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才原创之作都内涵丰富，为后世灵感之源泉，思想之根基；凡经岁月洗礼存留至今之作均反映时代，又穿越时代，把探寻现实的触角伸展到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激励思想的无限再生。帕特农神庙是希腊文化的象征，尽管神庙已遭损毁，但建筑样式之美依然令人惊叹，一直是现代设计师向往的圣地；万神殿既彰显着古罗马精湛的建筑技艺，又成为后世心仪的摹本。文字符号带来的神奇犹如建筑，可以有多重内涵，激发奇异的联想；有丰富的意义层次，唤醒多元的解释。伟大著作的生命由文字所形塑，又逸出其字面含义，从而使文本的交流和解释变得细微而丰富、浓密而复杂，进而使文本的意义更加淳厚，而这种交流和解释若发生在另一种文明系统中，在不同语境中则更会反衬并催生出多重意义，甚至激活他者文化或已凝滞的文明。
从效果历史的角度来看，尽管文本大多具有作者赋予的预期意义，但随着时间推移，文本与读者的背景、经验、视角和想象力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阐释和再阐释，赋予了文本不断新生，持续唤起作者内涵在文字深处却可与读者灵犀一念相勾连的记忆、情感、联想和意义。在文本的原典性、静态性、凝聚性与读者的再生性、动态性、创造性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不断激发新意和洞察。此类文本互动、互惠是文明交流、交融的基本前提，也是阅读的崇高体验，是阅读生命的主体建构。人类就是在这样的交流和理解中逐渐使文明的含义越来越丰富。
阅读经典不仅是习得文化素养的过程，亦是一种共享、共情人类文化遗产的实践。文化是人类的核心，历史文本是其表达的重要手段；文化塑造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奠定了与他人互动以及认识主体自我的手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历史叙事实现的。历史的多样化表现不仅关联传统文化的特定价值观和思维模式，而且也关联文明的不同境界。
人类用各种办法保存自己的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包括结绳记事、史诗、抒情诗、悲喜剧、口头传说、小说故事、建筑碑刻等等，历史写作是其中一种特殊的形式。历史学有其独特的精神内涵与目的，概而言之，如传承、垂训、求真、定位、证明等。在不同时代，人们写作历史的方法和目的有着很大的差异，希罗多德发表《历史》，旨在“保存人类的功业”，他选择记载的是“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但对于何为“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人们也有着各自的选择。
就西方史学而言，古希腊史学和与之一脉相传的古罗马史学共同构成西方史学发展的古典史学阶段，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努力对当时事件进行叙述时强调亲自调查，寻找目击者，询问并加以判断。公元4世纪起，基督教史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教父们构想出一种目的论史观，将历史解释为由神的旨意引导或塑造，这种观点通常强调历史是一种有意义的叙事，有其普世的、终极的目标。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典历史的兴趣复苏，重新确立人的中心作用和根本价值，形成了服务于人之教养的人文主义思潮。进入近代，启蒙运动史学家崇尚理性主义，相信通过运用理性和科学方法，人类有可能取得进步。同时，人们逐渐视自然科学为人类知识的至尊，历史学以贯彻实证主义精神、求得“科学”的一席之地为荣。19世纪是西方史学的繁荣时代，考证方法、文献整理、国史书写都有重大进展，各类专史竞相出现，历史学家在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充当了关键的角色。进入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在各个方向的开拓，使得历史学突破了传统的藩篱，一切材料均可证史，所有人物都能入史，历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全面地反映人类共同的活动和实践。毫无疑问的是，各种思潮激荡下的史学著作，持续丰富人类文明的内涵，为文明交流提供扎实的基础。
经典是鲜活的、流动的，可以跨越时空界限，可以超越文化隔阂，促进人类文明间的互动与发展，挑战那些固化的、稳定的文化体系，一直产生着极大的效果。歌德认为：“借着翻译，德国在有关东方的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安托瓦·纳贝尔曼：《异域的考验》，第1页〕翻译为文明交流的重要手段，不仅是一种文化摆渡，更是为了“建造可比物”，因此，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翻译问题。“得益于对古希腊作品的大规模翻译，更是借助于同前者的共生、融合和借鉴，罗马人建立起了自己的语言与文化”〔同上，第22页〕；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圣经翻译中，欧洲语言的词汇通过翻译得以丰富，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也得到了扩展，如本雅明所说，译者的任务是“在译入语中找到能够由此唤醒原文回声的意向”。
文明是多元的，亦是多源的，历史书写亦是如此，人类对自我、他者、世界的认知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均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译学术名著丛书”对于中国文化建设而言，既是拿来、吸收、借鉴，又是对话、扬弃、互融。翻译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在人类共同体的层面交换对于真善美的不同理解，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翻译可以加强不同背景学者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形成一个更具包容和相互联系的学术界；翻译可以使人们能够接触到母语中可能没有的观点和视角，从而丰富学术话语，促进人类合作。要之，研读域外名著是人类彼此理解的基础，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如果我们排斥外来文化，不引进外来文化，不研究外来文化，无异于把自身放逐在世界之外，是闭目塞聪、是固步自封，更遑论去理解世界、展望未来了。我们的世界因民族、种族、阶级和性别歧视而严重分裂，而超越这些分裂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教育去培养批判性的自我审视、塑造世界公民的理想、发展某种叙事想象力，来包容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理解人类文化的共通性，构建一种尊重差异的全球文明。
“汉译名著 · 历史学经典十种”
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对世界各国学术名著的译介，对史学名著的引进更是不遗余力，所译名著，已蔚为大观，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适值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出版一千种（其中史地类205种）之际，出版社再精选出“汉译名著·历史学经典十种”，是值得赞赏的举措。这十部著作本身就是西方文明进化的证明，它们构成了一部独特的人类文明史，也是中国认知世界的重要窗口。我们力图让这十本名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致分为记录个体英雄行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高卢战记》、呈现历史传承与文化演变的《封建社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旧制度与大革命》、探究文明交流互鉴的《希罗多德历史》《拜占庭帝国史》《草原帝国》、凸显整体史观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反思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的《历史是什么？》等五类著作。
通过入选的十本史学名著来反映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总与现实互动，把握历史是理解世界的关键。因此，我们遴选的原则是那些能反映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文明的交流与冲突、文明的多样与复杂，能体现过往五千年人类文明发展框架的奠基性著作，同时亦关注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作品，当然，对历史书写本身的反思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希望通过这十部史学名著，展现人类文明丰富多元的样貌，让读者对人类文明发展有一种全景式理解。
这些历史著作在人类文化传统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重要性已超越历史学本身，既影响了西方思想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了西方思想与其他传统的文化对话。我们称其为“历史学经典”，是因其蕴涵的思想历久弥新，只要用心去读，就会有收获。阅读经典可以破除因循守旧和知识同质化而产生的心灵的封闭。经典具有普遍的价值，可传承伟大的思想、回应时代的大问题、表达人类的永恒主题，是人类文明前行的基础。阅读经典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快乐，它永远是一种与“不在场”智者的交流，为每个时代的读者提供对话的可能与空间，让我们的思想充满活力，让我们的精神丰盈。世界不仅是一个可以体验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可以通过人类的文字、思想和行动来研究、设想和改变的地方。
一部历史著作可以是“经典”的，或是“伟大”的，但并非“尽善尽美”“毫无瑕疵”。它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被人质疑，引发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其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与其说历史发生了什么，不如说历史事件是如何被书写的，通过阅读可以知道历史如何因时代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式？ 作者想表达什么？ 其目的是什么？ 作者是如何选题与选材的？ 作者又是如何受时代、民族、年龄、性别、身份等因素影响的？ 等等，阅读历史学经典是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判断能力的重要路径，这决定着一个人能走多远，能站多高，能思多深。
阅读是我们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阅读历史学经典会有助于我们领会西塞罗的箴言：历史是“真理的光辉，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古代社会的信使”：历史智慧无穷无尽，翻开历史著作，就是打开了智慧之门；希罗多德属于全世界，人人都是布罗代尔，只要开卷就能发现自己的哈姆雷特。
作 者：
陈 恒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