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山水相连，双方自古便有着密切联系，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使得朝鲜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儒家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同时也使得朝鲜半岛与中国在地缘安全上唇齿相依。
中国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历史上一直积极巩固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这在中国封建王朝所努力构建的朝贡体系中也有明确的体现，到明清时期朝贡体系实现制度化，朝鲜更是成为明清王朝的头等朝贡国，在地位上明显高于明清王朝的其他藩属国，明清王朝也致力于维护自身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除中国之外，朝鲜半岛还与日本、俄罗斯等国相邻，它既是亚洲大陆走向海洋的起点，又是日本列岛迈向大陆的门户，而由于自身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等方面相对有限，朝鲜半岛的政权在与周边大国的互动中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中、日以及近代以后的俄国都致力于在朝鲜半岛拓展自身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先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国门大开，而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很快波及朝鲜。
1866年，法国以朝鲜杀害本国传教士为借口侵入江华岛，史称“丙寅洋扰”，同年又发生了美国武装商船入侵的“舍门将军号”事件，此外英、俄等国也开始向朝鲜扩张。
此后，走上西方式变革道路的日本也很快采取了对外扩张的政策，在其制定的“大陆政策”中，朝鲜成为日本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对象。
日本政界普遍认为，如果朝鲜被西方列强占领，将会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外务大丞佐田白茅认为：“夫朝鲜所以不得不伐者大有缘故，四年前，法国攻朝鲜失利，甚感懊恨，必不使朝鲜长久矣。且俄国窃窥其动静，美国亦有攻伐之志，皇国若失此良机而与之外国，则实失我唇而齿必寒。”
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也指出：“（朝鲜）若为他国捷足先得，则国事至此休矣。且近年各国探悉国情而频窥伺者不少，譬如俄国，既已蚕食满洲东北，其势更常欲吞并朝鲜，此皇国刻不容缓之时也，况列圣垂念之地哉！”而如果能抢先占领朝鲜，则“实保全皇国之基础，亦向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根本。
“领选使”之行与19世纪末的东亚时局
19世纪70年代，朝鲜内外局势变得愈发复杂，
一方面，列强纷纷染指朝鲜，希望扩大在朝鲜的影响力。
日本于1876年2月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条约规定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与日本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也在形式上废除了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使将来日本向朝鲜扩张时可以名正言顺地排除清王朝的干涉，因此《江华条约》的签订是日本侵略朝鲜的重要步骤。
在日本之外，美国、俄国、英国等列强也纷纷扩大在朝鲜的影响，并要求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
另一方面，朝鲜国内政局也发生重大变化，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大院君已退出政治舞台，掌握实权的闵妃集团倾向于对外开放。
同时，在外来冲击的影响下，朝鲜社会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一股要求革新和对外开放的政治势力，从而产生了“锁国”与“开放”之争。
而这背后则是朝鲜政策取向的选择，开化党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军政改革求富求强，因此开化党存在亲日的倾向，这与传统的“事大党”格格不入。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为进一步向朝鲜扩张，积极劝说执政的闵妃集团“开国图强”和进行军政改革，并借此大力扶持朝鲜亲日派势力，扩大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并竭力削弱清在朝势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朝鲜高宗于1881年任命金允植为领选使，出使中国。金允植此次来华时，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使团，包括使团官员、学徒、工匠、随从等共计一百余人，其中学徒和工匠占有相当的比例。
可以说，金允植的出使一方面是为了效仿正在中国兴起的洋务运动，学习先进的军事制造技术。
1879年，李裕元便提出了希望模仿外国人入学之例，咨请礼部拣选明干人员在天津等处学习军器武备。
另一方面，在学习清王朝相对先进的军事制造技术的同时，与清王朝商讨朝鲜当今局势，特别是如何应对列强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的要求，也是金允植此次出访的重要目的。
事实上，在学习活动开展的同时，金允植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特别是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笔谈内容，绝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缔约和朝鲜开港两个问题上。
就清王朝而言，李鸿章等人对此次朝鲜派来的使团非常重视。在朝鲜方面提出派留学生来华学习时，李鸿章便在奏章中指出：“该国讲求武备，实难再缓。因缄覆游守，告以所请似属可行。”
而在传授相关制造技术方面，清王朝方面可以说对朝鲜派来的工匠和学徒毫无保留，尽心教授。
作为此次朝鲜留学生主要学习场所的天津机器局对朝鲜留学生可谓“殚精竭虑，尽所知能，互相传习”。
此外，中国相关官员带领朝鲜人员参观相关制造工厂，其中包括属于国家机密的军工厂。如金允植就曾经登上新造的火轮船参观，由此可见，清王朝并未将金允植等人当做外人看待。
事实上，李鸿章也希望朝鲜方面藉此“俾获有成，藉作自强之基，增我藩篱之固”。但此后，朝鲜留学生因国内发生变乱而全部回国，李鸿章对此颇为失望。
作为朝鲜国内相对开明的官员，金允植对此次来华“取经”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为此金允植制定了详细的纪律条例，用来规范朝鲜来华工匠和学徒的行为。
根据相关记录，曾经有两个朝鲜匠人没有请假，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被依照条例处罚。金允植希望不仅能在器物层面向清王朝学习，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还希望借此在朝鲜半岛宣传和培养一种科学的态度和观念，赶上时代的潮流。
同时，为了尽快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以应对朝鲜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胁。因此不管是什么技术，只要能在短期内学成，就是好技术。
反之，那些很深奥、很高级的技术，在金允植看来，也是没有用的。就朝鲜当时的具体情况看，金允植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正符合其国情。
然而，朝鲜工匠和学徒的学习情况却不容乐观。
一方面，受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影响，朝鲜国内与古代中国一样，信奉“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将传统的儒家经典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而将工匠所从事的器物制造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因此即使是朝鲜使团的工匠和学徒，也并不愿来华学习相关的制造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朝鲜工匠并未真正虚心、耐心地学习。根据金允植的记载，“二人初隶烧炭处，所观一两日，便谓烧炭则不足久学。此中人皆冷笑。曰烧炭亦多妙理，非目击手习两三个月，不可学云”。这种心态让他们很难真正学到本领。
另一方面，此次带到中国来的学徒和工匠并未经过严格的选拔，且整体年龄偏大，加之这些新式技术对朝鲜的工匠和学徒而言显得过于高深，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即使有些基础的工匠都感觉到在短时间内难以掌握新技术。
总之，这批学徒和工匠在回国之后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以无才，初不付厂”和“以无才还出”的占了大多数。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在朝鲜工匠和学徒学习新式制造技术的同时，金允植也通过观察清王朝兴办洋务的实际情况为朝鲜国内的改革汲取经验。
他认为，朝鲜兴办洋务可以选择“小手器”，认为它们“具体而微，足为我国御侮之资”，而不必引进贵重的机械。
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朝鲜国内有限的财力，另一方面也是由其自身局限性导致的，他仅仅希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国内落后的统治，并不希望进行彻底的生产方式变革。
在这一点上，金允植与清王朝的洋务派如出一辙。刘含芳在与金允植的谈话中对当时日本的变革颇有微词，“日王之可鄙者，是在变洋之太过”，并因此认为日本具有“猴性”，同样反映了这—点。
关于朝鲜的通商问题是李鸿章等人与金允植会谈的重点。面对列强纷纷向朝鲜提出的开国要求，李鸿章在与金允植的谈话中，
首先就当前世界局势下的中朝关系进行了论述，李鸿章做出了在外敌入侵情况下保护朝鲜的承诺，同时又同意朝鲜完全自主地去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与通商谈判。
另一方面，李鸿章也深知日俄在朝鲜的扩张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希望依靠美国的力量牵制日俄。
李鸿章认为，美国距朝鲜万里之遥，并不急切地需要在朝鲜半岛寻求自己的直接利益，因此是可以利用的力量。
此前李鸿章在写给李裕元的信中便指出：“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
因此，他主张朝鲜先与美国谈判，并且以朝美之间的通商条约为蓝本，再与日本、俄罗斯谈判。同时，自身面临很大困难的清王朝在列强面前仍竭力维护朝鲜的利益。
李鸿章在与金允植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英国等国多次向自己提出希望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都被李鸿章婉言拒绝。
而在建议朝鲜首先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时，李鸿章希望加上“朝鲜久为中国属邦，而外交、内政事宜，均得自主，他国未便过问”—句。
这里的“他国”不仅是指美国，也针对那些对朝鲜还有觊觎之心的国家。例如日本和俄罗斯。由此可见李鸿章等人的良苦用心。
事实上，金允植也承认，“中国人之为我忧虑，甚于我国之人”。清王朝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扩张怀有很高的警惕，李鸿章等清朝大臣在与金允植的谈话中多次表明了这一点。
如李鸿章曾询问当时日本驻朝鲜使节花房义质的情况以及汉城的军事防范问题。李鸿章担心日本会利用当时朝鲜爆发的农民起义制造事端。
此外，李鸿章很关心朝鲜是否派人去日本学习。金允植回答说没有。他说，高宗没有向日本国派过留学生，只是选了八十多人，在朝鲜国内向日本人学习军事器械的使用。
金允植又说，武卫都统使闵台镐带了韩圣根、尹雄烈去向日本教官掘本学习军事。李鸿章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日本教官所培训出来的新式军人，很快就成了制造朝鲜国内动乱的急先锋。但是，李鸿章又无法直接表达此种担心。他只是在金允植的书写文字上加上了“是好意”三字。
李鸿章明白，日本军官反复主动要求培训朝鲜军人，是有他们的打算的。金允植反复向李鸿章解释说，朝鲜本意是要邀请中国军官去做培调官的。
在与列强签订通商条约这一问题上，朝鲜对清王朝的态度呈现出双重性的特点。
一方面，长期的宗藩关系让金允植等人怀有强烈的“事大”观念。
“我国之为中国属邦，天下之所共知也。常患中国无着实担当之意。以若我国孤弱之势，若无大邦之作保，则实难特立”。
同时，朝鲜缺少与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加之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因此朝鲜在与列强签约事宜上需要清王朝主持大局。
李鸿章希望朝鲜先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朝鲜不仅没有与列强打交道的相关经验，国内甚至连一个懂英文的官员都找不到。
另一方面，金允植等人也敏锐地观察到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环伺下自顾不暇的事实，因此对清王朝保护朝鲜的可靠性心存疑虑。
此时朝鲜已不再完全仰仗清帝国，而是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一方面适度拉开与清王朝的距离，当时朝鲜国新建立重要的行政机构机务府，但并未向名义上的宗主国清王朝报告，这引起了李鸿章的不满，在与金允植的首次对话中因此提出诘问。
另一方面，朝鲜国内部分人主张向日本倾斜，走学习日本的道路。
可以说，当时的朝鲜王朝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出路，一些大臣已经在向日本靠拢，他们不准备把自己国家的未来置于日渐虚弱的清王朝的保护之下。
“绅士游览团”的成行与朝鲜日本往来史
朝鲜王朝自建立之始，就与日本幕府政权（室町幕府及江户幕府）通过“通信使”维持着基本的邦交联系。
“通信使”作为政府使节参加由幕府举行的相关庆贺和吊唁活动，同时也充当为解决两国间紧急问题的特使。
1592年，在“壬辰倭乱”（日本方面称为“元禄庆长之役”，中国方面称为“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朝鲜王朝终止了向当时的丰臣秀吉政权派遣“通信使”。
战争结束后，朝鲜王朝于1607年、1617年、1624年，分三批向德川幕府派出“回答兼刷还使”，目的是恢复两国邦交，同时以“回答兼刷还使”的名义带回在战争中被掳掠到日本的朝鲜遗民。
三期的使节名称虽为“回答兼刷还使”，但自此之后，此项功用逐渐淡化，名称恢复为朝鲜王朝前期的“通信使”之名。
自1429年（世宗十一年）实际派出“通信使”至1811年（纯祖十一年），历时将近390年的“朝鲜通信使”制度结束。此后，日本于1868年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完成了近代化国家转型。
相比之下，朝鲜则不断受到来自欧美列强的开国要求，进而多次与列强发生冲突，出现了诸如“丙寅洋扰”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
也就是在此期间，近代化转型得以推进、急需开展新型外交的日本将目标锁定在了朝鲜身上。
1875年4月（明治八年），为协助理事官森山茂与朝鲜交涉关于新邦交建立问题，并武力恫吓朝鲜王朝，以“云扬号”为首的三艘日本军舰进入釜山港，8月，“云扬号”移动到江华岛的草芝镇方向。
由于双方误判，守岛朝鲜军队与“云扬号”进行相互炮击，“云扬号”在撤退过程中炮轰了永宗镇。这次事件史称“江华岛事件”。
借此次事件，1876年1月，明治政府任命黑田清隆为全权大使、井上馨为副使赴朝鲜洽谈相关事宜。
面对来自日本的压力，1876年2月26日，朝鲜与日本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通商条约—《江华条约》。
自此，朝鲜放弃闭关锁国政策，并以此为起点作为两国修好的标志，向明治政府派遣使节，时隔65年两国再次开始接触。
与之前的“通信使”有所不同，此次往来于两国之间的外交使节被称为“修信使”。自1876年开始派遣至1883年为止，前后共有4次。
较“通信使”而言，“修信使”在两国的外交活动中秉承朝鲜王朝“修旧交、厚信义”的宗旨，作为处理两国外交活动纠纷的“救火队员”的角色出现，这与“通信使”更加注重参加幕府政权礼节仪式的做派有所不同，其所具备的务实色彩更为浓厚。
也就是在朝鲜逐步打开国门，逡巡着尝试与以日本为代表的近代世界进行接触的不久之后，1882年7月，因旧式军官兵认为政府在军饷米的分配上优待新式军，在汉城发生了驱赶主张“开化”的闵妃，袭击日本公使馆的“壬午兵变”。
此次事件的发生导致同年的“修信使”一行人数锐减，正使朴泳孝以“特命全权大臣”而不是以“修信使”的身份赴日向明治政府赔罪。
更为严重的是，1884年12月，“甲申事变”爆发，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人被彻底清除出了朝鲜政府。此事件标志着朝鲜相对自主的近代化改良运动遇到了重大挫折。
此后的1885年，虽依然还有徐相雨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依照《汉城条约》向日本奉交国书的所谓最后一次“修信使”之行，但在开化党势力被清除出朝鲜政局的背景之下，相较之前的几次外交活动，其进行自主性改良的历史意义相对来说已被极大地弱化。
1885年之后，由于两国政府各自在对内政外交的决策上走向了极端化道路，以“通信使”或“修信使”为名的定期外交活动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通观1876年至1883年间，包含“绅士游览团”在内的朝鲜王朝与日本明治政府的交往，外交使团由前期的偏向于礼节性的外交活动开始逐渐向实务性的考察学习方向转化。
针对这一点河宇凤教授在其文章《開港期修信使O日本認識》中已有充分说。更进一步说，这是朝鲜王朝主动地将旧外交体系向新外交体系进行转轨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其自主性表现最高，并力图通过自身努力找到救国图强道路的外交活动顶点并不是由官方主推的外交活动，相反却是以“绅士游览团”为标志的带有非官方性质的外交活动。可以说在如此短暂的开化风潮中，“绅士游览团”的出行可谓是极其特殊。
“绅士游览团”也被称为“朝士视察团”，从1881年5月8日日本外务省收到游览团到达长崎的第一封电报开始，至8月22日，兵库县县令森山昌纯与公使花房义质于神户港送别乘坐三菱邮船千岁丸号返朝的游览团为止，游览团共在日本“浏览”了106天。
与之前的两次“修信使”不同的是，此次一行人是遵照朝鲜高宗的个人意志进行的非官方访问。
而促成此次日本之行的重要推手却又是之前第二次“修信使”使团从日本带来的各种围绕当时东北亚局势的最新情报与看法。
朝鲜末期的政治角力主要在推行排外锁国政策的大院君与主张开化的闵妃外戚集团之间不断地进行。以“丙寅洋扰”为代表，面对来自列强开国通商的要求，朝鲜国内加强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不过，1873年，因为主张“卫正斥邪”，强力推行排外政策的大院君在朝鲜内部政治斗争中失势，使得提倡开化开国的政治势力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此后发生的“江华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为朝鲜开始与近代世界接触提供了一个跳板。1880年，朝鲜第二次派出以金弘集为正使的“修信使”外交使团。
此次使团的最大收获是收到了时任清驻日参赞黄遵宪受洋务运动重臣李鸿章授意而撰写，并准备呈赠给朝鲜政府的《朝鲜策略》。
《朝鲜策略》的重点主要体现在“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的这一部分上。
也就是说，当下朝鲜最紧要的外交核心事务是为防范俄国南下对朝鲜的侵略，而与中国亲近，与日本接好，与美国联合。
如若通过此方法能构建出良好的外交态势，进而成功防范俄国的南侵，并最终实现国家自强。可以说此方法实际上形成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然而，在一个秉持着“华夷世界观”尊奉儒家道德规范为圭臬的封闭社会，当时的朝鲜对这样一份外交政策所抱持的怀疑和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也为之后开化党人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但紧迫的时局急切需要政府方面拿出相应的对策。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朝鲜高宗依凭其个人决断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为推行开化、开国政策而开始着手准备新的外交布局。
对于“绅士游览团”的派遣，1881年2月28日，驻朝鲜的办理公使花房义质（以下略称花房）在给外务卿井上馨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述：“我国政府于朝鲜政府，愿其改闭关锁国之国是，变外交之政略，劝其官绅子弟周游诸国之急务为诸事之先，且建其游学于我国者不止一二，尤其如明治十年十二月义质遣书于礼曹判书一般，几无响应者。然于其国人士皆茫然无所顾省之时，谓朝鲜僧人李东仁者，深感时事之所在，密潜入我国，屡屡谋求其国改革之是。其偶与修信使金宏集在日之时密会，畅谈其志，及至归国蒙受国王之信，奉王命再而渡航于我国，依我知，其恳请我国派遣着正装之全权使节，且欲求枪器于我以图变法革新。”
由此可以看出，在朝鲜正式派出游览团之前，作为僧侣的李东仁已在日朝两国之间私下进行着穿梭外交，而其第一次赴日的时间是在1879年9月，其所有的赴日资金则是由朴泳孝所资助的。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花房在此文的开篇部分，陈述了其希望朝鲜政府能够派出更多的士绅子弟赴外求学的建议。
实际上，花房本人于明治十年，也就是1877年就已经向当时朝鲜的礼曹判书提出了此建议。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对方对此建议采取了漠然以对的态度。
此外，作为官方第二次派出的“修信使”金弘集，在受到明治政府官员参观各种军队、工厂、学校的建议时，做出了“本使迂拙，素无知解，虽见无益”的消极回应。
可见，派出“绅士游览团”之前，在朝鲜政府内部，围绕是否赴外开展近代事务学习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受日本政府推动，特别是通过花房公使从中斡旋，态度由被动向主动转换的过程。
关于这一说法，许东贤在其《1881年朝士視察団活動関研究》一文中已作出了说明。
其实，在花房向井上馨传递此次报告之前的1879年4月，李东仁就已经开始与花房接触。但对于一个僧人的各种只言片语，明治政府是无法全部采信的。
尽管这样，李东仁还是成功地于1879年到达日本，并于1881年的1月，在为推行开化而设立的统理机务衙门中被任命为参谋官，而此举实际上是为李东仁的个人信誉度作了一定程度的加持。同年的2月3日，李东仁再次与花房联系，这次正式触及派遣游览团的事宜。
此后，为保万全，花房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时任领议政李最应和第二次“修信使”金宏集接触，也就是在他们的只言片语中确认了朝鲜方面有向日本派遣游览团的意向。
在经历了各种曲折之后，借道釜山，“绅士游览团”于1881年5月7日，从釜山出港开始了赴日之旅。抵达日本之后，游览团中的相关成员很快就在明治政府的安排下，展开了在日本的各种参观学习活动。
返回朝鲜后，被分派到朝鲜有关部门的游览团成员根据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系列的见闻录和资料汇编，并呈送给高宗。
此外，完成了资料汇编和整理工作的团员们，基于其在日本相应部门的学习与考察经历，通过统理机务衙门改革这一契机，被安排到了相应的部门参与朝鲜王朝后期的开化改良运动。
不过遗憾的是，国内及国际的事态却并没有随着朝鲜方面的意愿而发展下去。
亦如前文所述，在游览团出访结束三年后的1884年，“甲申事变”爆发，作为团员的洪英植也因此次事变而丧命。
不过，与洪英植的死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原本作为激进开化派而随团赴日的鱼允中，自“甲申事变”后，在政治上迅速地向清王朝靠拢。由此可见，“绅士游览团”及其一行人在朝鲜王朝末期的历史中，遗憾地扮演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尴尬角色。
结语
中国自秦汉以来，便开始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一些学者将这一秩序称为“朝贡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中央王朝自谓“天朝上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诸藩国承认并拥戴其为“天下共主”。
藩国有义务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以便得到中央王朝的承认和保护，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巩固和保障自身的安全。
“朝贡体系”与日后的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显著不同，“朝贡体系”下的藩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被保护国”，更不是殖民地。中国并非周边国家的统治者，更不是殖民者和掠夺者。
藩国对中国的臣服是名义上的，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没有受到损害，内部事务也很少受到干预。
然而，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这种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就不断受到来自以国民国家为单位、国际法为国家行为准则的近代国际关系的挑战。
对于东北亚三国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三国在面对这种挑战时，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应对之道。朝鲜半岛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一直处在大陆和日本列岛的双重压力之下。
整体来说，以归附于“华夷秩序”为大前提，其对大陆的向心力左右着其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向。
但面对“老大”中国的自身难保无暇东顾，“新兴”日本的跃跃欲试积极挺进，朝鲜王朝显然是表现出了极度惶惑的状态。
通过对“领选使”和“绅士游览团”的分析，可以看出，处于夹缝的朝鲜王朝面对国内守旧与开化两派的内部斗争，以及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半岛的外交争夺，其逐步开始与外界接触，进而展开通商外贸活动都是被逼迫之下的无奈之举。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通过这两次对外考察活动，看到朝鲜王朝在如此不利的区域环境之下，竭尽全力地展现出其主动性。
这样的主动性主要体现在了金允植于天津考察期间对清末“洋务运动”的疑虑，体现在努力结成“绅士游览团”，尽全力地了解“明治维新”如何使日本实现富强的行动上。
当然，表现出对于清王朝推行“洋务运动”的疑虑并不意味着其对明治政府推行“明治维新”的认同。
“绅士游览团”的成员朴定阳就对日本的近代化事业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存在于很多其他的参访成员中。
可以说，它其实是朝鲜针对“洋务运动”模式与“明治维新”模式，试图寻找到为己所用的新模式的思想基础。这是一种对双方都保留了批判与怀疑的态度。
因此，面对中日两国，看似首鼠两端却一直保持着谨小慎微态度并努力地与两国进行接触的朝鲜高宗乃至于整个朝鲜政府都在尽最大的可能表现出其理性的主动。
只不过这种主动性在被转化为对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开化改良运动之时，被片面地极化了。
政治上尚不成熟的开化派在这个国家追求改革的上升期中，因为其激进的态度，使刚刚能见到一缕曙光的朝鲜国势被拉向了另一个极点。
洪英植的死和鱼允中的变，便是这一态势的真实写照。此后的历史再也没有给朝鲜王朝更多的时间去寻找适合他自己的发展道路。
面对已被极化的政治选项，朝鲜王朝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抉择，理性主动被不断地消解，最后使得仅有的主动变成了完全的被动，有限的理性被无限的非理性逐步取代。此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甲申事变”后的朝鲜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这样的形势造就了清王朝与明治政府在朝鲜半岛上的等势格局。
然而，这一结果实际上对于朝鲜王朝来说却不甚良好。远没有实现“自立自强”的朝鲜王朝被赤条条地一点点置于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中。
直至《马关条约》的签订，朝鲜被彻底地剥离出了“朝贡体系”。
此后，大韩帝国的成立只能说是迫于形势所产生的非理性主动的终极表现形式，且此举并没能够阻挡住来自列强的袭扰。
最终，朝鲜王朝还是被日本明治政府不断地拉入其构建的殖民体系中。
1910年，日本与韩国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朝鲜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也进一步深重。
不过，随“绅士游览团”赴日，最后留在了日本并跟随福泽渝吉于庆应义塾学习的俞吉濬和进入同人社学习的尹致昊，则携手打开了朝鲜学生赴日留学之门。
自此之后，就开始不断地有朝鲜学生来到日本学习。而就在他们赴日15年后的1896年，本应为师的“老大”中国才派出首批留日学生。
一定意义上说，朝鲜王朝在其末期表现出主动性，做出向日本学习的决定，展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历史前瞻性。
作者观点：
面对中日两国,朝鲜高宗乃至于整个朝鲜政府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努力与两国进行接触,尽最大可能表现出其理性的主动。
只不过这种主动性在转化为对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开化改良运动之时,被片面地极化了,最终,朝鲜王朝还是被日本明治政府不断地拉入其构建的殖民体系中。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进一步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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