校驻地。当时学校的生活还是不错的，每月粮食定量27斤半，再加副食品。由于家里严重饥荒，我便每天多吃地瓜，省出窝头周日带回家接济家里的生活。
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后，我们的“五年一贯制”学校停办，肄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1962年正月，我最敬爱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只好辞去工作，承担家务。虽然深居家中，但仍然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
1964年12月23日，我被批准参军入伍，母亲去世两年多，一直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便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和老父亲，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一大早，父亲便把堂叔叫了过来，炒了几个简单的小菜给我送行。父亲眼含热泪，哽咽抽泣，叮嘱我一定好好干，堂叔也当过兵，自然也是这般那般的话，我那时只是悲痛难忍，不住的落泪。自1951年长兄那批志愿军入伍，13年来我是第一个参军入伍的，所以村里极为重视，临走时佩戴大红花，派人用马车把我送到张店区人武部。在部队期间、父亲曾三次去看望我，最后一次带着幼弟，二哥也带着侄子去部队看我，使我减轻了思乡之苦。
1969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在回家的当天晚上，父亲与一家人为我接风聚餐。后来我参加了太河水库文艺宣传队，1975年去公社文化站工作，每当回家时，便立即去探望父亲。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气管炎、肺心病折磨着他，直至1981年去世。
父亲的一生，坎坷多难，生活艰辛，但他一心跟党走，热爱祖国。为培养子女成长付出了很大的的精力和心血。1951年，他送17岁的长子参加志愿军，复员后在卫生部门工作；翌年送次子参加国家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60年代，次女中学毕业后也让她参加了教育事业，后在服务部门工作；三子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在文化单位工作；四子在园林事业中取得了成就任园艺师，五子数十年在乡村医疗卫生工作；六子任村官数十年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
孩子们的成就都与父亲的培养和教导有着很大关系。而今子孙中县级人员3人，科级人员8人，高中级职称7人，大中专学历19人。博、硕士研究生5人，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不负韶华，砥砺前行，做出了不凡的成绩。
岁月如梭，时光如水，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时刻浮现在眼前，父亲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犹在耳边，他勤勤恳恳、艰苦朴素、积德行善的优良家风和高风亮节，永远鼓舞着我们顺利前行。
伟大的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